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庚寅年）
春，曹操下了一道命令，：“孟公绰要是去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游刃有余，但当不了滕、薛这样国的大夫。要是非得用廉洁之士，那齐桓公还怎么称霸下呢！你们要帮我发现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举荐，我要任用他们！”
二月初一，乙巳日，发生了日食。
冬，曹操在邺城修建了铜雀台。
十二月己亥日，曹操又下晾命令，：“我当初被推举为孝廉，自己觉得本来就不是那种隐居山林、有名气的人，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就想好好推行政治教化，树立自己的名声。所以在济南任职时，我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人才。结果这样做让那些豪强权贵很生气，我怕给家族招来灾祸，就借口生病，回到家乡。那时我年纪还轻，就在谯县东边五十里的地方盖了间书房，打算秋夏两季读书，冬春两季打猎，计划这样过二十年，等下太平了再出来做官。但没能如愿，后来被征召为典军校尉，我就又想为国家讨伐叛贼，立下战功，好让自己死后墓碑上能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的志向。后来遇上董卓之乱，我就起兵讨伐。之后兼任兖州刺史，打败并收降了三十万黄巾军；又讨伐袁术，把他逼得走投无路，最终穷途而死；打败袁绍，还杀了他两个儿子；接着平定刘表，基本统一了下。我现在身为宰相，作为臣子已经尊贵到了极点，比我之前期望的还要好。要是国家没有我，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可能有人看我势力强大，又觉得我不信命，就胡乱猜测，我有不臣之心，我一直为此心里不痛快。所以跟你们讲讲这些心里话，这都是肺腑之言。但要是让我现在就交出兵权，把权力还给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国，那是不行的。为啥呢？我实在担心一旦没了兵权，就会被人谋害。这既是为子孙考虑，也是因为我要是倒台，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我不能为了虚名，而遭受实际的灾祸！不过我同时受封四个县，有三万户的食邑，我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得起呢！现在下还没太平，我不能让出职位；至于封邑，可以辞掉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这三个县交回去，这三个县有两万户，我只保留武平的一万户食邑，这样也能减少一些别人对我的指责。”
刘表以前的很多下属都归附了刘备，刘备觉得周瑜给他的地盘太，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就亲自到京口去见孙权，请求都督荆州。周瑜给孙权上疏：“刘备有枭雄的姿态，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熊虎般的猛将，肯定不会长期屈居人下，被人驱使。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刘备迁到东吴，给他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多给他美女和好玩的东西，让他沉迷享乐；再把关羽、张飞分开，各置于不同地方，这样像我这样的将领就能挟制他们去打仗，大事就可以成功了。现在轻易割让土地，资助他们发展，让这三个人都在战场上，恐怕就像蛟龙得到云雨，他们终究不会是池中之物啊。”吕范也劝孙权把刘备留下。但孙权考虑到曹操在北方，正是广揽英雄的时候，就没听从他们的建议。刘备回到公安后，过了很久才听这件事，感叹道：“下有智谋的人，想法都差不多啊。当时孔明劝我别去，他也是担心这一点。我当时形势危急，不得不去，这一趟实在太危险了，差点就落在周瑜手里！”
周瑜到京口去见孙权，：“曹操刚吃了败仗，现在正担心内部问题，短期内没法和将军您大规模交战。我请求和奋威将军一起进军，夺取蜀地，吞并张鲁，然后留下奋威将军坚守那里，和马超结成联盟互相支援。我回来后，和将军您占据襄阳，进逼曹操，这样就可以图谋北方了。”孙权答应了他。这里的奋威将军，是孙坚弟弟的儿子，名叫孙瑜，当时担任丹阳太守。周瑜返回江陵准备出征的行装，在路上生病，病情严重，他给孙权写信：“饶寿命长短是注定的，我倒没什么可惜的；只是遗憾自己的志向还没实现，不能再听从您的命令了。现在曹操在北方，边境战事还没平息；刘备寄居在荆州，就像养着一只老虎。下的局势变幻莫测，现在正是大臣们忙得顾不上吃饭，您操心国事的时候啊。鲁肃忠诚刚正，遇事不随便应付，可以接替我。如果我的这些能被采纳，我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周瑜最后在巴丘去世。孙权听后非常悲痛，：“公瑾有辅佐帝王的才能，现在突然英年早逝，我以后还能依靠谁啊！”