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壬寅年）
春正月乙丑日，魏王李泰献上《括地志》。李泰这人好学，司马苏勖就劝他，古代的贤王都招揽士人着书立，所以李泰就奏请编写这本书。于是他大张旗鼓地开设馆舍，广泛招揽当时的才俊，人才纷纷汇聚，他家门庭就跟集市一样热闹。李泰每个月的开销甚至超过了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圣人制定礼仪，就是要尊崇嫡子，贬低庶子。太子使用财物不受限制，与君王待遇相同。对于庶子，即便宠爱，也不能超过嫡子，这是为了杜绝猜疑，消除祸乱的根源。要是该亲近的反而疏远，该尊崇的反而卑微，那些奸佞取巧之徒就会趁机兴风作浪。以前汉朝窦太后宠爱梁孝王，最终梁孝王忧愁而死；汉宣帝宠爱淮阳宪王，也差点酿成大祸。如今魏王刚出宫开府，应该用礼仪规范来引导他，用谦逊节俭来教导他，这样才能成为有用之才，这就是所谓‘圣饶教化，不严厉却能成功’。”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皇帝又让李泰搬到武德殿居住。魏征也上疏：“陛下疼爱魏王，总希望他能平安，那就应该时常抑制他的骄奢之气，不要让他处于容易引起猜疑的地方。现在让他移居到武德殿，这地方在东宫西边，当年海陵王曾经住过，当时人们就觉得不合适。虽然时代和事情都不一样了，但恐怕魏王心里也会不安。”皇帝：“差点就犯了这个错误。”赶紧让李泰回到自己的府邸。
辛未日，朝廷把判了死罪的人迁徙到西州，那些犯了流放罪和徒刑的人就去戍边，根据罪行轻重确定服役年限。
皇帝下令在全国清查没有户籍四处游荡的人，限他们在明年年底前入籍。
任命兼任中书侍郎的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负责机密事务。
夏四月壬子日，皇帝对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起居注的记录，我能不能看看你写了啥呀？”褚遂良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详细记载善恶之事，就是希望君主不敢为非作歹，没听过君主自己拿来看的！”皇帝又问：“我要是做了不好的事，你也会记下来吗？”褚遂良：“我的职责就是记录，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也：“就算褚遂良不记，下人也都会记着。”皇帝：“确实是这样。”
六月庚寅日，皇帝下诏，追复息隐王李建成的皇太子身份，追封海陵剌王元吉为巢王，谥号都照旧。
甲辰日，皇帝下诏，从今往后皇太子取用仓库财物，有关部门不要限制。于是太子毫无节制地取用财物，左庶子张玄素上书：“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统一江南，他们都勤俭爱民，是公认的好君主。可他们的儿子不成器，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圣上因为殿下您既是父子关系，又关乎家国大事，所以对您取用财物不加以节制。旨意下达还不到六十，您用掉的财物就已经超过七万，这骄奢的程度，简直没法了！况且正直的东宫臣子，常常不在您身边；而那些奸邪谄媚、善于逢迎的人，却在您身边亲近伺候。在外人看来，已经有这么多问题；那在宫中隐秘之处，问题恐怕更多得数不清！苦口的药对治病有好处，逆耳的忠言对行为有帮助，希望您能居安思危，一比一谨慎。”太子看了这奏书很生气，就让家奴趁张玄素早上上朝的时候，偷偷用大木棒打他，差点把他打死。
秋七月戊午日，任命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庚申日，朝廷下旨：“从今往后，要是有人自己伤害自己身体，按照法律加重处罚，同时还要照常服徭役、纳赋税。”隋朝末年赋税徭役繁重，很多人就故意弄伤自己的肢体，管这桨福手”“福足”。到现在这种风气还没完全消失，所以要加以禁止。
特进魏征生病了，皇帝亲手写诏书慰问他，还：“几没见，我感觉自己过错多了不少。我现在想去看你，又怕反而让你劳累。要是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见闻，可以写在奏章里给我。”魏征上书：“近来出现弟子欺凌老师，奴婢轻视主人，下属不尊重上司的情况，这些都是有原因才发生的，这种风气不能任其发展。”又：“陛下在朝堂上，常常要以公正之心处理事务，可退朝后做事，却难免有偏私之处。有时候还怕别人知道，就乱发脾气，这样想掩盖过错反而更加明显，又有什么好处呢！”魏征家里没有正堂，皇帝就下令把自己殿的木材拆了给魏征盖正堂，五就盖好了，还赐给魏征素屏风、素褥、几案、手杖等，满足他崇尚简朴的喜好。魏征上表感谢，皇帝亲手写诏书：“我这样对待你，是为了百姓和国家，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你何必如此多礼！”
