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的春来得晚。南京城里的柳树才刚抽芽，我爹就倒下了。
起初只是咳嗽，御医来看过，是风寒，开了几副药。爹喝药时皱着眉：“这药苦得邪乎。”我当时还笑：“良药苦口嘛。”
后来想想，那药确实苦得邪乎——苦得像是把黄连、苦参、龙胆草一股脑儿全熬进去了。但我不敢，因为开药的是宫里来的王御医，朱元璋亲自指派的。
爹卧床的第七，我开始替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曹国公府的账簿、田庄的收成、军中旧部的请铜…堆了半张书案。我坐在爹常坐的那把黄花梨木椅上，脚还够不着地，得垫个绣墩。
李诚在旁边磨墨，磨着磨着就抹眼泪：“少爷，您才十五……”
“十五不了。”我低头看账本，其实心里慌得很。那些数字在眼前跳，像一群不安分的蝌蚪。
三月初九那晚，爹突然精神好了些。他让我扶他坐起来，靠在枕头上，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照得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樱
“景隆。”爹的声音很轻，轻得我要凑近才能听清，“去把门关上。”
我关好门，回来坐在床沿。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冰凉冰凉的，握住我的手。
“有几句话，你记牢。”爹一句，喘三口，“第一，袭爵之后，谨事陛下。咱们李家能有今，全靠圣恩。这恩，得用一辈子还。”
我点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
“第二……”爹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善交燕王。”
我一愣。爹以前总“皇家的人别太亲近”，现在却“善交”。
“燕王雄才，将来必有大作为。”爹的手紧了紧，“但你记住——交是交，忠是忠。交情归交情，本分归本分。切不可混为一谈。”
这话我当时没完全懂。后来在靖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夜夜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爹早就看透了一仟—他知道朱棣会起事，知道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给我指了条最险的路：既要交，又要忠。
“第三……”爹的声音更弱了，“你性子柔，心肠软。这本是好事，但在朝堂上……是祸根。该硬时，得硬起来。”
他完这句话，闭上眼睛，胸口起伏得像破风箱。我喊李诚去叫御医，但爹摆摆手：“不用了。该来的，总要来。”
御医还是来了，又是那个王御医。他把了脉，开了方子，了些“静养为宜”的套话。我送他出门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公爷节哀。”
我那时不明白，人还没死，为什么要“节哀”。
第二清晨，爹走了。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李诚扑在床边嚎啕大哭，我却哭不出来。我只是坐在那儿，握着爹已经僵硬的手，想着他昨晚的三句话。
十五岁，我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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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公府的灵堂设了七。白幡挂满了屋檐，孝服像一片移动的雪。来吊唁的人很多，武将文臣，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在我面前“节哀”，“文忠公千古”，“公爷保重”。
我跪在灵前还礼，膝盖肿了，腰直不起来。但我不敢喊疼——现在我是曹国公了，虽然诏书还没下，但所有人都已经这么叫我了。
第三夜里，守灵的人少了。我靠在棺材边的蒲团上打盹，突然听见外面廊下有压低的话声。
是府里的两个老家将，都是跟着爹从战场上下来的。一个姓张，断了一条胳膊；一个姓陈，脸上有刀疤。
“……老爷去得太突然。”张老将的声音。
“何止突然，是蹊跷。”陈老将更低声，“前几日还能吃两碗饭，怎么御医一来，反而……”
“嘘——声点。”
“怕什么？这府里现在……唉。我就是觉得，老爷这病，来得怪，去得更怪。”
“你是……”
“我什么也没。但老爷这些年，太招眼了。北伐的功劳，练兵的权柄，还有燕王那边……”
话到这儿断了。脚步声远去。
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棺材就在我身边，楠木的，很厚，爹躺在里面。七前他还能摸着我的头“景隆长高了”，现在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招眼”“蹊跷”“御医”——这几个词在我脑子里撞来撞去。
我突然想起爹喝药时皱的眉，想起王御医躲闪的眼神，想起朱元璋这几年对功臣的处置：廖永忠沉船死了，汪广洋贬了又杀，胡惟庸案牵连上万……
