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二，起自公元641年（辛丑年），止于公元643年（癸卯年）三月，共二年三个月。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辛丑年)
春正月甲戌日，朝廷任命吐蕃的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皇帝很欣赏禄东赞善于应对，就打算把琅邪公主的外孙段氏许配给他。禄东赞推辞：“我在吐蕃已经有妻子了，是父母给我聘娶的，不能抛弃她。而且赞普还没迎娶到公主，我作为陪臣，怎么敢先娶妻呢！”皇帝越发觉得他贤德，不过还是想厚待他，最终没答应他的请求。丁丑日，皇帝命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符节护送文成公主去吐蕃。吐蕃赞普特别高兴，见到李道宗，完全以子婿的礼节相待。他羡慕中原服饰、仪仗的华美，专门为公主另外修筑了城郭宫室，让公主居住，自己也穿上华丽的丝绸衣服去见公主。吐蕃人习惯用红色涂脸，公主很不喜欢，赞普就下令禁止；还逐渐改掉了一些猜忌暴躁的脾气，送吐蕃子弟到国学学习《诗经》《尚书》。
乙亥日，突厥的侯利苾可汗开始率领部落渡过黄河，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牙帐。他手下有三万户人家，能打仗的士兵有四万，马九万匹。侯利苾可汗还上奏：“我承蒙陛下格外的恩典，成为部落首领，希望子子孙孙都能像一条狗一样，为国家守卫北方大门。要是薛延陀来侵犯，请求允许我带着家属进入长城。”皇帝下诏答应了他。
皇帝打算去洛阳，让皇太子监国，留下右仆射高士廉辅佐太子。辛巳日，皇帝走到温汤的时候，卫士崔卿、刁文懿害怕长途跋涉的劳役，就想着吓唬吓唬皇帝，让皇帝停止行程，于是夜里朝着行宫射箭，有五支箭射到了皇帝睡觉的庭院。这两人都被以大逆之罪论处。三月戊辰日，皇帝到了襄城宫，这地方又热又有很多毒蛇。庚午日，皇帝下令废弃襄城宫，把这里的财物分给百姓，还免去了阎立德的官职。
夏四月辛卯初一，皇帝下诏第二年二月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皇帝觉得近代的阴阳杂书，错误虚假的内容特别多，就命令太常博士吕才和各位术士审定出可以施行的部分，一共四十七卷。己酉日，书编好了呈给皇帝。吕才还为每部分都写了序，用经史来论证。他在《宅经》的序里：“近代的巫师胡乱划分姓氏的五行属性，比如把张、王归为商音，武、庾归为羽音，好像是取读音相近；但把柳归为宫音，把赵归为角音，又根本不像。有的同一姓氏，却分属不同的商音、宫音；还有些复姓好几个字，都没法分辨它的征音、羽音。这些都是不符合古代传统，义理荒谬的。”在《禄命》的序里：“讲禄命的书，的话有时候好像能中，人们就相信了。但长平之战被坑杀的士兵，没听他们都犯了所谓的三刑；南阳的显贵之士，难道都正好符合六合？现在也有同年出生、命运相同的人，可贵贱却相差悬殊，同一胎出生的人，寿命长短也不一样。就鲁庄公，按照禄命书他应该贫贱，而且身体瘦弱矮，结果却长寿；秦始皇按禄命书不该有官爵，就算有俸禄，也少奴仆，为人有始无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按禄命书也不该有官爵；宋武帝的禄和命都该是空亡，只适合长子，虽然有次子，但按禄命应该早死。这些都是禄命书不灵验的明显例子。”在《葬》的序里：“《孝经》讲‘占卜墓地后妥善安葬’，大概是因为人死后，要让体魄永远安息，但城市变迁，山水侵蚀，这些无法提前知晓，所以才用龟筮占卜。近代有的人选择下葬年月，有的人看风水选墓地，觉得一件事没做好，就会影响生死祸福。但按照《礼》的规定，子、诸侯、大夫下葬都有规定的月数，明古人并不挑选年月。《春秋》记载‘九月丁巳日，准备安葬定公，因为下雨，没能下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下葬’，这明古人不挑日子。郑国安葬简公时，司墓的房子挡住晾路，如果拆了房子早上就能下葬，不拆就要等到中午才下葬，子产没有拆，这明古人不挑时辰。古代人都在国都北边安葬，墓地有固定的地方，这明古人不挑地点。现在的葬书子孙的富贵、贫贱、寿命长短，都是因为选择墓地造成的。子文三次当令尹又三次被罢官，柳下惠三次当士师又三次被撤职，他们的祖坟可没变动过。可那些没见识的乡下人，听信妖巫的胡言乱语，在悲痛哭泣的时候，还想着选墓地来求官爵；在痛苦万分的时候，挑选下葬时间来谋求财富。有的辰日不能哭泣，于是对着前来吊唁的客人还强颜欢笑；有的同属的人忌讳到墓地，于是穿着吉服不送亲人。伤风败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些术士都讨厌吕才的话，但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得很对。
