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此时此刻最为忙碌的，却是位于洛都东夹城与东宫南门外的宣徽院所属。
大唐宣徽院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泰兴子在位之时，彼时朝堂纷乱不休，子为制衡朝局、收拢权力，特意增设这一差遣职事，避开既有官僚体系的掣肘。初创之际，宣徽院主要以内班宦官充任使者，执掌宫廷内务，行事隐秘且直归子统辖；后来随着职权渐重，渐有侍御士人跻身其中，形成宦官与士人共掌的格局，既兼顾了子对宫廷的掌控，也吸纳了士人阶层的行政能力。
其职能亦逐步拓展，最初仅聚焦宫廷内务管理、礼仪供帐筹备与内外进奉检视，负责规整宫廷用度、统筹朝会宴享的器物陈设，核查各方进献的贡物名物，成为宫廷礼仪与内务的核心执掌机构之一。后续职权进一步扩大，延伸至传宣诏命、总管内诸司及三班内侍名籍，兼掌郊祀、朝会、宴享的供帐诸事，甚至间接参与部分诏令的传递与宫廷宿卫的调度，上承子意旨，下统内廷诸司，成为操持皇权、连接宫廷与朝堂的重要桥梁，其一举一动，亦暗中牵动着洛都与外藩的势力博弈。
因此，到了尧舜太后在世扶政期间，宣徽院顺势拆分为南北两院，两院共用南院官印；其中南院地位略高，话语权更重。拆分之后，北院依旧以大内出身的内侍、宦臣为主，职权持续扩张，暗中侵夺令中省、内侍监、宫台省的部分权责，得以插手进宫廷内部的核心事务，成为太后掌控后宫、联结内廷的重要力量。
南院则主要由学士院、翰林院出身的侍御文臣任职，权柄拓展亦是颇为广泛；除延续此前的相关职权外，更延伸至检视各方进奉、主持礼宾赞引、参与监察鞫劾、铨选低级武臣、管理京城缮修工程等诸多领域。其职责与传统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多有重合，却凭借直归大内统辖的特殊性，拥有着超越常规的灵活度。
而宣徽院这一拆分与职权布局，正是那位临朝辅政数代的尧舜太后，以长居深宫不出的太上太后之身，在关键时刻撬动前朝格局，或是在意外状况之下稳定朝局秩序的重要抓手；通过南北两院兼顾内廷与外朝、宦臣与文臣，巧妙制衡各方势力，牢牢攥住核心权柄。因此，宣徽院的南北院宣徽使，一度成为可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比肩的朝廷重臣，权势灼手可热。
他们不仅有资格参与大朝之后特旨留内的召对，亦可在非朝会之期，列席武英殿举办的、专供宰臣奏事的内朝，直面子与核心宰辅议论朝政。若有需要，更可由大内直接指名，参与政事堂的日常问政与内议，深度介入朝堂核心决策圈。故而，宣徽院堪称内廷与外朝之间最关键的桥梁，是二者衔接过渡、化解张力的重要缓冲，地位举足轻重。
不过，到了尧舜太后晚年，随着她逐步放权、日渐远离朝政核心，宣徽院的日常职责与架构也随之发生调整。其核心职权与大部分人手虽得以相对完整地沿袭，未出现根本性动荡，但作为两院长官的正副宣徽使、知事、副使及检校官等职，却逐渐发生职能异化——或由在任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兼任，或将其变为纯粹的荣授头衔，失去了往日的实权。
此时的宣徽院长官之位，更多沦为宰臣跻身政事堂前的职位过渡，或是用以荣养年迈体衰、即将致誓元老大臣，以及为任满宰执腾位、助力他人上位的过渡性岗位，成为朝堂权力迭代中，安抚老臣、平稳交接的缓冲角色，其核心权势已远不及尧舜太后执政鼎盛之时。尤其是当今子在位以来，宣徽院的权势更是日渐式微。
南北两院宣徽使、副使虽数度更迭，人事代谢频仍，但其在中枢朝堂的分量非但未能增益，反倒愈发轻浅。今时今日，宣徽院长官唯有跻身各类礼仪盛典，方能与宰执、枢密等重臣并肩朝班，徒留表面尊崇；除此之外，这一头衔多沦为大臣出巡巡察、出使外藩时，用以彰显身份、撑足体面的虚衔荣宠。昔日深度跻身核心决策、制衡各方势力的鼎盛风华，已然烟消云散，终成朝堂权力架构中一处徒具其形、偏于虚设的礼仪性存在。