我打了个寒颤。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皇权的重量——不是奏章上的朱批，不是朝堂上的山呼，而是悄无声息地，就能让一个国公“病逝”。
李诚端着热粥进来时，看见我脸色煞白，吓了一跳：“少爷，您怎么了？”
“诚叔。”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爹他……真是病死的吗？”
李诚手里的粥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热粥溅了他一裤腿。他顾不上擦，扑过来捂住我的嘴，眼睛瞪得老大：“少爷！这话万万不得！”
他的手掌粗糙，带着老茧，还有粥的温热。我透过他的指缝喘气，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记住。”李诚松开手，跪在我面前，声音压得极低，“老爷是病逝的，御医诊断的，陛下哀悼的。只能是病逝。”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哀求，也有警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府里上下百口人，都指着我活。我错一句话，所有人都得死。
我抹了把脸，点头：“我知道了。”
那碗粥最后还是喝了。李诚重新熬的，加了姜丝，驱寒。我一口一口咽下去，烫得舌尖发麻，但心里还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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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的七七过后，袭爵的诏书下来了。
典礼在奉殿举校我穿着赶制出来的国公朝服——深紫色的，绣麒麟，金线扎得我脖子痒。十五岁的身体还没完全长开，朝服松松垮垮的，得用腰带狠狠勒紧。
朱元璋坐在龙椅上，隔着丹陛，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司礼太监尖细的声音念诏书，一大堆骈四俪六的词，我只记住一句：“特袭曹国公爵，岁禄三千石，赐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我爹也有一块，但他没用上。
我跪着接过诏书、印信、还有那卷沉甸甸的铁券。起身时，腿一软，差点摔倒。旁边的太监扶了我一把，我瞥见他嘴角一闪而过的讥笑。
是啊，十五岁的国公，乳臭未干，凭什么？
按规矩，接下来要解下父亲的佩剑，换上自己的。但我爹的剑随葬了——他那是太祖赐的，要带到地下去继续效忠。所以我得佩自己的剑。
我从怀里取出那柄匕首——朱棣送的，木头模型，三年了，我随身带着。本来该佩真剑，但时间仓促，来不及铸。司礼太监皱了皱眉，但没什么。
我把匕首挂在腰间。很的一柄，和庄重的朝服很不搭，像孩的玩具。
叩谢皇恩时，我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金砖。听见朱元璋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抬起头来。”
我抬头。第一次这么近看朱元璋——57岁了，脸上沟壑纵横，但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刀锋。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后背冒汗。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腰间的匕首上，停了停。
但他什么都没。只是挥挥手：“去吧。好生学着，莫负你父亲之名。”
我退着出殿，直到转过屏风才敢喘气。贴身的内衫已经被汗浸透了。
后来很多年，我都在想朱元璋那个眼神。他认出那是朱棣的样式吗？他猜到我私交燕王吗？还是他根本不在意，觉得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把木头匕首，掀不起风浪？
我不知道。圣意难测，这是爹教我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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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府第三，朱棣的信到了。
送信的是个不起眼的商人打扮的人，是从北边来的，带了些皮货。李诚把他引到书房时，我还以为是来谈生意的。
“人受燕王殿下所托，送封信给公爷。”那人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最里面是一封火漆封口的信。
火漆上是燕王的私印——一只蹲着的豹子。
信很短，就几行字：
“惊闻文忠公仙逝，悲痛难抑。景隆弟节哀。兄在北平，关山远隔，不能亲至吊唁，唯遣使致意。弟年幼袭爵，若有疑难，可来信询兄。珍重。棣字。”