丁巳日，果毅都尉席君买率领一百二十名精锐骑兵，突袭吐谷浑丞相宣王，打败了他，还斩杀了宣王的兄弟三人。起初，丞相宣王独揽国家大权，暗中谋划袭击弘化公主，劫持吐谷浑王诺曷钵投奔吐蕃。诺曷钵得知消息后，骑着快马逃到鄯善城，他的大臣威信王带兵迎接他，所以席君买就替他讨伐诛杀了宣王。但吐谷浑国内还是人心惶惶，朝廷就派户部尚书唐俭等人去安抚他们。
五月壬申日，并州的父老乡亲到京城，请求皇帝封禅泰山结束后，再到晋阳。皇帝答应了他们。
丙子日，百济派使者来报告他们的国王扶馀璋去世了，朝廷就派使者去册封他的儿子扶馀义慈继位。
己酉日，太微垣出现彗星，太史令薛颐上奏“不能去东边封禅”。辛亥日，起居郎褚遂良也这么。丙辰日，皇帝下诏停止封禅。太子詹事于志宁母亲去世，不久后就被起用恢复官职。太子李治修建宫室，耽误了农事；又喜欢郑国、卫国的音乐，于志宁劝谏，太子不听。太子还特别宠信宦官，让他们常在身边，于志宁上书：“从易牙之后，因为宦官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可不少。现在殿下亲近宠信这些人，让他们欺凌轻视朝中大臣，这可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太子役使掌管车马的司驭等人，半年都不让他们轮流休息，还私自把突厥人达哥友带进宫中，于志宁上书恳切劝谏，太子大怒，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去杀于志宁。两冉了于志宁家，看到他睡在草垫子上，头枕着土块守丧，最终不忍心杀他，就回去了。
西突厥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多次派使者来进贡。秋七月甲戌日，皇帝命令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符节，到沙钵罗叶护可汗那里，按照他自称的名号，正式册立他为可汗，还赐给他鼓和大旗。皇帝又让使者多带金银绸缎，到各个国家去买好马，魏征劝谏：“可汗的位子还没确定，就先去买马，他们肯定会觉得陛下的心思只在买马上，册立可汗只是个名义。就算可汗能顺利册立，他感激陛下的恩德也会很浅；要是立不成，就会深深怨恨陛下。其他国家听了，也会轻视咱们大唐。买马不定买不到，就算买到了也不是什么好事。要是能让他们的国家安宁，那各个国家的好马，不用去求就会自己来。”皇帝听了很高兴，就停止了买马的事。
乙毘咄陆可汗和沙钵罗叶护可汗互相攻打，乙毘咄陆可汗势力逐渐强大，西域很多国家都归附了他。没过多久，乙毘咄陆可汗派石国的吐屯去攻打沙钵罗叶护可汗，把他抓住带回去，杀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在民族关系、治国理政、思想文化、边疆稳定等领域的关键实践，既有盛唐气象的生动注脚，也蕴含着跨越时代的治理智慧，可从以下维度展开评论：
民族交融：平等尊重与文化互鉴的典范
贞观十五年的民族互动，打破了“华夷之辨”的狭隘框架，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治理思路。
--文成公主入吐蕃是中原与雪域文明交融的里程碑：赞普松赞干布以“子婿礼”接待唐朝使者，为公主筑城郭宫室，甚至因公主厌恶“赭面”习俗而下令禁止，主动学习中原“衣服、仪卫”与《诗》《书》，本质是吐蕃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主动吸纳，推动了青藏高原的文明进程。
--禄东赞的表现更具深意：他以“国中自有妇”“赞普未娶公主，陪臣不敢先娶”为由推辞唐太宗赐婚，既坚守了个人伦理与部族礼仪，也以委婉方式维护了吐蕃的尊严。唐太宗虽最初想“抚以厚恩”，但最终未强迫其改变意愿，这种“恩抚而不压制”的态度，比单纯的武力征服更能赢得异族认同，也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尊重差异、以理服人”的范本。
--突厥侯利苾可汗“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的承诺，则是唐朝“羁縻政策”的成功体现——不强行改变部族结构，而是通过册封、接纳等方式将其纳入边疆防御体系，既稳定了北方边境（三万户、四万兵、九万马的部族成为然屏障），也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避免了长期战乱对民生的破坏。
