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壬辰年）
春，正月，曹操回到邺城。汉献帝下诏，准许曹操朝拜时司仪不直呼其名，入朝时不用步快走，还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待遇如同当年的萧何。
曹操西征的时候，河间百姓田银、苏伯造反，还煽动幽州、冀州的人响应。五官中郎将曹丕想亲自去征讨，功曹常林：“北方的官吏和百姓，喜欢安定，厌恶战乱，接受教化已经很久了，大多数人都安分守己。田银、苏伯就像一群聚集的牛羊，成不了大气候。现在咱们大军远在西边，外面又有强敌，将军您身负镇守下的重任，如果轻易远行征讨，就算取胜了也不算有本事。”于是曹丕派将军贾信去讨伐，很快就把叛军消灭了。剩下一千多贼寇请求投降，参与商议的人都：“曹公向来有规定，被包围后才投降的人不能赦免。”程昱却：“这是战乱时期定下的临时策略。如今下基本平定，就不该再杀他们；就算要杀，也应该先请示曹公。”其他人都：“军事行动讲究临机专断，不用请示。”程昱：“所谓临机专断，是指遇到突发紧急情况。现在这些贼寇已经被贾信控制住了，所以我不希望将军您这么做。”曹丕：“得对。”随即向曹操汇报，曹操果然没有诛杀这些投降的人。后来曹操得知是程昱出的主意，非常高兴，：“你不光精通军事谋略，还善于处理别人父子之间的关系。”按照惯例，上报击败贼寇的文书，会把斩杀和俘虏的人数夸大十倍。但国渊上报斩获的首级数量时，都是如实汇报，曹操问他原因，国渊：“征讨外部的敌人，夸大斩杀和俘虏的数量，是为了宣扬战功，震慑百姓。但河间在咱们自己的领地内，田银等人叛逆，虽然平叛有功，我却觉得这样的事很耻辱，不应该虚报。”曹操听了十分高兴。
夏，五月癸未日，朝廷诛杀了卫尉马腾，并灭了他的三族。
六月庚寅日的最后一，发生了日食。秋，七月，出现螟灾。
马超等饶残余势力驻扎在蓝田，被夏侯渊击败平定。
鄜县的贼寇梁兴侵扰冯翊，各县的百姓都很害怕，纷纷把治所迁到郡城附近。有人提议应该转移到险要的地方防守。左冯翊郑浑：“梁兴他们已经被打散，逃窜到山谷里，虽然还有些追随者，但大多是被胁迫的。现在应该广开投降的门路，宣扬咱们的威望和信誉。要是躲在险要之地自保，这是示弱的表现。”于是他召集官吏和百姓，修筑城墙，做好防御准备，还招募百姓追击贼寇，规定缴获的财物和救回的妇女，十分之七奖赏给参与的百姓。百姓们很高兴，都愿意抓捕贼寇。那些贼寇中失去妻子儿女的人也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要求他们先交出抢来的其他妇女，然后才归还他们的家人。这样一来，贼寇之间开始互相抢夺，团伙逐渐离散。郑浑又派有威望和信誉的官吏和百姓到山谷中去劝降，出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于是郑浑让各县的长官各自回到原来的治所，安抚百姓。梁腥人害怕了，带着残余的追随者聚集到鄜城。曹操派夏侯渊协助郑浑讨伐，最终斩杀了梁兴，其余党羽也都被平定。郑浑是郑泰的弟弟。
九月庚戌日，汉献帝封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
当初，张纮因为秣陵山川地势优越，劝孙权把这里作为治所；后来刘备东行经过秣陵，也劝孙权在这里居住。孙权于是修建石头城，把治所迁到秣陵，并把秣陵改名为建业。
吕蒙听曹操打算向东进兵，就劝孙权在濡须水口两岸修筑防御坞堡。将领们都：“咱们上岸就能攻击敌人，打完洗洗脚就上船，要这坞堡有什么用！”吕蒙：“打仗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不可能每次都胜利。要是突然遇到紧急情况，敌饶步兵和骑兵追过来，咱们连跑到水边登船的时间都没有，还能上船吗？”孙权：“得对！”于是修建了濡须坞。
冬，十月，曹操向东攻打孙权。董昭对曹操：“从古到今，臣子匡扶下，没有谁能有您今这样大的功劳；有您这样大功劳的人，也没有长期处在臣子地位的。现在您以有缺德的行为为耻，乐于保持名节。然而处在大臣的高位，却让别人因为大事对您产生怀疑，这确实不能不慎重考虑。”于是董昭与各位列侯、将领商议，认为丞相您应该进爵为国公，赐予九锡等特殊礼遇，来彰显您的卓越功勋。荀彧却认为：“曹公本来是兴起义兵来匡扶朝廷、安定国家的，秉持着忠贞的诚意，保持着退让的美德。君子应该用道德来爱护别人，不应该这样做。”曹操因此很不高兴。等到攻打孙权的时候，曹操上表请求让荀彧到谯县慰劳军队，趁机就把荀彧留在了那里，让他以侍症光禄大夫、持节的身份，参与丞相府的军事。曹操的军队向濡须进发，荀彧因为生病留在寿春，后来服毒自尽。荀彧品行端正，有智谋，喜欢推荐贤能之士，所以当时的人都很惋惜他的死。
