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华，年轻时犯过很多错，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炒股。
记忆里关于父亲的一切，总是模糊而温暖的。六岁那年春，父亲骑着他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载我去镇上赶集。我坐在前梁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汗味混合的气息，那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味道。他给我买了一根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阿华，甜不甜？”他粗糙的手掌摸着我的头。
我用力点头，糖葫芦的甜在嘴里化开，一直甜到心里。
那下午，父亲要去邻村帮人盖房子，挣点零花钱。他把我抱起来举过头顶，我咯咯地笑着，手抓乱了他稀疏的头发。
“等爸回来，给你带个拨浪鼓。”
他骑上自行车，身影在土路的尽头渐渐变，最后消失在夕阳的金色光芒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父亲。
傍晚，邻村的人急匆匆跑来，父亲从房梁上摔了下来。母亲扔下正在揉的面团，疯了一样冲出去。我跟在后面跑，绊倒了又爬起来，膝盖磕破了也感觉不到疼。
村卫生所的白色床单盖住了父亲的脸。母亲掀开床单，只看了一眼，就瘫软在地，发不出一点声音。我愣愣地站着，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都在摇头叹气。
父亲下葬那，下着蒙蒙细雨。母亲牵着我的手，站在新堆起的坟前。她穿着素白的孝服，瘦削的肩膀在雨中微微颤抖。我仰头看她，雨水混着泪水从她脸上滑落。
“华子，以后就咱娘俩了。”她蹲下来，紧紧抱住我，声音嘶哑得像破聊风箱。
那一年，我六岁，失去了父亲；母亲二十八岁，成了寡妇。
父亲走后，家里的日子一下子艰难起来。母亲白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晚上接缝纫活计，常常做到深夜。我趴在方桌上写作业，听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那声音像心跳，规律而执着，支撑着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母亲还在灯下忙碌，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日益凹陷的脸颊。我假装翻个身，把眼泪藏在枕头里。
“妈，我不上学了，我也去打工。”十二岁那年，我对母亲。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静静看了我许久。然后她走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华子，你爸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你的学业。他咱家穷，但不能穷教育。你得读书，读出个样子来。”
“可是...”
“没有可是。”母亲的声音温柔而坚定，“妈还年轻，能供你。”
她确实年轻，但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弯了她的腰。厂里的女工们谈论着新买的裙子，商量着周末去哪儿玩，母亲总是默默听着，然后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她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补丁打得整整齐齐。
我考上县重点中学那，母亲哭了。她摸着录取通知书，一遍又一遍，像摸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
“你爸要是能看到，该多高兴...”她哽咽着。
为了凑够学费，母亲又多接了两份活。我看着她日益憔悴，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高中三年，我拼命学习，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三。不是因为多爱学习，只是想让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一些，让她的付出看起来值得。
高考结束，我收到了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里人都刘家的寡妇有福气，养出个大学生。母亲那几走路都带风，眼睛里有久违的光亮。
大学四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做家教、发传单、端盘子，尽量不向家里要钱。母亲每月还是会寄来一两百，皱巴巴的钞票，不知道她省了多少顿饭才攒下来。
“华子，别太累，注意身体。”每次打电话，她总是这句话。
毕业后，我在省城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我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衫寄回去。她在电话里责怪我乱花钱，但邻居告诉我，她穿着那件毛衣在村里走了好几圈，逢人就“这是我儿子买的”。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工作第三年，我接触到了股票。
起初只是好奇，跟着同事买了几手，赚了一笔。那种感觉很奇怪——钱来得那么快，几乎不费力气。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跳动上涨，一种莫名的兴奋在血管里奔涌。
我开始花更多时间研究K线图、技术指标、财报分析。白上班心不在焉，晚上对着电脑屏幕到深夜。母亲打电话来，我总是匆匆几句就挂断。
“华子，最近工作很忙吗？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累？”
“嗯，项目紧。”我敷衍着，眼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渐渐地，打闹已经不能满足我。我加大了投入，把积蓄全部投了进去。运气好的时候，一能赚到一个月工资。我开始幻想，也许很快就能在省城买房，把母亲接过来享福。
然后股灾来了。
连续三的暴跌，我的账户缩水了一半。惊慌之下，我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借钱补仓。我以为这只是技术性调整，很快会反弹。
我向同事借，向朋友借，最后开始接触网贷。那些平台手续简单，放款迅速，仿佛钱是大风刮来的。我借了还，还了借，窟窿越来越大。
母亲察觉到了异常。我的电话越来越少，偶尔接通也是心不在焉。她坐了三时大巴来省城看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正对着满屏的绿色发呆，房间里堆着外卖盒，窗帘紧闭，一片狼藉。
“华子，你这是怎么了？”母亲的声音在颤抖。
我想挤出一个笑容，但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像石头。最后，我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哭了。
“妈，我欠了很多钱...很多...”
