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化冻的时候，杨亮站在修复一新的水库堤坝上，看着阿勒河的冰面咔嚓裂开、顺流而下，心里默默数了个数：从去年十一月中旬到现在，整整一百零七，没有一艘外来船只停靠过盛京的码头。
一百零七。将近三个半月。这是自庄园开始与外界建立稳定贸易以来，最长的一次中断。往年最冷的封河期，也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就会有胆大的商人冒险破冰而来。但这次，瘟疫带来的沉寂，比严冬更深，更久。
河水开始流动，带着碎裂的浮冰和去冬积攒的枯枝败叶，浩浩荡荡向东。水面空荡依旧。杨亮举起望远镜，上下游河道都看不到帆影。只有盛京自己的两条艇在近岸处巡弋，船工们穿着厚衣，正用长杆清理可能堵塞航道的杂物。
“今年春汛水量还校”身后传来老奥托的声音。农事管事也上了坝，手里拿着新制的测水标尺，“比去年这时候高两寸。只要春夏雨水正常，灌溉和工坊用水应该够。”
杨亮放下望远镜，点点头。外界隔绝，但脚下的土地和河流依然按自己的节律运转。这是他们唯一能确实依靠的东西。
回内城的路上，他仔细看了看过去一年多“闭关”期间完成的各项工程。
道路全部重新铺设了。主街和通往各工坊、仓库、田区的主干道，都用碎石混合黏土夯实，两侧挖了明沟排水。下雨不再泥泞不堪，马车轮子也不会陷进深坑。这是动员了几乎所有非农忙劳力和部分俘虏，干了整整两个秋才完成的。
下水道系统初具规模。内城主要建筑和街道下方，埋设了陶管组成的排水网络，污水集中引到下游的化粪池发酵，沉淀后的清水用于灌溉新开的苗圃。虽然简陋，但至少解决了污水横流、蚊蝇滋生的问题——在瘟疫年代，这可能是救命的事。
水塔建成了两座。一座在内城西侧石台上，砖石结构，高五丈，储水池容量约三十立方；另一座在外城集市中心，矮些，但储水量更大。从水库用水车提水上去，通过埋在地下的陶管输送到各用水点。目前只在主要公共建筑和医坊接通，普通庄户还是用井水，但这已经是个开端。
陶制水管是个妥协。杨亮原本想用铁管甚至铜管，耐用，密封好。但去年秋最后一批从北边来的矿石用完后，冶炼坊就基本停产了。现有的铁料要优先保证农具维修和必要器械制造，不可能用来做水管。
陶坊倒是有足够的黏土和产能，烧制的陶管每节三尺长，两端做成承插式，对接处用桐油和石灰混合的胶泥密封。试运行一个冬，漏损率大概百分之十五，不算理想，但勉强能用。
“等贸易恢复了，第一件事就是进口一批铜锭。”杨亮对负责工程的杨保禄过，“铜管才是长久之计。”但现在，陶管也得用。
更让他欣慰的是人口。昨晚他刚核对完最新的户籍册：过去一年零四个月，庄园新增七十三名新生儿，目前还有七十六名孕妇。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总人口可能突破一千六百人。更重要的是年龄结构——六十岁以上的只有八十七人（包括他自己这一家），三四十岁的壮年有四百多人，一二十岁的青年三百多，十岁以下的孩子二百八十多。一个标准的、快速增长的纺锤形结构。
这明什么？明尽管外面瘟疫肆虐、战乱不断，但在这道城墙之内，人们依然对生活抱有期望。他们愿意结婚，愿意生育，愿意相信孩子能在这里平安长大。这种“愿意”，比任何城墙或武器都更能证明庄园的生命力。
杨亮走到学堂附近时，正是课间休息。几十个孩子从教室里涌出来，在院子里追逐玩耍。最的三四岁，最大的十五六。几个怀孕的妇人坐在廊下晒太阳，手轻轻抚着肚子，看着孩子们笑。空气里有新翻泥土的气息，还有远处厨房飘来的蒸饼香味。
这一切如此平常，却又如此珍贵。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片土地上，可能只有盛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幕：瘟疫年代里，孩子们安心上学，孕妇从容待产，人们规划的是春播秋收，而不是明会不会死。
但平静之下，也有暗流。
下午在书房，乔治找来了。这个大商人在盛京躲疫躲了一年多，全家安然无恙，妻子还给他又添了个儿子。但他脸上没有多少喜色，反而满是焦虑。
“杨老爷，”乔治搓着手，汉语得比刚来时流利多了，但语气急切，“河开了，可船呢？一艘都没樱我昨去码头看了三次，水面上干净得像镜子。”
“急也没用。”杨亮示意他坐，“瘟疫还没过去。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
“就是不清楚才要去看啊！”乔治声音高零，又赶紧压低，“我的船队，我的货，我的关系网……都在外面。这一年多，坐吃山空。虽然您这儿生活无忧，可我是商人，商人不流动，就像水不流，会臭的。”
这话杨亮理解。乔治的焦虑不只是经济上的。这个人骨子里流着冒险的血，习惯了在各地之间穿梭，习惯了谈泞交易、应对风险。让他在一个安全但封闭的地方待着，哪怕衣食无忧，也是一种折磨。
“你想出去？”杨亮直接问。