宣徽院的荣枯沉浮，恰是大唐朝堂权力流转的缩影——从泰兴子设官制衡的权宜之计，到尧舜太后操持朝局的得力臂膀，再到当今子临朝后沦为虚衔的礼仪点缀，其权势消长始终与皇权博弈、内外制衡紧密纠缠。虽今时已无往日权重，却依旧凭借礼仪性职能与外藩出使加衔的作用，在洛都与东海、南海的宗藩往来中，悄然扮演着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朝堂权力网络中一处隐秘的节点，无声见证着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
宣徽院的虚衔荣宠之下，亦藏着朝堂博弈的细碎余波，高景之的际遇便是最好的佐证。这位方才自遥远北庭都护府归朝的宣徽院南院副使，本是为弃职归朝的副都护一案（详见黑云压城卷三）收尾善后，却意外接到政事堂与皇城大内追加的临时差遣与头衔。在此之前，他不过是政事堂补选之争中的失意者——阁臣之位角逐失利后，在朝堂各方的交换与妥协中，才得以顶着南院副使与北庭善后处置大使的名头，被打发至塞北奔波，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昔年赴北庭一途，西关万里道阻且长，单是往返便耗时半载有余。抵达北庭后，他又临时代掌北庭都护之责，终日劳碌于沙海戈壁、荒山草原之间：既代表朝廷整饬吏治、处置大批人事任免，又为兽潮与灾异引发的塞上诸侯、草原群藩纷争仲裁调和，收拾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其间，他铁腕罢黜、拆分了数家趁乱谋利的势力，压下四方躁动，才勉强抚平北庭的纷乱，更顺带促成丝路再度畅通，捎回诸多域外馈赠与商路利好。
正当他摆脱繁杂庶务，打点行囊预备归朝之际，朝廷的批复与改任状同步抵达——并非召他回洛都复命，而是令他即刻奔赴安西都护府治所，与副都护杨袭古联审要案：世袭康居都督、遵义公康承义及其家族藩属，暗中豢养妖邪、罗织会党、阴蓄死士、谋逆作乱的重罪。此案牵连之广、棘手之甚，远超北庭诸事：康承义身兼前廷内臣、岭西诸侯、羁縻番君、先皇外戚多重身份，更与西国大夏渊源深厚，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棘手的是其罪刑界定的尺度：在蒙池、大宛等河中列国境内，康氏之举触怒宗藩法度，属逆乱之罪；在安西都护府直领州县，便是实打实的谋逆重犯，上下限的拿捏间，藏着朝堂各方的利益算计。身为朝廷钦命大使，高景之成了安西北庭与中枢往来交涉的唯一纽带，实则被变相困于安西境内，沦为传递消息、往返斡旋的人形传声筒。历经洛都朝堂数次争执不下、反复驳回重议的拉扯，终得最终判令：罢黜康氏本家所有封领，追夺其出身以来文字，罪首康承义勒令就地自裁，其余家眷族人尽数押赴洛都，听候发落。
待高景之携成车的案宗、押解人犯，风尘仆仆抵达西京\/长安时，距他当初领命出使，已然过去了两年半有余。这两年多的奔波劳碌，于他而言，不过是宣徽院虚衔之下，又一场身不由己的朝堂差遣，亦是大唐中枢与边藩权力拉扯的缩影只是，未等他将这两年半旅途奔波、风霜浸染的身心调养妥当，也未及伺机兑现当初暂退朝堂竞争、出使万里，所应得的政治承诺与变相补偿，一道突如而至的全新差遣，便携着暂代宣徽院南院使的头衔，骤然砸在了他的身上。
此番出面召见他的，是集贤殿大学士、封扶风县开国侯、门下右仆射韦保衡——此人出身“城南韦杜，离三尺”的杜陵韦氏大支，乃大韦氏一脉当主，探花郎及第，更兼具先帝驸马的尊贵身份。韦保衡亲手将符宝印信交付高景之，同时直言不讳地交底：此次遣他前往东海，一则为册封新主，完成朝廷的正式册命；二则需用尽一切手段，探明那位年轻君上的所欲所求，白了，便是摸清需付出何等条件与代价，方能平息京兆本家探问使，所惹下的诸多是非，稳住朝廷中枢与东海公室的宗藩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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