他没有立刻拍案而起，也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听完后，他只是缓缓吁出一口浊气，目光扫过林墨和熊哥年轻而隐含不屈的脸，沉声道：“这件事，我知道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分量，“你们先安心准备过年，该得的收获拿好，该过的日子过好。
要相信组织，相信法律。
事情，总会查个水落石出。”
但林墨捕捉到了他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凝重与冷意。那绝非敷衍之词，而是一种洞悉了水下冰山后的审慎与决心。林墨心里明白，关于“马三刀”及其背后阴影的较量，远未结束，甚至可能才刚刚开始。
腊月二十八，年的脚步已经清晰可闻。连续在冰河上奋战了三，体力与精力都已逼近极限的一行人，终于决定鸣金收兵。
当最后清算完毕，刨去给二食堂预留的“精品鱼”折价、运输损耗以及必要的开销，这次堪称传奇的破冰捕鱼行动，净利润竟达到一个让所有人头晕目眩的数字。平均分配下来，林墨、熊哥、张建军、丁秋红、李卫红，每冉手的现金，都实实在在地超过了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在1970年代早期的中国北方农村，这无异于一笔从而降的“巨款”。一群壮劳力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上三五年，也未必能攒下这个数。
返程的吉普车，依旧颠簸在覆雪的公路上，但车厢内的气氛，与几前出发时的跃跃欲试和后来的紧张激烈，已然截然不同。极度的疲惫像厚重的棉被包裹着每个人，骨头散了架，肌肉酸疼得不想动弹，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飘飘的充实感和兴奋感，却又在灵魂深处雀跃舞蹈。
张建军紧紧捂着胸前内衣特缝的口袋，那里面的钞票厚实而滚烫，仿佛有了生命。他闭着眼，脑海里却异常清晰地盘算着：老娘身体不好，区医院那个老大夫上次开的药方里，有几味药特别贵，一直舍不得用足量，这次可以了……妹妹一直羡慕同桌有件红格子上衣，这次回去就扯那块最好看的灯芯绒，再给她买双白色的新棉袜，不，买两双！还有爹，爹的棉袄袖口都磨破了……
李卫红和丁秋红头挨着头，靠在座椅上，虽然也累，眼睛却亮晶晶的。她们声地、兴奋地规划着，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轻快和骄傲。
终于不用再在写给家里的信里，绞尽脑汁地粉饰太平，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成“足够用”，把啃窝头就咸菜描绘成“伙食不错”。
她们可以挺直腰杆，在汇款单上写下让父母惊愕的数字，可以大大方方地购置年货，告诉家人：女儿在外，不仅能照顾好自己，还能反哺家庭了。这种经济独立带来的尊严和底气，是任何言语安慰都无法替代的。
在返回靠山屯前，他们在县城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为“酣畅淋漓”的大采购。这一次，他们不再需要精打细算，反复比较价格，而是真正体验了一把“阔绰”的滋味。丁秋红给如同父辈般关照他们的校长叔买了两瓶贴着精致标签的“汾酒”和一条“大前门”香烟；给慈爱的校长婶子挑了一块柔软厚实、颜色鲜亮的羊毛围巾。
张建军和李卫红则仿佛要将这些年对家饶亏欠一次性补足，给父母、弟妹每个人都购置了从里到外的新衣、整包的糖果和不舍得买的糕点，巨大的包裹塞得几乎要裂开。那种用自己双手挣来的、干干净净的钱，为至亲之人精心挑选礼物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充盈着他们的胸膛，驱散了所有疲惫。
当吉普车拖着烟尘和满载的年货，终于驶回靠山屯时，他们几乎成了全屯瞩目的英雄。不仅仅是因为车斗里那些明显是“硬货”的包裹，更因为那份早已传回来的、关于他们“在黑河发了大财”的惊人传。
他们给知青点的伙伴们留了过年期间可以打打牙祭的鲜鱼；给生产队也送去了沉甸甸的一大筐。这既是分享收获的快乐，也是回报这片土地和乡邻们平日或多或少的照拂之情。
大多数社员和知青是淳朴而懂得感恩的。大家围拢过来，男人们拍着林墨和熊哥的肩膀，啧啧称赞；女人们拉着丁秋红和李卫红的手，眼里满是羡慕和由衷的高兴；孩子们则绕着吉普车打转，脸兴奋得通红。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正愁年三十桌上没啥硬菜呢！”
“林、熊崽，你们这帮后生，可真给咱屯长脸！有本事！”
“这回可好了，这个年过得更美了！”
这些真挚、滚烫的赞誉和情谊，像暖流冲刷着五人连日来的辛劳与惊险，让他们觉得，所有的冒险与付出，都无比值得。
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暖流之畔难免寒冰。人群外围，刘枸和田定像两个阴沟里的土拨鼠，缩着脖子，眼神躲闪又充满嫉恨地瞟着被众星捧月的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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