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我十三岁，终于能出远门了——去北平，跟着朱棣北巡。
爹答应这事儿前，在书房里踱了三夜步。最后一早晨，他眼窝深陷，胡茬青黑，把正在啃包子我拎到跟前：“去了北平，事事听燕王吩咐，不许自作主张。”
“是。”我咽下包子馅。
“每日写行程日记，五日一封信寄回来。”
“是。”
“北边冷，多带衣裳。”
“是。”
爹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伸手把我揽进怀里。我脸贴在他胸口，闻见朝服上的熏香味——那是宫里特制的，每家公侯都不一样，我们李家的味道是松柏混着墨香。
“景隆。”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闷闷的，“你娘要是还在……”
他没完。我娘在我七岁那年病逝的，我只记得她总穿着淡青色衫子，坐在窗前绣花，绣的鸳鸯总是一大一，的那只歪歪扭扭的。
“爹放心，我懂规矩。”我。
爹松开我，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囊：“这里面是云南白药、薄荷膏、还有你娘留下的护身符——开过光的，戴着。”
我接过皮囊，沉甸甸的。后来在北平时，薄荷膏真的用上了——我水土不服起了疹子，抹了三才好。
出发那清晨，朱棣亲自来府上接我。他骑着一匹黑马，马脖子挂着红缨，在晨雾里像一团移动的墨。身后跟着二十骑亲卫，铁甲在熹微里泛着冷光。
“文忠兄放心，三个月后，完完整整还你。”朱棣在马上拱手。
爹深深作揖：“有劳殿下。”
我爬上专门给我准备的马——枣红色的，温顺，桨赤霞”，是爹从御马监挑的。马鞍是新的，垫着厚厚的软绒，但我坐上去才发现，骑长途和在家溜圈是两回事。
朱棣策马过来，俯身检查我的马肚带：“紧三指，记住了。太紧伤马，太松摔你。”
他的手指修长有力，系扣时又快又稳。我闻见他袖口传来的味道——不是熏香，是皮革、铁器和一种不清的草木味，后来我知道那是北平城外的野蒿。
“出发。”朱棣一抖缰绳。
马队出了金川门，北上。我回头望，南京城墙在晨雾里渐渐模糊，像一幅褪色的画。
爹还站在府门前，一动不动。那身影越来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官道拐弯处。
那一刻，十三岁的我突然有点想哭。
但朱棣在前面，我不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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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整整一个月。
经过徐州时黄河正在涨水，浑黄的浪头拍着堤岸；过济南时赶上庙会，街上人挤人，糖葫芦的甜味飘出三里地；到德州时我第一次看见运河，千帆过处，槽工们的号子声粗犷得吓人。
朱棣一路上很少话，但每到险要处，他总会勒马，指给我看：“这里，前元时打过仗。”“那儿，洪武七年有流寇，我亲手斩了匪首。”
他的“我”，不是“本王”，不是“孤”，就是“我”。这让我觉得，他不是在炫耀，只是在陈述事实，像“今吃了米饭”一样自然。
进北平地界那，下起了雨。朱棣没穿蓑衣，雨水顺着他盔缨往下淌。他抬手抹了把脸，指着远处灰蒙蒙的轮廓：“看，那就是北平。”
我眯眼看了半，只看见一片低矮的城垛，比南京差远了。
“不如京城宏伟。”我实话实。
朱棣笑了：“城墙是不高，但你看——”他马鞭虚指，“北倚燕山，南控中原，东望渤海，西连太校这不是一座城，这是一把抵住北元喉咙的刀。”
雨渐渐大了，他的话混在雨声里，却一字一字砸进我耳朵里。
在北平城休整了五日，朱棣带我去燕王府。王府还在修，工匠们扛着木石上下穿梭。正殿的梁刚架上，朱棣仰头看了会儿，转头对我：“将来修好了，你来，我给你留间厢房。”
我当时只当是客气话。后来靖难时，那间厢房真的留了——成了软禁我的地方。
第六，我们往居庸关去。
出城三十里，景致全变了。南京的柔山软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岩石、稀疏的枯草，风刮过来时带着哨音，吹得人脸生疼。
居庸关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城墙贴着山脊往上爬，箭楼像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獠牙。守关的将士看见朱棣的旗号，开关放行，铁闸升起时发出的嘎吱声，听得人牙酸。
登上关城时，正是黄昏。朱棣把我拉到垛口前：“往下看。”
我探头——下面是万丈深渊，一条山路像细线般挂在崖壁上，蜿蜒消失在暮色里。风从谷底卷上来，带着土腥味和某种野兽的嚎剑
“怕吗？”朱棣问。
“不怕。”我谎了，腿在抖。
“怕也正常。”他却，“我第一次来这儿，十四岁，跟着徐达大将军。那晚在关城上睡，听见狼嚎，一夜没合眼。”
“现在呢？”我问。
“现在？”朱棣笑了，那笑容在暮色里有些模糊，“现在听不见狼嚎，反倒睡不着了。”