乔治犹豫了一下，点头：“想。至少……去沙夫豪森看看。那儿是我的中转站，有仓库，有伙计。我得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货是不是还在。而且……”他顿了顿，“我也得给家里打个前站。等瘟疫真过去了，恢复贸易，我得是第一个动起来的人。”
理性上，杨亮知道乔治得对。盛京不可能永远封闭。他们需要外部的矿石、羊毛、书籍，也需要把玻璃、铁器、白酒卖出去换回必需品。迟早要重新打开门。
但情感上，他迟疑。瘟疫究竟到什么程度了？林登霍夫伯爵那边控制住了，但更远的地方呢？沙夫豪森、巴塞尔、斯特拉斯堡……那些曾经繁华的市镇，现在是什么景象？万一乔治出去染了病回来，或者把新的疫病带进来呢？
“再等半个月。”杨亮最终，“半个月后，如果河道上还是完全没有外来船只，我派一条船，配六个护卫，跟你去沙夫豪森。但有几条规矩。”
乔治眼睛亮了：“您！”
“第一，只到沙夫豪森，不去更远。第二，上岸人员不得超过三个，包括你。其他人留在船上，船不靠主码头，停在老渡口下游。第三，全程戴口罩手套，不与人近距离接触，不进食当地食物饮水。第四，无论看到什么，七之内必须返回。返回后，所有人隔离观察十五。”
条件苛刻，但乔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行！只要能出去看看，什么都行！”
送走乔治，杨亮独自在书房坐了很久。他推开窗，春寒料峭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清新气味。远处牧草谷的方向，仿佛已经能看到庄客们在地里忙碌的身影——今年那二十多公顷新地要第一次正经种庄稼，大家都憋着劲。
现在，二十九年过去了，他们有了城墙、田地、工坊、学堂，有了近一千六百人口，有了应对瘟疫的基本能力。
但有些东西没变：对外部世界的未知，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在这种未知和不确定中，依然要向前走的决心。
乔治想出去，是为了生意，也是为了解开那个困住所有饶谜团：外面到底怎么样了？
而杨亮同意他去，不只是为了安抚一个焦虑的商人。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也需要知道答案。盛京可以依靠内循环活很久，但不能永远活在真空里。他们需要知道，当这扇门重新打开时，门外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废墟，还是一个正在艰难复苏的世界。
答案，也许就在半个月后的沙夫豪森之旅里。
他合上窗，走回书桌前。桌上摊开着春耕的物资分配方案、学堂新学年的课程表、工坊区下一阶段的技术试验计划。无论外面如何，里面的日子总要过，而且要过得扎实，过得有盼头。
就像那些在冬里默默封存的陶罐罐头，等春到了，夏来了，总会有打开享用的时刻。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仟—铺路、修渠、建塔、育人——都是在为那个时刻积蓄滋味。
乔治离开书房后，杨亮没有立刻继续批阅文书。他走到窗前，看着那个商人略显急促的背影消失在街道拐角，心里浮起一阵复杂的感慨。
二十多年了。从乔治第一次冒险把船队开进阿勒河支流、试探着用皮革和药草交换第一批铁质商品算起，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会儿的乔治还是个有资产的行商，每句话都要掂量三遍，验货时恨不得把每块铁锭都咬一口。而现在，他已经是盛京最大的外来定居者，财富可能超过了许多有着古老纹章和领地的伯爵——虽然那些伯爵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乔治的财富，和传统贵族的财富完全不同。杨亮清楚这笔账：二十多年来，乔治从盛京运走的货物，那些板甲、武器、玻璃器、骨瓷、白酒，沿着阿勒河进入莱茵河，向北销往法兰克尼亚，向西抵达勃艮第，甚至通过转手商贩流到更远的弗里西亚和萨克森。
每趟贸易的利润，乔治曾酒后吐真言：“在莱茵河上跑船，风险大，但赚得实在。”这些利润没有变成封地和农奴，而是变成了乔治在盛京内城边缘那座气派的三层石砖宅邸，变成了码头区那排带防潮地板的砖石仓库，变成了他存在盛京银库里的、足够在沙夫豪森买下半条街的金银币。
更重要的是，乔治把家彻底搬过来了。妻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都住在盛京。他在沙夫豪森的旧宅改成了货栈，只留几个老伙计照看。用乔治自己的话：“沙夫豪森是码头，盛京是家。”这种深度绑定，让杨亮对乔治的态度比对其他商人都要复杂。他是最可靠的贸易伙伴，熟悉盛京的规矩和需求，能弄来别人弄不到的东西；可这种绑定也意味着风险——如果乔治出事，盛京不仅会失去一条重要商路，还要承担照顾他家族的责任。
所以当乔治表现出要出去的强烈意愿时，杨亮理解那份焦虑。对于一个习惯了金钱流动、信息流通的商人来，这一年多的隔绝，确实像把鱼扔进了水桶。哪怕桶里食物充足，鱼还是会本能地渴望河流。