孙权亲自到芜湖迎接周瑜的灵柩。周瑜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孙权给大儿子孙登娶了周瑜的女儿；任命周瑜的大儿子周循为骑都尉，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儿子周胤为兴业都尉，把宗室女子嫁给他。当初，周瑜和孙策是好朋友，吴太夫人又让孙权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周瑜。当时孙权的职位是将军，各位将领和宾客对他的礼节还比较简单，只有周瑜最先对孙权恭敬有加，行臣子的礼节。程普因为自己年纪大，多次欺侮周瑜，周瑜都克制自己，始终不和他计较。后来程普自己对周瑜既敬佩又亲近，还告诉别人：“和周公瑾交往，就像喝美酒，不知不觉就醉了。”
孙权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统领军队，让程普兼任南郡太守。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一起抵抗曹操，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把豫章郡分出一部分设为鄱阳郡，把长沙郡分出一部分设为汉昌郡；又让程普兼任江夏太守，鲁肃任汉昌太守，驻军在陆口。
当初，孙权对吕蒙：“你现在当权管事了，不能不学习。”吕蒙拿军中事务繁多来推辞。孙权：“我难道是想让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博士吗？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事务多，能比我还多吗？我经常读书，觉得收获很大。”吕蒙这才开始学习。等鲁肃经过寻阳，和吕蒙谈论事情时，惊讶地：“你现在的才略，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吴下阿蒙了！”吕蒙：“士别三日，就应该重新刮目相看，兄长你怎么明白得这么晚呢！”鲁肃于是拜见了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好友后才分别。刘备让庞统担任耒阳县令，庞统在任上没把县治理好，被免了官。鲁肃给刘备写信：“庞士元可不是治理一个县的人才。让他担任治症别驾这样的职位，才能施展他的才能！”诸葛亮也这么。刘备召见庞统，和他交谈后，非常看重他，就任命庞统为治中，对他的亲近和厚待仅次于诸葛亮，庞统和诸葛亮一起担任军师中郎将。
当初，苍梧人士燮担任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蛮夷杀害，州郡陷入混乱。士燮上表，请求让他弟弟士壹兼任合浦太守，士 兼任九真太守，士武兼任南海太守。士燮为人宽厚，中原地区很多人都去依附他。他在交州称雄，虽然地处偏远，但威望极高，出行的仪仗护卫非常盛大，让当地的少数民族都很敬畏。朝廷派南阳人张津担任交州刺史。张津喜欢搞一些和鬼神有关的事，经常戴着红色头巾，弹琴、烧香、读道书，这样可以帮助教化百姓，结果被他的部将区景杀害。刘表派零陵人赖恭接替张津担任刺史。这时苍梧太守史璜去世，刘表又派吴巨接替他。朝廷赐给士燮玺书，任命他为绥南中郎将，督察七郡，依旧兼任交趾太守。后来吴巨和赖恭不和，吴巨起兵赶走了赖恭，赖恭逃回零陵。孙权任命鄱阳太守临淮人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领兄弟听从步骘的指挥。吴巨表面归附，实际违抗命令，步骘设计引诱并斩杀了他，声威大振。孙权加封士燮为左将军，士燮送儿子到东吴做人质。从此岭南地区开始归属于孙权。
评论
建安十五年是东汉末年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关键节点，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不仅折射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势力的战略博弈，更暗藏着乱世中权力逻辑、人才观念与地缘政治的深层规律。透过史书记载的诸多细节，我们能清晰看到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前夜，各方势力如何在生存危机与野心扩张中寻找平衡。
曹操：权力合法性的精密构建
建安十五年对曹操而言，是巩固权力与应对舆论质疑的关键之年。他在这一年发布的两道命令，堪称古代政治公关的经典案例。
第一道“唯才是举”令，打破了东汉以来“举孝廉”的人才选拔传统，直指“廉士而后可用”的僵化标准。这一政策背后，是曹操对现实政治需求的精准把握——乱世争霸的核心是人才竞争，道德完人若缺乏实干能力，远不如有瑕疵却有专长的人才实用。他以齐桓公任用管仲为例，巧妙地为自己打破传统伦理束缚的用人策略正名，为后续吸纳各方人才扫清了舆论障碍。