没有客套的骈文，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没提“本王”。就是“兄”，就是“弟”，就是“珍重”。
我拿着信，在书房里坐了一下午。窗外春雨淅淅沥沥，打在新发的芭蕉叶上，啪嗒啪嗒响。
李诚进来添茶时，看见我在发呆，声：“少爷，燕王殿下……倒是有心。”
“有心是好是坏？”我问。
李诚不答，只是叹气。
又过了几，宫里传旨，朱元璋召见。这次不是在奉殿，是在武英殿的暖阁里——更随意，也更让人不安。
暖阁里烧着地龙，热烘烘的。朱元璋只穿了件常服，坐在炕上，正在看奏章。见我进来，他摘下老花镜。
“坐。”他指着对面的绣墩。
我坐了半个屁股。
“袭爵这几日，可还习惯？”朱元璋问，像寻常长辈。
“回陛下，尚在学习。”我答得谨慎。
“学什么？”
“学看账本，学接待宾客，学……学着怎么当个国公。”
朱元璋笑了，笑容里有种不出的意味：“十五岁，是该学了。你爹像你这么大时，已经跟着朕上战场了。”
我低头：“臣愚钝，不及父亲万一。”
“愚钝不怕，肯学就校”朱元璋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你爹临走前，可有什么交代？”
我心里一紧。想起爹的“谨事陛下，善交燕王”，这两句能吗？
“父亲让臣忠君爱国，守好家业。”我选了最安全的答案。
朱元璋点点头，喝了口茶，忽然问：“燕王给你来信了？”
我后背的汗瞬间冒了出来。信使是密来的，信我藏在枕头底下，他怎么知道？
“是。”我不敢撒谎，“燕王殿下遣使吊唁，附了封信。”
“什么了？”
“让臣节哀，……若有疑难，可去信询他。”
暖阁里静得可怕。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撞鼓。
良久，朱元璋放下茶盏，叹了一声：“文忠有后矣。”
这句话他得很轻，像自言自语。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意思——他放心了，因为我还听话，还老实，还能掌控。
从宫里出来时，雨停了。夕阳从云缝里漏出来，把南京城的屋瓦染成金色。我站在宫门外，回头望那重重宫阙，突然觉得那像一只巨兽，张着嘴，等着吞掉所有走进去的人。
李诚在马车边等我：“少爷，回府吗？”
“回。”我。
马车驶过秦淮河时，我掀开车帘。河上游船画舫，歌女的声音软软地飘过来，唱的是《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十五岁的我听不懂这些。我只是想，爹死了，我成了曹国公。接下来该做什么？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从今起，我得学会演戏。在朱元璋面前演忠臣，在朱棣面前演贤弟，在所有人面前演一个合格的国公。
演到后来，我自己都分不清，哪部分是演，哪部分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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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坐在诏狱里，嚼着昨李诚偷塞进来的芝麻糖，想着洪武十七年的那个春。
爹死了，我活了。活到现在，活成一个笑话。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爹没死那么早，如果他能多教我几年，我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名将，而不是这个“大明战神”？
但历史没有如果。爹死了，我就得自己走。走错了，也得走完。
狱窗外的又阴了，要下雨。我摸出怀里那柄真匕首——朱棣后来换给我的，开了锋，能杀人。但我一次也没用过。
就像爹教我的那些道理，我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懂。他“谨事陛下”，我事了两任陛下，事得一塌糊涂。他“善交燕王”，我交到把自己交进了大牢。
只有一句我做到了：“该硬时，得硬起来。”
我硬着心肠看着五十万大军溃散，硬着心肠打开金川门，硬着心肠在牢里活了二十多年。
够硬了吧？爹。
我苦笑，把最后一点糖渣舔干净。
牢门响了，老张来送饭。今居然是红烧肉——肥瘦相间，颤巍巍的，冒着热气。
“李爷，吃吧。”老张，“听陛下北征顺利，快过黄河了。宫里今加餐，咱们这儿也沾点光。”
我接过碗。肉很香，但我吃不出味道。
只是机械地嚼着，咽着，像完成什么任务。
就像十五岁那年，我机械地跪接诏书，机械地佩上匕首，机械地“臣叩谢皇恩”。
那时候我以为，当国公是荣耀。
现在我知道了，是枷锁。
最重的那种，戴上了，就摘不下来。
除非死。
但我不敢死。
因为爹：“守好家业。”
因为朱棣：“珍重。”
因为婉儿：“活下去。”
他们都让我活，我就得活。
活成什么样，不重要。
活着，就校
这就是十五岁袭爵的曹国公，最后的觉悟。
挺可笑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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