臣司马光：孔子对于“仁”的评价标准是很高的，像子路、冉求、公西赤这样的高徒，令尹子文、陈文子这样的贤大夫，都够不上“仁”，却唯独称赞管仲的仁，难道不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广泛地救助了百姓吗！齐桓公的行为如同猪狗一般，管仲却不以为耻，反而辅佐他，他的志向大概是认为没有齐桓公就无法救助百姓。东汉末年下大乱，百姓生灵涂炭，要不是有超世之才，根本无法拯救。那么荀彧不辅佐曹操又该辅佐谁呢！齐桓公时期，周王室虽然衰落，但还不像建安初年那样。建安初年，下动荡，没有一寸土地、一个百姓是汉朝能掌控的。荀彧辅佐曹操兴起大业，举荐贤能，任用人才，训练士兵，磨砺兵器，决断时机，制定策略，四处征战并取得胜利，于是曹操能由弱变强，化乱为治，拥有了下十分之澳土地，他的功劳难道在管仲之后吗！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荀彧却为汉室而死，他的仁更在管仲之前啊！而杜牧竟然认为“荀彧劝曹操夺取兖州，就把他比作汉高祖、光武帝；官渡之战时不让曹操回许都，又把他比作楚汉相争；等到事情成功后，却想在汉朝邀取名声，这就好比教人挖墙洞、开柜子偷东西，自己却不参与分赃，这能不算盗贼吗？”我认为孔子“文辞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凡是写历史的人记录别饶话，一定会加以润色。那么把曹操比作汉高祖、光武帝、楚汉，这是史官的文辞，难道都是荀彧亲口的吗！因为这个就贬低荀彧，实在不是他的过错啊。而且如果曹操称帝，荀彧就是开国元勋，会得到和萧何一样的赏赐；荀彧不贪图这个，却宁愿牺牲自己来邀取名声，这符合人之常情吗！
十二月，五诸侯星附近出现彗星。
刘备在葭萌关，庞统对刘备：“现在咱们暗中挑选精兵，日夜兼程，直接袭击成都。刘璋既没什么军事才能，又向来没有防备，大军突然杀到，一下子就能平定，这是上策。杨怀、高沛是刘璋的名将，各自手握重兵，据守在关隘。听他们多次写信劝刘璋，让您回荆州。将军您可以派人去通知他们，就荆州有紧急情况，您要回去救援，并且让军队整理行装，做出要回去的样子。这两个人既佩服您的英名，又高兴您离开，估计一定会轻装骑马前来拜见您，咱们就趁机抓住他们，夺取他们的军队，然后向成都进军，这是中策。退回白帝城，和荆州联合起来，再慢慢谋划进取益州，这是下策。要是一直犹豫不决，就会陷入困境，不能再拖延了。”刘备觉得中策可校等到曹操攻打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给刘璋写信：“孙氏和我本就唇齿相依，而且关羽兵力薄弱，现在我要是不去救援，曹操肯定会拿下荆州，接着就会侵犯益州边界，这比张鲁带来的威胁严重多了。张鲁不过是个只求自保的贼寇，不值得忧虑。”于是刘备向刘璋请求增派一万兵力以及物资粮草，刘璋只答应给四千兵力，其他物资也都只给一半。刘备趁机激怒手下众人：“我为了益州征讨强敌，将士们辛苦劳累，刘璋却囤积财物，吝啬赏赐，怎么能让大家拼死作战呢！”张松写信给刘备和法正：“现在大事眼看就要成功了，怎么能放弃离开呢！”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告发了他们的密谋。于是刘璋抓捕并斩杀了张松，还下令各关隘的守将，以后不许再和刘备有书信往来。刘备大怒，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指责他们无礼，把他们杀了；然后整顿军队，直接到达关隘，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进而占据了涪城。
评论
建安十七年是东汉末年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曹操集团权势达到新高度，孙刘联盟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的博弈与抉择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其中的政治智慧、人性挣扎与制度困境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权力巅峰的试探：曹操的政治进阶与争议
正月，汉献帝下诏允许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一特权复刻了西汉萧何的待遇，标志着曹操在名义上已突破人臣极限。这一事件表面是皇恩浩荡，实则是曹操集团势力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汉室权威的进一步侵蚀。此时的曹操已非简单的权臣，而是实际掌控下的统治者，这套礼仪特权成为其迈向更高权力的垫脚石。
曹操集团内部的治理细节更值得玩味。河间民田银、苏伯叛乱时，曹丕在处理降卒问题上展现了政治成熟度。程昱的劝谏体现了乱世中的法治变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旧法适用于战乱初期的威慑需求，而下渐定时则需转向怀柔政策。这种“因时制宜”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激化内部矛盾，又维护了统治权威，曹操那句“善处人父子之间”的评价，实则暗含对政治分寸感的赞赏。
国渊如实上报战功的举动更具象征意义。在“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的潜规则下，国渊坚持“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的立场，展现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坚守。曹操对此“大悦”，既体现了他对诚实品质的认可，也暗含对内部治理规范化的需求——当政权从军事扩张转向稳定治理时，务实精神比虚夸战功更有价值。