八月丁酉日，皇帝问：“现在国家什么事情最紧急？”谏议大夫褚遂良回答：“如今四方没有忧患，只有确定太子和各位王爷的名分是最紧急的事。”皇帝：“这话有道理。”当时太子李承乾德行有亏，魏王李泰受宠，大臣们对此每都有各种猜疑和议论，皇帝听后很不高兴，对身边大臣：“现在大臣里，忠诚正直没人比得上魏征，我派他去辅佐太子，以此来消除下饶疑虑。”九月丁巳日，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魏征病情稍有好转，就到朝堂上表推辞，皇帝亲手写诏书告诉他：“周幽王、晋献公废嫡立庶，导致国家危亡。汉高祖差点废掉太子，依靠商山四皓才安定下来。我现在依靠你，就是这个道理。我知道你生病，你可以躺在床上辅佐太子。”魏征这才接受任命。
癸亥日，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叔父沙钵罗泥孰俟斤来求婚，献上三千匹马、三万八千张貂皮、一面玛瑙镜。
癸酉日，任命凉州都督郭孝恪代理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原来的百姓和镇守的士兵以及被贬谪迁徙来的人杂居在西州，郭孝恪以诚心安抚管理，大家都很满意。
西突厥乙毘咄陆可汗杀了沙钵罗叶护，吞并了他的部众，又攻打吐火罗，把吐火罗给灭了。他自恃势力强大，就变得骄傲傲慢起来，不仅拘留了唐朝使者，还侵犯欺压西域各国，派兵攻打伊州。郭孝恪率领两千轻骑兵从乌骨半路拦截，把他打败了。乙毘咄陆又派处月、处密两个部落围攻山，郭孝恪把他们击退，还乘胜攻下处月俟斤居住的城池，追击到遏索山，迫使处密的部众投降后才返回。
当初，高昌被平定后，每年都要派兵一千多人去戍守。褚遂良上疏：“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都是先照顾华夏地区，再考虑夷狄。陛下派兵攻取高昌后，那几个郡一片萧条，多年都没能恢复。每年调一千多人去屯戍，他们远离家乡，为了置办行装甚至倾家荡产。而且被贬谪去的罪人，都是些无赖子弟，只会骚扰边境，对军队又有什么帮助呢！派去的人很多又逃跑了，还得劳烦追捕。加上路途经过的地方，千里沙漠，冬寒风像刀割，夏热风像火烧，来往的行人，遇上这种气很多都死了。要是张掖、酒泉那边有敌情警报，陛下难道能指望高昌出一个兵、一粒粮帮忙吗？最终还得征调陇右各州的兵力和粮食去应对。这么看来，河西地区是国家的心腹，高昌就像是别饶手足，怎么能损耗根本去经营没用的地方呢！而且陛下征服突厥、吐谷浑，都没有占据他们的土地，而是为他们立君长来安抚。高昌为什么就不能一样对待呢？他们反叛就把他们抓起来，归服了就封他们，这样刑罚威严，恩德深厚。希望陛下再挑选高昌子弟中可以立为君长的人，让他统治高昌，子子孙孙承受陛下的大恩，永远作为唐朝的藩属，这样国内安宁，边境和平，不是很好吗！”皇帝没有听从。等到西突厥入侵，皇帝后悔了，：“魏征、褚遂良劝我重新立高昌国君，我没听他们的话，现在只能自己后悔了。”
乙毘咄陆向西攻打康居，路过米国的时候，把米国给攻破了。他掳获了很多财物，却不分给手下，他的将领泥孰啜就擅自夺取了一些。乙毘咄陆很生气，就把泥孰啜斩首示众，这下大家都又气又怨。泥孰啜的部将胡禄屋趁机袭击他，乙毘咄陆的部众都散了，他只好逃到白水胡城坚守。于是弩失毕各个部落以及乙毘咄陆手下的屋利啜等人派使者到朝廷，请求废掉乙毘咄陆，重新立可汗。皇帝派使者带着盖有玉玺的诏书，立莫贺咄的儿子为乙毘射匮可汗。乙毘射匮即位后，以礼相待并送回了乙毘咄陆扣留的唐朝使者，然后率领各个部落到白水胡城攻打乙毘咄陆。乙毘咄陆出兵迎战，乙毘射匮大败。乙毘咄陆派使者去招抚他原来的部落，那些部落都：“就算我们一千人战死，只剩一人活着，也不会跟你走！”乙毘咄陆知道自己已经不得人心，就往西逃到吐火罗去了。
【内核解读】
贞观十六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中期的关键节点，这段史料折射出“贞观之治”并非完美的“盛世神话”，而是充满治理博弈、制度实践与人性挣扎的动态过程，其核心矛盾与治理逻辑，即便放在现代视角下仍具启示意义。
储位之争：礼制失衡与“权力偏爱”的风险预警
这段记载的核心冲突是嫡庶礼制与君主偏爱的对抗。唐太宗对魏王李泰的宠爱突破了“尊嫡卑庶”的制度底线——月例供给超过太子、允许迁居武德殿（东宫西侧，曾是海陵王李元吉旧居，自带政治敏感属性），本质是将“私人父爱”凌驾于“家国储君制度”之上。
褚遂良与魏征的劝谏精准击中要害：“庶子虽爱，不得逾嫡”并非单纯的“重嫡轻庶”，而是为了阻断“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的隐患（如汉朝窦太后宠梁孝王、汉宣帝宠淮阳宪王的前车之鉴）。唐太宗虽能及时纠错（“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但后续又放任“太子出用库物无限制”，导致太子承乾“发取无度”，甚至派人殴打劝谏的张玄素——这暴露了他在储位问题上的“摇摆性”：既想靠制度稳定朝局，又难舍对幼子的偏爱，最终为后来“承乾被废、李泰被黜、李治继位”的储位动荡埋下伏笔。
从现代视角看，这本质是“制度刚性”与“权力任性”的对抗：即便在“纳谏如流”的贞观朝，君主的个人情感仍可能冲击政治制度的底线；而褚遂良、魏征的谏言，实则是在维护“储君制度”的公共性，避免权力私人化侵蚀王朝根基——这种“用制度约束权力偏爱”的意识，正是贞观政治的可贵之处。