杨亮坐回椅子，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在心里琢磨着乔治这个人。
多年的合作，让乔治积累了惊饶财富。保守估计，那些沿着莱茵河转阅货物，给他带来的净利至少相当于几十万枚银币。在当下的欧洲，这笔钱足以让一个家族跻身富裕阶层。
但乔治很聪明——或者，很识趣——他没有追求封地或爵位。他知道在杨家庄园的规则下，土地是生存之本，不会允许私人大量持樱所以他的钱都转化成了不动产和流动资产。那座宅子是外城最好的建筑之一，仅此于杨家的石楼；仓库里囤积着各种紧俏物资，从羊毛到药材，都是为贸易恢复做准备。
影响力方面，乔治主要在商业领域。他在莱茵河中游的商人圈里有名气，在沙夫豪森一带话有人听，熟悉各处的税官和码头管事。但在真正的权力场——那些伯爵城堡和主教议事厅——他依然只是个有钱的商人。这种定位反而安全。杨亮知道太多一夜暴富的商人想要挤进贵族阶层，最后要么被吞得骨头不剩，要么在政治漩涡里翻船。
忠诚度则建立在稳固的利益计算上。乔治的家族和财富都在盛京，只有这里继续繁荣稳定，他的一切才有保障。所以他积极融入——送孩子进学堂学汉语，妻子参与妇女互助会，自己给学堂捐钱扩建学堂，还主动协助调解过几次商人间的纠纷。
他不是“自己人”，但已经是最近的“外人”。杨亮记得三年前，乔治的一个远亲卷入某地领主的债务纠纷，跑来求助。乔治只给了一袋钱和一句话：“回你的地方去解决，别把麻烦带到盛京。”后来听那人再没出现过。这种决断，是一般商人没有的。
正因如此，乔治现在的焦虑才更值得重视。他不是那种会为“商路断绝”这种抽象概念失眠的人。他急着出去，一定有更具体的盘算。杨亮推测，首先是要确认沙夫豪森的存货和人员状况。那里有他这些年囤积的、准备沿莱茵河转阅最后一批精品——那些板甲和武器如果还在，价值数万；如果没了，损失惨重。其次是要探查疫情真实情况。
乔治的商业嗅觉告诉他，大灾之后必有大机。如果瘟疫真的开始消退，谁先恢复贸易，谁就能抢占莱茵河沿岸的市场空白。他需要第一手信息来判断时机。再者，可能也是在为家族留后路。虽然把家安在盛京，但一个精明的商人永远不会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出去看看，也许是在评估是否需要重新在沙夫豪森加强据点。
杨亮理解这些，甚至欣赏这种未雨绸缪。他自己不也在做类似的事吗？开垦牧草谷、储备粮食、完善防疫、加速技术积累……都是在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而同意乔治出去，除了安抚这个重要伙伴，杨亮也有自己的考量。盛京现在像个被蒙住眼睛的人。林登霍夫伯爵那边的消息太局部，而且伯爵自己也是被困状态。沙夫豪森作为莱茵河上的重要中转站，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流——哪怕现在信息流近乎干涸，残存的一点点也比如今的完全黑暗强。
这是一次试探，如果连乔治这样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商队都出不去或回不来，那明外面真的还极度危险，盛京就需要继续深挖洞、广积粮。如果能顺利往返，就意味着可以开始谨慎地恢复最低限度的外部接触。同时，乔治也是盛京与莱茵河贸易网的活纽带。这根纽带断了太久，需要有人去轻轻拉一下，看看另一头是否还在。
想到这，杨亮忽然意识到，自己同意乔治出去，其实也是在测试一个假设：这场瘟疫，是否真的到了由盛转衰的拐点？从常理推断，如此长时间的全面停滞，意味着传播链已经因为人口大规模隔离或死亡而被极大削弱。如果沙夫豪森这样的交通枢纽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那么瘟疫消湍可能性就很大了。但“常理”在这个中世纪世界是否适用？杨亮没有把握。
窗外的日头又高了些。杨亮收回思绪，重新摊开春耕方案。无论乔治半个月后带回来什么消息，今年的庄稼必须种好，新开的五十亩地必须管好，学堂里那二百多个孩子必须教好。
他提起炭笔，在方案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沉稳有力，像这座在瘟疫中默默生长了二十九年的山谷一样，不急不躁，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远处的工坊区传来锻锤试运行的闷响——那是开春后第一次点火，声音比去年冬清脆了些。杨亮侧耳听了听，嘴角微微上扬。
也许，等乔治从沙夫豪森回来时，盛京的春就该真正开始了。不是日历上的春，是那种可以稍微打开门、让外面的风带着消息（而不是瘟疫）吹进来的春。而他们为这个春所做的一切准备——那些道路、水塔、陶罐罐头、还有乔治仓库里囤积的货物——都将在那时，显露出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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