母亲静静地听完，没有责骂，只是轻轻摸着我的头发，像时候那样。那晚上，她睡在我的床上，我打地铺。半夜醒来，听见她压抑的抽泣声，细碎而绝望，像冬日里最后一片叶子在风中颤抖。
第二一早，母亲要回老家。
“钱的事，妈想办法。”她红肿着眼睛，却努力对我微笑，“你好好的，别再做傻事了。”
我送她到车站，看着她瘦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心里空了一大块。
之后几个月，母亲陆陆续续给我打钱，有时三千，有时五千。我问她哪来的钱，她只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
“妈，那是爸留给咱们的房子...”
“房子没了还能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母亲的声音很平静，“华子，把债还清，咱们重新开始。”
我确实重新开始了——重新开始炒股。我像输红眼的赌徒，总觉得下一次就能翻盘。母亲的汇款成了我新的赌资，我把它们全部投进了那个无底洞。
直到催债的电话打到母亲那里。
“你儿子欠了我们五十万，再不还，我们就上门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冰冷而凶狠。
母亲连夜赶到省城，这次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到底欠了多少？”她问。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八十...八十多万。”
母亲的身体晃了晃，扶住桌沿才站稳。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窗外城市的噪音隐约传来。良久，她轻声：“把债主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想办法。”
“妈，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别管。”她打断我，声音突然严厉起来，“刘华，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还债。以后的路，你自己走。”
母亲在省城住了下来，在一家餐馆找了份洗碗的工作，还接了两个家庭的钟点工。每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回来。她吃得很少，脸色越来越苍白，有时候累得坐在凳子上就能睡着。
我想找份兼职，但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催债的电话越来越频繁，言语越来越恶毒。我开始躲债，换手机号，搬家，像阴沟里的老鼠。
一个雨夜，我无意中看到母亲在卫生间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她正在用热毛巾敷着手臂，听到开门声，慌忙拉下袖子。
“妈...你这是...”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们僵持在狭的卫生间里，窗外雨声淅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心上。
“卖血比打工来钱快。”母亲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华子，妈老了，别的干不动了...”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三十年来，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无耻和懦弱。我把头深深埋进膝盖，不敢看母亲手臂上那些针眼，不敢看她花白的头发，不敢看她被生活压垮的脊背。
“对不起...妈...对不起...”我重复着这三个字，像念着绝望的咒语。
母亲蹲下来，抱住我颤抖的肩膀：“傻孩子，什么对不起。你是妈的儿子啊。”
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从未出生。
我们搬回了老家。母亲，落叶总要归根。
老房子还在，但更破旧了。院里的梨树倒是长得茂盛，那是父亲生前种下的，每年春开一树白花，秋结满黄澄澄的梨子。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总不见好，夜里常常被胸闷憋醒。我劝她去医院，她总是摇头：“老毛病了，去什么医院，浪费钱。”
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花钱。我的债务还没有还清，虽然大部分债主同意分期偿还，但每月仍是一笔不的数目。母亲把微薄的退休金全给了我，自己靠捡废品补贴家用。
我开始在镇上打工，建筑工地的临时工，送货的搬运工，什么都干。手上的茧子一层层加厚，肩膀被晒得脱皮。肉体上的疼痛反而让我好受一些，至少证明我还在努力活着，努力偿还。
但母亲等不到了。
那个春，梨花开得特别盛，像一场迟来的雪。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我请了假在家陪她，握着她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扛起整个家，如今却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华子...”母亲睁开眼睛，眼神已经有些涣散。
“妈，我在。”
她费力地抬手，指了指床头的木匣子。我打开，里面是房产证和一些零钱，最下面压着一张存折——里面有三万块钱。
“房子...卖了...还债...”母亲每一个字，都要喘息好久，“剩下的钱...你找个正经事做...别...别再碰股票了...”
“妈，你别了，留着力气，我去叫医生...”
“不用了...”母亲轻轻摇头，“妈累了...想歇歇了...”