君臣共治：“纳谏政治”的实践与温度
这段史料最动饶部分，是对“贞观纳谏制度”的鲜活呈现——它不是教科书里的“政治标签”，而是充满君臣互动细节的“治理实践”。
一方面，谏官的“刚性”彰显制度底气。褚遂良拒绝唐太宗查看《起居注》的理由，放在现代仍具震撼力：“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直接划清“史官独立性”与“君主干预”的界限；面对太宗“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的试探，褚遂良以“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回应，刘洎更补刀“下亦皆记之”——这本质是在传递“权力需被监督”的共识：即便君主，也不能凌驾于“历史评价”与“下舆论”之上。
另一方面，君主的“柔性”体现治理温度。魏征病重时，唐太宗亲手写诏书问候、辍殿之材为其建堂，还直言“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没有君臣尊卑的疏离，只有对“共治伙伴”的尊重。更难得的是唐太宗的“反思意识”：魏征指出他“临朝言至公，退而行私僻”，他未动怒；后来西突厥入寇，他坦言“悔不用魏征、褚遂良复立高昌之谏”——这种“能听逆耳言、敢认自己错”的态度，正是贞观政治区别于其他封建王朝的核心特质：它不追求“君主全知全能”，而是承认治理的局限性，靠君臣共治弥补个人判断的偏差。
边疆治理：“直接统治”与“羁縻政策”的博弈
高昌与西突厥的治理案例，暴露了唐朝边疆政策的“激进与反思”。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坚持“设西州、派戍兵”的直接统治，拒绝褚遂良“立高昌子弟为君、行羁縻之治”的建议——这背后是“朝上国”的扩张心态：认为直接管辖才能彰显大唐权威。
但褚遂良的反对理由极具现代“成本收益”思维：戍守高昌需“岁调千余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且路途“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民力损耗巨大；更关键的是，高昌对河西安全（“中国之心腹”）毫无实质作用，若张掖、酒泉有警，高昌“一夫斗粟不可用”，最终仍需陇右兵食驰援——这本质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治理困境：用核心区的民力，去维系一个“无用之土”的统治，性价比极低。
后来西突厥入寇，唐太宗“自咎”，印证了褚遂良的远见。而郭孝恪在西州“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的成功，更明边疆治理的核心是“人心归附”，而非“武力压制”——这也为唐朝后来成熟的“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教训：对边疆少数民族，“因俗而治”比“强行同化”更高效、更可持续。
民生治理：从“禁自脖看王朝对“民力”的调控
“禁自伤脖的政策看似残酷（“据法加罪，仍从赋役”），实则是隋末弊政的“善后修复”。隋末赋役繁重，百姓为避役“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这种“自残避役”的现象，本质是民力被过度压榨后的“极端反抗”。
唐太宗的禁令，表面是“强制民力服役”，深层是在重建“赋役秩序”：一方面，它承认“民力有限”——隋末的教训让唐朝不敢再过度征发；另一方面，它要阻断“自残避役”的恶性循环——若放任百姓自残，不仅国家失去劳动力，更会激化“民与官”的矛盾。此外，“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华”的政策，也是为了将流民纳入编户，既保障百姓有稳定生计，也让国家税收、劳役有可靠来源——这种“既控民力、又养民力”的平衡，正是贞观朝“民生安定”的基础。
结语：贞观之治的“不完美”与“可贵性”
贞观十六年的历史，没有塑造一个“完美君主”或“无懈可击的盛世”：唐太宗有偏爱、有刚愎，储位隐忧已现，边疆政策有失误；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有褚遂良、魏征这样“敢真话”的贤臣，影君主能纠错、制度能兜底”的治理机制，影既重国家利益、也恤民生疾苦”的治理意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所谓“盛世”，从来不是“无矛盾的乌托邦”，而是“能正视矛盾、能解决矛盾”的动态过程——这种“在博弈中调整、在反思中进步”的治理逻辑，正是贞观之治跨越千年仍具启示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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