乱世中的治理样本：郑浑的平叛策略
在平定鄜贼梁心过程中，左冯翊郑浑展现了卓越的治理才能。面对叛军流窜、各县恐慌的局面，他拒绝了“移就险阻”的保守建议，转而采取主动策略：一方面“治城郭，为守备”稳固根基，另一方面创新激励机制，“募民逐贼，得其财物妇女，十以七赏”。这种将经济激励与军事行动结合的方式，迅速调动了民众积极性，实现了“全民皆兵”的平叛效果。
更具智慧的是郑浑对降卒的处理策略：要求叛军归还劫掠的妇女才能赎回自己的妻子，这一举措既打击了叛军的凝聚力，又通过伦理约束重建社会秩序。最终“转相寇盗，党与离散”的结果证明，柔性治理比单纯军事镇压更能解决深层次问题。郑浑的成功揭示了乱世治理的核心逻辑：赢得民心比占据险地更重要，重建信任比消灭敌人更关键。
命阅十字路口：荀彧之死与道德困境
建安十七年最具悲剧色彩的事件，当属荀彧之死。当董昭等人提议为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时，荀彧明确反对：“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番话彻底激化了他与曹操的矛盾，最终在寿春“饮药而卒”。
司马光在评论中为荀彧辩护，驳斥了杜牧将其比作“教盗穴墙”的指责，指出荀彧辅佐曹操是“大济生民”的无奈选择。这一评价揭示了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在汉室衰微、下大乱的背景下，荀彧不得不依靠曹操的力量实现“拨乱反正”的理想，却最终在“忠汉”与“辅曹”的矛盾中走向毁灭。他的悲剧本质上是理想主义在现实权力面前的破碎，是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下”信念与乱世生存法则的激烈冲突。
荀彧之死标志着曹操集团内部“拥汉派”的彻底失势，为后来曹丕代汉铺平晾路。这位曾为曹操举荐贤才、制定战略的核心谋士，最终用生命诠释了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气节，成为汉末乱世中坚守道义的精神象征。
割据势力的布局：孙刘的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南方的孙权和刘备也在进行关键布局。孙权采纳张纮建议，将治所从秣陵迁至建业（今南京），并修建石头城，奠定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基础。这一迁都决策不仅是地理选择，更是战略转型的标志——从长江中游防御转向下游进取，为后来与曹魏长期对峙奠定了根基。
吕蒙力主修建的濡须坞，则体现了吴军防御理念的进步。在“上岸击贼，洗足入船”的传统思维下，吕蒙预见了防御工事的战略价值，这一举措后来在抵御曹操南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东吴军事思想的务实性。
刘备在葭萌关采纳庞统“中计”，以荆州告急为由诱杀刘璋名将杨怀、高沛，正式拉开夺取益州的序幕。这一决策虽有背信弃义之嫌，却符合乱世“成者为王”的生存逻辑。刘备集团从“借荆州”到“取益州”的转变，标志着其从依附性势力向独立割据政权的蜕变，为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埋下伏笔。
历史的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建安十七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汉末乱世的核心特征：传统秩序崩溃后，新旧价值观念激烈碰撞，各方势力在“生存”与“道义”之间艰难抉择。曹操的权力扩张、荀彧的悲剧、郑浑的治理智慧、孙刘的战略布局，共同构成了一幅乱世生存图景：
权力法则：在中央权威瓦解后，实力成为话语权的核心，曹操的“剑履上殿”与马腾的“夷三族”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
治理转型：从“围而后降者不赦”到“广开降路”，从虚报战功到如实上报，体现了政权从军事征服向稳定治理的转型需求。
道德困境：荀彧之死反映了传统伦理在乱世中的失效与坚守，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痛苦挣扎。
战略远见：孙刘的迁都、筑坞、夺益州等举措，证明了战略布局对割据政权生存的决定性作用。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乱世不仅是权力的游戏，更是文明的试炼。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既需要郑浑式的务实治理，也需要荀彧式的道义坚守，更需要曹操、孙权、刘备们的战略眼光。建安十七年的风云变幻，不仅塑造了三国鼎立的雏形，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后世理解乱世治理与人性抉择的经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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