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日，皇帝指着宫殿的屋子对身边大臣：“治理下就好比盖这房子，盖好了就别老改动。要是换一根椽子，换一片瓦，在上面踩来踩去，房子肯定会受损。要是贪图建立奇功，老改变法度，不能保持道德的一贯性，那老百姓可就被折腾得够呛。”
皇帝派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八月己亥日，陈大德从高丽回来了。刚进入高丽境内的时候，陈大德为了了解当地的山川风俗，每到一个城邑，就把绫罗绸缎送给当地的守城官员，：“我特别喜欢游山玩水，要是这儿有风景好的地方，我想去看看。”守城官员一听挺高兴，就带着他到处游历，基本哪儿都去了。在这过程中，陈大德经常碰到一些中原人，他们自己：“家在某郡，隋朝末年参军，后来流落在高丽，高丽人把当地女子嫁给他们，现在和高丽人混住在一起，这样的人差不多占了一半。”这些人还问起国内亲戚是死是活，陈大德骗他们：“都好好的。”这些人听了都哭着互相转告。过了几，城郊外到处都是看到陈大德就哭的隋朝人。陈大德回来跟皇帝：“高丽听高昌被咱们灭了，特别害怕，接待我的规格比平常高多了。”皇帝：“高丽原本就是咱们以前四郡的地盘，我要是派几万士兵攻打辽东，他们肯定会全国出兵救援。再另外派水军从东莱出发，走海路直奔平壤，水陆两面一起进攻，拿下高丽不难。但现在山东那边的州县还没从衰败中恢复过来，我不想再折腾老百姓了。”
乙巳日，皇帝对身边大臣：“我有两件高兴事，还有一件担心事。这几年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米才值三四文钱，这是第一件高兴事；北方的突厥早就归服了，边境没有忧患，这是第二件高兴事。可国家太安定了，骄奢放纵的风气就容易滋生，一旦骄奢放纵，危险灭亡马上就到，这就是我担心的事。”
冬十月辛卯日，皇帝到伊阙打猎；壬辰日，到嵩阳；辛丑日，回到宫郑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积在并州任职十六年，他这儿令行禁止，当地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对他心服口服。皇帝：“隋炀帝折腾老百姓，修长城来防备突厥，结果一点用都没樱我只把李世积放在晋阳，边境就太平无事，他简直就是一座坚固的长城，多厉害啊！”十一月庚申日，任命李世积为兵部尚书。
壬申日，皇帝的车队往西回长安。
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听皇帝要去东边封禅，就跟手下人：“子去封泰山，兵马都跟着，边境肯定空虚，我趁这个时候去收拾李思摩，就跟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于是他命令儿子大度设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沟炔柯涞氖勘，总共二十万，越过沙漠南下，驻扎在白道川，占据善阳岭，准备攻打突厥。俟利苾可汗抵挡不住，就带着部落进入长城，到朔州据守，还派使者向朝廷告急。
癸酉日，皇帝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本部骑兵以及奚、埂2醯さ木队，逼近薛延陀的东境；任命兵部尚书李世积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带兵六万，骑兵一千二百，驻扎在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带兵四万，骑兵五千，驻扎在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带兵一万七千，担任庆州道行军总管，从云中出兵；凉州都督李袭誉担任凉州道行军总管，从西边出兵。
