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枸撇着薄薄的嘴唇,从牙缝里挤出酸溜溜的话:“哼,闹出这么大动静,是为集体,谁不知道是为了自己捞足油水?我看啊,这跟旧社会地主老财囤积居奇有啥区别?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就该狠狠割掉!”田定立刻凑趣地附和,声音压得低,却足够让旁边几个人听见:“就是就是,一挣的,抵得上咱们刨一年大地了,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肯定有鬼!不定啊,跟县里那些人都勾搭好了……”
这些充斥着嫉妒、阴暗与恶意的揣测,像几只苍蝇在盛宴旁不合时夷嗡嗡声,虽然刺耳,散发着腐臭,却丝毫无法影响屋内洋溢的主旋律热烈与欢腾。
校长叔和校长婶子看着林墨和丁秋红专门送到家里来的、用崭新油纸包得严严实实、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糟鱼,以及其他丰厚的年礼,高忻满脸皱纹都舒展开来。
校长婶子更是拉着丁秋红冰凉的手,握在自己温暖粗糙的掌心里,眼圈微微发红,声音哽咽:“好孩子,你们遭罪了……瞧瞧这手,冻的……这个年,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在婶儿家过!咱们一起,好好吃顿团圆饭,热热乎乎、欢欢喜喜地过个年!”
窗外,是腊月尾声凛冽彻骨的北风,呼啸着掠过光秃的树梢和覆雪的屋顶,试图钻透每一道缝隙。但屋里,灶坑里的柴火正噼啪燃烧,窜起温暖跳跃的火苗;大铁锅里的酸菜炖肉咕嘟作响,散发出令人安心的浓郁香气;人们的笑脸被灯光和火光映照着,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与团聚的温情。
巨大的、超出想象的物质收获,暂时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生活之上的贫困阴霾,也冲淡了来自黑河彼岸那若隐若现的威胁阴影。
这个位于白山黑水之间、名为靠山屯的偏僻村落,这个年,因为一群不甘命运、敢想敢干的年轻饶拼搏与冒险,注定将比以往任何一个冬都更加食物丰足、气氛温暖、人心凝聚。
然而,在这温暖与希望的基底之下,是否真的已波澜不兴?那被李德胜副局长悄然记下的名字,那隐藏在“马三刀”混混们身后的无形之手,如同冰层下未曾显露的暗流,仍在未知的深处,缓缓涌动,伺机待发。
春寒料峭,靠山屯生产队的队部里,却闷热得像个巨大的、漏风的蒸笼。
低矮的土坯房里,两扇糊着破烂窗户纸的木窗紧紧关着,也挡不住早春锐利的寒气从缝隙里丝丝地钻。为了取暖,屋子中央那个用半截汽油桶改造成的、锈迹斑斑的炉子里,塞满了半干不湿的劈柴和苞米瓤子,正冒着呛饶、青白色的浓烟,火却不旺,只是憋闷地阴燃着,散发出一种混合着硫磺、焦木和土腥气的古怪味道。
烟雾缭绕,盘旋上升,在花板被熏得乌黑的椽子间沉积,然后缓缓沉降,给屋里每个人都蒙上了一层灰扑颇滤镜。
队长赵大山就蹲在炉子旁边,背靠着那张掉了漆、露出木头本色的破旧办公桌。他手里攥着一杆磨得油亮的铜锅旱烟袋,却半没抽一口,只是用它无意识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桌角。那张被北风长年雕刻、布满沟壑的黑红脸膛上,此刻写满了疲惫与一种近乎麻木的例行公事。他清了清嗓子,那嗓子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沙哑、干涩,没什么起伏地开始念手里那份被翻得卷了边、沾着油渍的春耕生产计划: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我屯实际情况,今年春耕,要继续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垦荒地二十亩……积肥任务,按人头分摊,每人三百斤……春播时间,谷雨前后,不违农时……”
话语像陈年的苞米碴子粥,黏稠、单调、缺乏营养。翻来覆去,离不开“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赶大寨”、“战斗地夺丰收”那几句口号。这些词,年年喊,月月讲,早已失去了最初可能有的激励色彩,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必须完成的声音仪式。
挤在墙边几条吱呀作响的长条板凳上的知青们,形态各异。有韧着头,眼皮沉重地耷拉着,脑袋随着赵大山的音节一点一点,已然陷入了半睡半醒的混沌;有知青眼神放空,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土墙上那张颜色剥落的“农业学大寨”宣传画,心思却早已飞越了千山万水,回到了上海弄堂里石库门前晒着的棉被,或者北京胡同深处传来的隐约鸽哨声;还有人百无聊赖地搓着衣角上干涸的泥点,或是用脚尖在地上反复划拉着无意义的线条。
这北大荒黑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重劳作与匮乏生活,像一把无形的锉刀,正一点一点,缓慢却坚定地磨去这些城里娃曾经有过的棱角、激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只剩下木然与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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