我没懂这话的意思，直到很多年后，我在诏狱里，每个寂静的深夜都盼着有点声音——哪怕是老鼠叫，哪怕是狱卒的鼾声。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慌。
“殿下。”我看着关外苍茫的群山，“若敌从此入，何以御之？”
朱棣没立刻回答。他手按在冰冷的垛口石上，半晌才：“所以需要藩王守国门。景隆，你爹是曹国公，你将来也要袭爵——当知守土之责。”
守土。这个词很重，十三岁的我还扛不动。
但朱棣这话时的神情，我记住了。他望着关外，眼神像鹰，又像守在巢穴边的狼。后来他起兵“靖难”，从北平一路打到南京，大概也是这种眼神。
只是那时他要守的“土”，不再是大明的北疆，而是他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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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们宿在关城军营里。营房简陋，土炕上铺着干草，我和朱棣挤一间——他要教我认星象。
“为将者，时地利皆需察。”他带我出营房，站在空地上。北边的夜空格外干净，银河像泼出来的牛奶，星星多得数不清。
朱棣指着北方一组星：“那是北斗，勺柄指东是春，指南是夏，指西是秋，指北是冬。”又移向东方，“那颗最亮的是木星，主征伐。若它犯紫微，下必有兵事。”
我仰头看着，脖子酸了。星星冷冷地眨着眼，像无数双眼睛也在看我们。
“殿下。”我忽然问，“您打过仗，杀过人吗？”
问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太莽撞。
但朱棣没生气。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跟我来。”
回到营房，他从行囊里取出一套甲氇—不是穿在身上那套明光铠，而是一套旧的札甲，甲片已经磨损，有些地方用皮绳粗糙地补过。
“摸摸看。”他。
我伸手。甲胄冰凉，甲片边缘锋利，有一片还缺了个角。
“此甲随我三年。”朱棣的声音在黑暗里很平静，“杀敌十一人——五个北元骑兵，三个高丽流寇，两个山匪，还有一个……是军中逃兵，我亲手斩的。”
我的手停在甲片上。突然觉得那冰凉有了重量，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怕了？”朱棣问。
我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十三岁的孩子，对“杀人”的概念还很模糊，只知道那是很坏很坏的事。可朱棣起时，像在吃饭喝水。
“战场上，不是你杀他，就是他杀你。”朱棣把甲胄收起来，动作很轻，像对待什么珍贵物件，“所以我教你兵法，教你星象，教你守关——都是为了让你将来不必亲手杀人。为将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才是本事。”
这话我当时信了。后来我带五十万大军，确实没亲手杀过人——我让他们去送死，自己坐在中军帐里，那比亲手杀人更糟。
但十三岁的我不懂。我只是觉得，朱棣是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能把“杀人”得这么平静，又把“不杀人”得这么郑重。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穿着那套旧札甲，站在居庸关城墙上，关外黑压压的全是敌人。我想放箭，手却抬不起来；想喊，喉咙发不出声。
最后我醒了，一身冷汗。朱棣在旁边的铺位上睡得很沉，呼吸均匀。
月光从窗纸破洞漏进来，照在他脸上。睡着的朱棣，眉宇间那股锋利劲儿淡了，看起来竟有些……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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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巡一共两个月。我们走了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最远到过大宁卫（那时宁王还没就藩）。朱棣每到一处，都要巡视防务、检阅屯田、接见当地士绅。我像个尾巴跟在他身后，记下所有见闻。
回北平前最后三，朱棣给我放了假：“把你这一路所见所思，写个东西。不拘格式，想写什么写什么。”
我憋在燕王府的厢房里，写了整整两。最后呈上去的，是一卷名为《北边稚见》的札记——十三岁孩子的“稚见”，现在想想都脸红。
内容大概有这些：
- 居庸关险要，但西侧山脊有处缓坡，宜增筑烽燧（其实是朱棣指给我看的）。
- 北边军屯多荒废，因将士更愿经商逐利（这是我偷听燕山卫聊听来的）。
- 蒙古诸部虽散，但互市时眼神仍凶，宜严查铁器交易（这是守关老卒告诉我的）。
- 最后还大着胆子写了句：“藩王守边固好，然兵权过重，日久恐生骄矜。”