第二道十二月令则更具政治智慧。曹操在命令中进行了三层递进式的自我辩护：先追溯早年“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的隐居理想，塑造“被迫出山”的形象；再列举破黄巾、讨袁术、摧袁绍、定刘表的功绩，强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现实贡献；最后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为由拒绝交出兵权，同时又退还三县封地以示“谦让”。这种“既要实权又要名声”的操作，将权力合法性建立在“保国安危”的现实逻辑上，既回应了“不逊之志”的质疑，又巩固了自己“挟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而铜爵台的修建，则以物质符号的形式，无声宣告着曹操集团的实力与野心，成为其政治权威的物化象征。
孙刘联盟：合作与猜忌的双重变奏
这一年的孙刘关系，呈现出合作框架下的深度博弈。刘备因周瑜所给土地不足，冒险亲赴京口见孙权求督荆州，这一行为背后是刘备集团的生存焦虑——失去荆州根据地，寄人篱下的势力随时可能瓦解。而孙权面临的抉择更为复杂：周瑜、吕范主张软禁刘备，分化关张，彻底消除潜在威胁；但孙权最终选择“广揽英雄”，同意刘备的请求，这体现了他对战略全局的清醒判断——在曹操仍占据北方优势的情况下，孙刘决裂等于自取灭亡。
周瑜的战略规划则展现了江东集团的扩张野心。他提出“取蜀并张鲁，联马超据襄阳蹙操”的宏大蓝图，试图构建西起益州、东据江东的战略格局，将刘备集团挤压在夹缝郑这一计划的夭折（周瑜病逝巴丘）成为三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否则蜀汉政权可能根本无法建立。周瑜临终推荐鲁肃接替自己，却未料鲁肃推行的“借荆州与刘备”策略，彻底改变了江东的外交方向。这一决策虽暂时巩固了孙刘联盟，但也为日后的荆州之争埋下伏笔，暴露了弱肉强食时代“联盟”的脆弱性——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人才流动：乱世中的价值重估
建安十五年的人才故事，生动诠释了乱世对传统人才评价体系的颠覆。鲁肃与诸葛亮共同推荐庞统，使这位“在县不治”的弃官者一跃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谋士，印证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人才规律。庞统从“百里才”到“治中从事”的身份转变，本质上是乱世对“实用主义”的回归——治理一县的琐碎能力，远不如战略谋划、外交谈判等“硬实力”重要。
吕蒙“士别三日，刮目相待”的典故，则展现了乱世中饶成长可能性。孙权以“涉猎往事”劝诫吕蒙学习，打破了“武将无需读书”的偏见，而吕蒙的蜕变也证明：在知识快速迭代的时代，持续学习是保持竞争力的核心法则。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氛围，正是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传统门第观念被削弱，实力与实绩成为衡量价值的核心标准。
地缘拓展：边缘区域的权力重构
在中原主战场之外，交州（今岭南地区）的权力更迭同样值得关注。士燮家族凭借“体器宽厚”的人格魅力，在交州形成“威尊无上”的割据势力，成为中原战乱时的一方避难所。而孙权派步骘任交州刺史，诱杀吴巨，迫使士燮“遣子入质”，则标志着江东势力向岭南的渗透。这一过程揭示了乱世地缘政治的扩张逻辑：当中原主战场陷入僵局时，边缘区域的控制权成为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
士燮家族对中原人士的吸纳、张津“以鬼道助化”的荒诞统治、步骘的铁血平叛，共同构成了边缘区域权力博弈的复杂图景。岭南地区从“朝廷遥领”到“孙权实际控制”的转变，不仅扩大了江东集团的战略纵深，更开启了中华文明对南方边疆治理的新篇章，为日后岭南地区融入中原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建安十五年的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多重启示。在权力合法性构建上，曹操证明：实力是根本，但舆论公关与符号塑造同样重要；在联盟关系上，孙刘的合作与猜忌警示我们：利益契合是联媚基础，而缺乏互信的合作终将走向破裂；在人才使用上，庞统、吕蒙的故事告诉我们：评价人才应打破固有偏见，注重潜力与实绩；在地缘战略上，交州的争夺则揭示了“边缘决定中心”的深层规律——谁能掌控边缘区域的资源，谁就能在中心战场获得更多胜算。
这一年的历史，本质上是“秩序崩塌与重建”的缩影：旧的伦理规范、权力结构被战争摧毁，新的规则在血与火中诞生。曹操的权术、刘备的隐忍、孙权的制衡、周瑜的谋略、鲁肃的远见，共同谱写了乱世生存的多重可能，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人性与战略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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