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植物园的职工宿舍，推开窗便是漫无边际的绿色。他们婴儿最初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我清晰地记得三岁那年的午后，我跌倒在兰圃湿润的苔径上。膝盖传来细密的刺痛，我正要放声大哭，掌心却传来苔藓冰凉的触福抬起头，正好看见一株春兰在晨光中舒展开带露的蓓蕾，那声若有似无的绽放声穿过泪眼朦胧，像极了世界在对我的第一句悄悄话。
母亲是植物园的园艺师。她的双手总是沾着泥土，指甲缝里藏着叶绿素的痕迹。她教我认识的第一种植物不是玫瑰也不是向日葵，而是长在墙角的青苔。别看它，母亲用喷壶轻轻洒水，水珠在绒绿的苔衣上滚动，它能记住一百年的雨水。每场雨的味道，每缕光的温度，都织进它的脉络里。
我的玩具是各种形状的种子。栾树的蒴果像灯笼，在掌心摇动时会发出沙沙的私语；无患子的果实黑亮如瞳仁，映照着空流云的痕迹；木蝴蝶的种子薄如蝉翼，从指缝滑落时会在空中跳起螺旋的舞蹈。我把它们装进不同的玻璃瓶，摇晃时会发出雨声、铃响和风吟。七岁那年，我在母亲的工作日志背面画下第一份植物笔记——用歪扭的线条记录紫茉莉在傍晚五点准时开合的秘密，在日历上标注酢浆草叶片收拢时像在祈祷的模样。
学的自然课上，老师让我们写观察日记。我交了三十页手稿，详细记录了三棵梧桐树在整个秋的变化：第一片叶子何时泛黄，最后一片叶子如何在某个凌晨悄然飘落，树皮下何时出现蚂蚁新建的通道。班主任忧心忡忡地找来母亲：孩子是不是太孤僻了？其他同学都只写了两三页。母亲只是笑笑，抚过我被铅笔磨红的手指：她在听树话。每棵树都有自己的语言，只是大多数人忘了怎么听。
中学时代，当同学们沉迷流行偶像时，我的偶像是一本1978年版的《本地植物志》。书页脆黄，插图是手绘的钢笔画，每一种植物下面都用娟秀的楷标注着特性和物候。我用积攒的压岁钱买了人生第一台显微镜，在阁楼建起简易实验室。第一个重大发现是酢浆草的睡眠运动并非完全遵循光照——月圆之夜它们的叶片会多展开0.3毫米，仿佛也在仰望星空。这个发现让我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颁奖嘉宾惊讶地问：你怎么会注意到这种细节？
我答不上来。就像你无法向别人解释，为什么能听见竹笋破土时那声轻微的，为什么能分辨不同雨水敲打芭蕉叶的音高，为什么触碰含羞草合拢的叶片时，指尖会传来类似心跳的颤动。这些感知于我而言，如同呼吸般自然，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原始的共鸣。
高考填报志愿时，所有人都以为我会选择生命科学。我却在第一志愿栏工整地写下植物保护。班主任看着成绩单上接近满分的理科分数欲言又止，最后只：这个专业很辛苦，要常年在野外奔波，收入也不如生物工程。
我知道。但我想守护的不是实验室里的标本，而是让母亲指甲缝永远带着泥土的那片土地。就像时候母亲的——青苔记得百年的雨，而我想成为记得青苔的人，想守护这片生养我的绿色王国，让每一种细微的声音都不被时光湮没。
入学那，我带着三个装满种子的玻璃瓶住进宿舍。窗外正好有棵百年香樟，我轻轻摇了摇手中的瓶子，栾树种子发出细雨般的声响。
你好，我在心里，以后请多指教。
一阵风过，树叶沙沙作响，斑驳的光影在窗台上摇曳。
我知道，这是它给我的回应。在这条与草木同行的路上，我从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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