最后这句要命的话，是我自己想的。因为这一路看见燕山卫将士对朱棣的敬畏——那不是对皇子的敬畏，是对主帅的敬畏，眼睛里都带着光。
朱棣看完札记，久久没话。我站在书房里，手心冒汗，觉得自己完了。
“子敢言。”他终于开口，却不是训斥，反而笑了，“有胆色。”
我愣住了。
“尤其最后这句。”朱棣把札记卷起来，“虽然幼稚，但肯动脑子。景隆，为将者最忌盲从，你能看出问题，哪怕看错了，也比浑浑噩噩强。”
他顿了顿，又：“不过这话，到此为止。若让御史听见，参你一个‘离间家’都是轻的。”
我赶紧点头，点得像啄米。
“这卷札记，我替你呈给父皇。”朱棣，“但最后这句，我会替你抹了。不是怕事，是护你——你才十三岁，不该沾这些。”
我当时感激涕零。后来才明白，他抹掉那句话，未必全是为我——那句话戳中的，正是朱元璋最深的忌讳。
回南京前一晚上，朱棣在王府设宴。就我们俩，四菜一汤，还有壶温过的黄酒——他让我也喝半杯。
“景隆。”酒过三巡，朱棣看着我，“这趟走完，有何感想？”
我想了想：“北边……和南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南京太精致，像盆景。北边……”我搜肠刮肚找词，“北边像没打磨的刀，糙，但锋利。”
朱棣大笑，笑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得好。那你是喜欢盆景，还是喜欢刀？”
我答不上来。十三岁的孩子，哪懂这些。
“不急。”朱棣拍拍我的肩，“你还，慢慢想。但记住——无论是盆景还是刀，都得有人守着。咱们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守东西的命。”
宴散时，他送我到厢房门口。月光很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三个月后，你爹该想你了。”朱棣，“回去好好读书，好好习武。将来……总有再见的时候。”
我行礼告退，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那儿。
那一幕我记了很久。后来我在诏狱里，无数个夜晚会想起那个站在月光下的燕王，想起他“咱们是守东西的命”。
可他最后没守住藩王的忠，我也没守住臣子的节。
我们都成了自己该守的东西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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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京的路走了二十多。越往南，景致越柔，风越暖，但我心里反倒空落落的。
到家时，爹在门口等我。三个月不见，他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回来了。”他就了这一句，然后细细打量我，“黑了，壮了。”
我把《北边稚见》的副本呈给他——朱棣准我抄了一份。爹在灯下看到深夜，看完后长叹一声：“燕王……把你教得太好了。”
这话我当时以为是夸奖。后来爹临终时，我才懂他的意思——教得太好，就会引人注目，引人注目，就容易出事。
三后，宫里传来消息：朱元璋看了《北边稚见》，御笔批了四个字：“孺子可教”，赏了我一副上好的文房四宝。
爹捧着赏赐，手在抖。晚上他把我叫到祠堂，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让我跪下。
“景隆，今日陛下赏你，是福也是祸。”爹的声音在香烟缭绕里显得缥缈，“从今往后，你不再是孩子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看着，记着，掂量着。”
我抬头看那些黑漆漆的牌位。最上面是我爷爷李贞的，然后是开平王常遇春的（我爹过继给了常家），再往下，将来也会有我爹的，或许……也会有我的。
“儿子明白。”我。
我真的明白吗？十三岁的明白，和三十岁、五十岁的明白，从来不是一回事。
那晚睡前，我取出朱棣在居庸关让我摸的那片甲氇—临走时，他掰了一片给我：“留着，当个念想。”
甲片在烛光下泛着冷光。我摸着那个缺角，想象它曾经刺进过谁的身体，沾染过谁的血。
三年后，朱棣真的送了我一套完整的甲胄，在我十六岁再去北平时。他：“景隆，该有自己的甲了。”
那套甲我一直没穿过。靖难时我穿的是朝廷发的明光铠，金灿灿的，像戏服。而朱棣送的那套，被我藏在府库最深处，直到抄家时被锦衣卫翻出来。
他们呈给朱棣，朱棣看了很久，最后：“收进库里吧。”
他没怎么处置，也没还给。就像他没处置我，只是把我收进了诏狱这个“库”里。
现在我在牢里，偶尔还会梦见居庸关的风，梦见那晚的星，梦见甲胄冰凉的触福
然后醒来，摸着身上破烂的囚衣，闻着牢房里永恒的霉味。
十三岁那年，我以为自己摸到炼的锋龋
五十岁这年，我才知道，握刀的人，从来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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