各位将领来向皇帝辞行，皇帝告诫他们：“薛延陀仗着自己势力强大，越过沙漠南下，走了几千里，马都已经疲惫瘦弱了。但凡用兵，见到有利时机就迅速前进，形势不利就赶紧撤退。薛延陀没能趁李思摩没防备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等李思摩退入长城，他们又不赶紧撤兵。我已经让李思摩把秋的草都烧光，薛延陀的粮草一耗尽，在野外又抢不到东西。最近侦察兵来报告，他们的马把树林里的树枝树皮都啃得差不多了。你们要和李思摩相互配合，形成掎角之势，不用急着开战，等他们要撤湍时候，一起奋力攻击，肯定能打败他们。”
十二月戊子日，皇帝的车队回到京城。
己亥日，薛延陀派使者来朝见，请求和突厥和亲。甲辰日，李世积在诺真水打败了薛延陀。当初，薛延陀攻打西突厥的沙钵罗和阿史那社尔，都是靠步兵作战取胜；这次准备入侵唐朝，就大力训练步兵作战，让五个人编为一队，一个人牵马，四个人上前作战，打赢了就骑上马追击。于是大度设带着三万骑兵逼近长城，想攻打突厥，结果李思摩已经跑了，知道抓不到他，就派冉长城下叫骂。正好李世积带着唐朝军队赶到，尘土飞扬遮蔽日，大度设害怕了，带着手下从赤柯泺往北逃跑。李世积挑选了部下以及突厥的六千精锐骑兵，抄近路去拦截，越过白道川，在青山追上了他们。大度设跑了好几，到了诺真水，整顿军队回头迎战，布阵绵延十里。突厥先和他们交战，没打赢，往回跑。大度设乘胜追击，结果遇到了唐朝军队。薛延陀万箭齐发，唐朝军队的马死了很多。李世积命令士兵都下马，拿着长槊一直向前冲锋。薛延陀的军队被冲散，副总管薛万彻带着几千骑兵去抓他们牵马的人。薛延陀的士兵没了马，不知道怎么办，唐朝军队趁机猛攻，斩首三千多级，俘虏五万多人。大度设脱身逃跑，薛万彻没追上。薛延陀的军队回到漠北，又赶上大雪，人和牲畜冻死了十分之八九。
李世积率军回到定襄，突厥思结部住在五台的人叛变逃跑，当地州兵去追击；正好李世积的军队回来，两面夹击，把这些叛军全杀了。
丙子日，薛延陀的使者告辞回国，皇帝对他：“我之前和你们约定，你们和突厥以大漠为界，谁要是侵犯对方，我就出兵讨伐。你们仗着自己强大，越过沙漠攻打突厥。李世积才带了几千骑兵，你们就狼狈成这样！回去告诉你们可汗：以后做事，对利害关系要好好考虑，做出合适的选择。”
皇帝问魏征：“最近朝臣们怎么都不怎么议论国事了呢！”魏征回答：“陛下要是虚心采纳意见，肯定会有人话的。一般臣子为国家着想的少，为自己考虑的多，他们害怕获罪，所以就不话了。”皇帝：“确实。臣子提意见要是忤逆了皇帝的旨意，动不动就会被处以刑罚甚至杀头，这和赴汤蹈火、冒着刀枪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大禹听到好的意见就下拜，确实是有道理的。”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碰到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问他：“北门最近在建造什么工程？”窦德素把这事报告给了皇帝。皇帝很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你们只要管好南衙的政事就行，北门的工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房玄龄等人赶紧下拜谢罪。魏征上前：“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等人，房玄龄等人又为什么要谢罪！房玄龄等人是陛下的得力助手，朝廷内外的事，他们难道不应该知道吗！如果所建造的工程是对的，就应该帮陛下完成；如果不对，就应该请陛下停止。向有关官员询问，按道理就该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要被责备，又有什么罪要谢罪呢！”皇帝听了，觉得很惭愧。
皇帝有一次在朝堂上对大臣们：“我作为君主，常常得兼任将相的事。”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上书：“大禹不自夸功劳，下没人能和他争功。陛下拨乱反正，群臣确实远远比不上陛下的圣明；但陛下没必要在朝堂上这些。以陛下万乘之尊，却和群臣比功劳、争能力，我私下里觉得陛下这样做不太合适。”皇帝觉得他得很对。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堪称贞观年间政治、军事、君臣关系的“全景快照”，唐太宗及其团队的治理逻辑与时代特质，在具体事件中清晰可辨，既有封建帝王的政治智慧，也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治理启示。