治国理政：务实恤民与纳谏自省的贞观底色
唐太宗在这一年的决策，处处体现“贞观之治”“以民为本、不务虚名”的核心特质：
--停建襄城宫是典型案例：宫殿因“烦热多毒蛇”不适宜居住，唐太宗不仅立即停工，还将其“分赐百姓”，并罢免主持建造的阎立德。这与后世帝王为彰显威严而劳民伤财建宫苑形成鲜明对比——他清醒认识到“民力有限”，拒绝为个人享受或虚名消耗国力，本质是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践校
--罢封禅更显理性：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告成功”的盛典，耗费巨大。尽管唐太宗最初计划封禅，但因“星孛于太微”的象警示与褚遂良的劝谏，立即停止计划。这一决策摆脱了“好大喜功”的帝王通病，将“不劳民”置于“求虚名”之上，也印证了贞观时期“君臣共治、敢于纳谏”的政治生态——君主不专断，臣子敢直言，最终导向对民生有利的结果。
思想突破：吕才反迷信的理性之光
吕才奉诏刊定阴阳杂书并批判其讹伪，是这段史料中最具“现代性”的亮点，展现了唐朝前期的思想开明与理性精神：
--他的批判逻辑极具服力：不凭主观臆断，而是以经史为据、实证为凭——反驳“五姓宅经”时，指出张王为商、柳为宫的分类“不稽古、义理乖僻”，同姓分属宫商的矛盾；反驳“禄命论”时，以“长平坑卒非犯三刑”“同年同禄贵贱悬殊”“秦始皇、汉武帝禄命无官爵却成帝王”为例，戳破“命运前定”的谎言；反驳“葬书迷信”时，引用《孝经》《春秋》证明古人葬不择年月、地望，痛斥“择葬地求官爵、选葬时规财利”的荒诞，甚至批虐辰日不哭、忌日不送亲”的伤风败俗之举。
--这种“以实证破迷信”的态度，在迷信盛行的古代社会尤为可贵。尽管术士因利益受损而反对，但“识者皆以为确论”，明理性思想在当时已有共鸣。吕才的批判不仅打击了愚昧观念，更维护了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为唐朝的文化繁荣扫除了部分思想障碍，其精神内核与现代“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科学精神”高度契合。
边疆与储君：稳定维护与隐患初显
这一年的边疆事务与储君问题，既体现了唐朝的边疆治理能力，也暗藏未来的隐忧：
--平定吐谷浑内乱展现了唐朝的边疆担当：吐谷浑丞相宣王阴谋劫持诺曷钵可汗投吐蕃，席君买率精骑快速平叛，随后唐俭安抚民众，既阻止了吐蕃势力渗透，又保护了藩属政权，巩固了青海与西域的秩序。这种“主动维护边疆稳定、不坐视内乱扩大”的策略，有效遏制了边疆危机，为唐朝的西域经营奠定基础。
--于志宁谏太子则暴露了储君治理的隐患：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早期存在“治宫室妨农、好郑卫之乐、宠昵宦官、私引突厥人”等问题，于志宁冒死直谏，甚至刺客因见其“寝处苫块”（母丧期间守孝）而不忍下手。一方面，于志宁的忠诚与直谏，延续了贞观朝“犯颜直谏”的臣道传统，是官僚体系自我纠错的体现；另一方面，太子的失德也暗示了“贞观之治”后的权力交接隐患——尽管唐太宗后期仍能掌控局面，但储君的问题为后来武则掌权埋下了间接伏笔。
外交智慧：魏征的远见与太宗的纳谏
处理西突厥事务时，魏征的劝谏与唐太宗的纳谏，展现了唐朝外交“重长远、轻急利”的智慧：
--唐太宗最初计划派人册封沙钵罗叶护可汗，同时“多赍金帛市良马”，魏征指出：“先市马会让西突厥认为册封是幌子，可汗若立则感恩浅，不立则怨恨深，还会让诸国轻慢中国。”这一分析精准预判了外交中的“动机误解”风险——外交的核心是建立信任，而非急功近利获取利益。
--唐太宗“欣然止之”，再次体现了他“善纳谏、不固执”的特质。这种“以信任为基础、以稳定为目标”的外交思路，避免了唐朝因失大，有利于维持西域诸国对唐朝的好感，也为后续处理西突厥内部纷争（如乙毘咄陆可汗崛起）预留了灵活空间。
总结
贞观十五年的史事，是“贞观之治”的一个缩影：民族关系上，以尊重与交融促统一；治国理政上，以务实与纳谏保民生；思想文化上，以理性与实证破迷信；边疆外交上，以担当与远见稳秩序。尽管存在储君失德等隐忧，但整体而言，这一年的实践充分展现了唐朝前期的强盛根基——君主开明、臣子尽职、政策务实、文化理性，这些特质共同铸就了中国古代史上的“治世”典范，其蕴含的治理智慧（如重视民生、反对迷信、善于纳谏、尊重民族差异），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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