她的目光转向窗外，梨花在风中簌簌落下，像一场安静的告别。
“你爸...来接我了...”母亲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近乎幸福的微笑，“他...梨花开了...真好看...”
她的手在我手中渐渐变冷。窗外，一阵风吹过，满树梨花如雪纷飞。
我没再哭，只是静静地坐着，握着母亲的手，直到夕阳西下，直到暮色四合，直到月光透过窗棂，照亮母亲安详的睡颜。
那一夜，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梨树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想起六岁那年，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我伸手去够树上的梨子；想起母亲在树下缝衣服，我在旁边写作业；想起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都被我亲手打碎了。
快亮时，我终于哭了。不是呜咽，不是抽泣，而是从灵魂深处爆发出的嚎啕。我跪在梨树下，额头抵着粗糙的树皮，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地失色。我终于明白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个用尽一生爱我的女人，那个被我擅遍体鳞伤却从未放弃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从此，我真的一个人了。
母亲死后一个月，我卖了老房子。买主是一对年轻夫妻，他们要在这里开始新生活。签合同那，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最后摘了一个青涩的梨子，咬了一口，酸涩得眼泪直流。
还清最后一笔债那，我去了父母的墓地。两块简单的墓碑并肩而立，像他们生前那样相濡以沫。
“爸，妈，债还清了。”我跪在墓前，点燃三炷香，“但我欠你们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那晚上，我买了一瓶农药，回到租住的简陋房间。窗外是熟悉又陌生的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我在桌上铺开纸，想写点什么，但笔尖悬在空中，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也许什么都不用写了。我这样的人，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世界的污染。
我拧开瓶盖，刺鼻的气味冲进鼻腔。正要喝下时，门被敲响了。
起初我不想理会，但敲门声固执地响着，不紧不慢，却持续不断。最后，我烦躁地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老和桑
他看起来很老了，眉毛胡须皆白，脸上皱纹深如沟壑，但眼睛异常清澈，像深山里的泉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僧袍，背着一个破旧的布袋，脚上的布鞋磨得开了口子。
“施主，能否讨碗水喝？”他的声音温和而平静。
我本想拒绝，但看到他干裂的嘴唇，还是侧身让他进来。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慢慢喝着，眼睛却看着桌上那瓶农药。
“施主心中有结。”他放下水杯，淡淡地。
“与你无关。”我生硬地回答。
老和尚微微一笑：“众生皆苦，施主的苦，也是众生的苦。既是众生之苦，便与贫僧有关。”
“一个要死的人，还能有什么苦？”我冷笑。
“死易，生难。”老和尚直视着我的眼睛，“施主选择易路，是因为不敢走难路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我故作冷漠的伪装。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随我走吧。”老和尚站起身，“看看这人间，再决定死也不迟。”
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真的跟他走了。也许是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丝温度，哪怕这温度来自一个陌生人。
就这样，我成了苦行僧的徒弟。他让我叫他师父，却从不问我叫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想死。我们白行走，夜晚就在路边、桥下、破庙里过夜。吃的是化缘来的食物，喝的是山泉河水。
起初，我只是机械地跟着，内心一片死寂。师父也不多言，只是默默行走，偶尔停下看看路边的野花，听听林中的鸟鸣。他的脚步很稳，一步一步，踏踏实实，仿佛丈量着大地的脉搏。
走了半个月，我们进入一片山区。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人烟稀少。那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坐落在山坳里的村庄，不过二三十户人家，房屋破败，暮气沉沉。
村口的老人看见我们，眼神躲闪，匆匆关门。师父却不在意，径直走向村里唯一一间看起来稍好一些的屋子——应该是村长家。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面色蜡黄，眼窝深陷，看见我们时明显愣了一下。
“施主，贫僧路过簇，可否借宿一晚？”师父合十行礼。
村长犹豫片刻，还是让我们进去了。屋里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村长的妻子端来两碗稀粥，里面只飘着几片菜叶。我们谢过，默默吃着。
“村里是不是有什么事？”饭后，师父突然问。
村长的手抖了一下，碗差点掉在地上。他妻子更是脸色煞白，紧紧抓住衣角。
“没...没什么...”村长声音发颤。
师父静静地看着他，眼神慈悲而坚定。良久，村长终于崩溃，捂着脸哭起来。
“是蛇...大蛇...吃了好几个人了...”
喜欢短篇鬼语集请大家收藏：(m.abxiaoshuo.com)短篇鬼语集阿布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