治国逻辑：“不折腾”的稳定优先与民生敬畏
唐太宗以“建屋”喻治国，强调“营构既成，勿数改移”，核心是反对“慕奇功、变法度”的折腾式治理——这是对隋亡教训的深刻反思。隋末因隋炀帝滥用民力、频繁改弦更张（如修运河、征高丽），最终引发下大乱，唐太宗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即便陈大德带回“高丽惧高昌之亡”的战机，他仍以“山东州县凋瘵未复”为由搁置征辽计划，本质是将“民生修复”置于“开疆拓土”之上，避免重蹈“劳扰百姓”的覆辙。
这种“不折腾”并非保守，而是精准把握了“治乱世需稳”的规律：王朝初定，百姓最需休养生息，频繁变法或兴兵，都会动摇统治根基。正如他评价隋炀帝“筑长城备突厥而卒无所益”，反而用李世积镇守晋阳实现“边尘不惊”——相比有形的工事，“稳定的政策+得力的治理者”才是更可靠的“长城”，这一认知远超前代帝王的视野。
对外策略：务实克制与精准发力的平衡
在对外关系上，唐太宗展现出“能柔则柔、需刚则刚”的务实态度，而非一味诉诸武力。
--对高丽：克制中的威慑：陈大德出使时，通过“绫绮遗守者”的灵活方式摸清高丽国情，既掌握了“隋末遗民过半”的民生痛点，也确认了高丽“闻高昌亡而大惧”的心理弱势。但他并未借机征伐，而是优先考量国内民生，体现“不打无必要之仗”的理性；
--对薛延陀：谋定后动的军事智慧：面对薛延陀“乘东封虚边”的突袭，唐太宗没有仓促应战，而是精准预判其“行数千里、马疲粮尽”的短板，下令诸将“不须速战，俟其将退再奋击”。李世积最终在诺真水大败薛延陀，既靠战术调整（下马执长槊破骑兵），更靠战略预弄—这种“先算后打”的思路，避免了盲目开战的损耗，也通过战后对薛延陀使者的警告（“相侵者我则讨之”），明确了边境规则，实现“打服不如立规矩”的长期稳定。
君臣互动：自省与纳谏构成的“贞观底色”
这段史料中，君臣关系的亮点远超普通封建王朝，核心是唐太宗的“自省意识”与团队的“直言氛围”形成了良性循环。
--君主自省：“二喜一惧”的清醒：唐太宗坦言“丰稔、边安为喜，骄侈致危为惧”，这种对“治世藏危”的警惕，是封建帝王中罕见的清醒。他深知“治安则骄侈易生”，而骄侈正是隋亡的导火索，这种自我警示成为约束权力的“内在缰绳”；
--臣下敢谏：打破“唯上是从”的桎梏：魏征对唐太宗斥责房玄龄的反驳堪称经典——他直言“玄龄等为股肱耳目，中外事当知”，直指“君不问臣职”的荒谬，本质是维护“君臣共治”的逻辑，而非让大臣沦为“只知南牙政事”的工具。张行成劝唐太宗“勿与群臣校功争能”，则点破“万乘之尊不必逞能”的定位，避免君主因掌控欲破坏团队分工。更关键的是，唐太宗对这些“逆耳之言”的态度——“甚愧之”“甚善之”，而非降罪，这才是“贞观纳谏”的核心：不是臣子敢，而是君主愿听、愿改。
细节中的时代特质：务实与人性的温度
史料中的细节更显贞观气象的真实：陈大德为探国情“以绫绮遗守者”，不搞官僚式的居高临下；隋末遗民“涕泣相告”“郊野哭望”，唐太宗未利用这份悲情煽动仇恨，反而暂弃征辽，体现对“人”的尊重；李世积在并州“令行禁止，民夷怀服”，明治理的核心是“得人心”，而非靠高压——这些细节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贞观之治并非单纯的“帝王英明”，而是一套“尊重规律、体恤民生、君臣互信”的治理体系。
当然，这段史料也藏着封建时代的局限：唐太宗虽自省，仍影朕兼将相之事”的掌控欲；对薛延陀的打击虽精准，仍难逃“王朝扩张”的本质。但不可否认，在中古时期，这种“不折腾、重民生、能纳谏、善谋断”的治理模式，已属难能可贵——它不仅塑造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更成为后世治国者的重要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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