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商业文化存在着显着的差异，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儿。
究其原因，还是文化历史不同发展方向，所导致的价值观的差异。
西方饶历史短暂，又长期靠宗教解决精神需求，对于人性的研究和理解比较肤浅。
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辉煌无不建立在殖民主义，烧杀掳掠的基础上。
尝到了霸凌甜头，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也就一直都倾向于成就取向。
重功利，也信奉个人主义，充满了野蛮的侵略性。
而华夏是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没有神权对国家统治进行干预的土壤。
为统治者掌控国家便利，所有的经史子集几乎都是对人性和人心的理解。
所以就连我们的封建帝王都把自我节制，戒急用忍，当成必要的功课。
非常懂得“和”字之重要，在政治上运用权术，追求的是一种平衡状态。
何况华夏大地的经济基础又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上的。
华夏的老百姓生活比较稳定，能够较长享受太平年月的安居乐业。
所以华夏民众对政令调度和执行，也远比西方人顺从。
集体主义在潜移默化中早已深入民心。
为此，传统的华夏商人，在商业活动里往往更看重声誉地位和关系背景等因素。
重视与人合作，保持同业和谐，会主动行善举，可以称作归属取向。
至于孰优孰劣？
如果抛开其他因素的干预，只分析商业模式的性价比和对社会的影响，这其实完全就是一目了然的事儿。
但很可惜的是，由于曾经科技水平落后和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华夏的商业伦理在当代基本泯灭。
已经不再为人所知，不再为人看重了。
而用强盗的方式取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商业伦理却被世人推崇，好像成了唯一的真理。
这不能不，真是人世间的莫大笑话！
不过好就好在，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国家稳定，在商业领域也放开了管束，终于为华夏传统商业文化的复苏提供了条件。
像宁卫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在这条路上。
他不是不懂得可以用专利去胁迫别人。
要是上辈子的他，肯定毫不犹豫就这么干了。
可这辈子所见所闻，所知所学，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反而认为这种行事方法是一种急功近利，为自己埋雷的愚蠢选择。
因为他已经体会到真正的商业市场，不论成熟与否，都是复杂环境，受到不同的制约。
任何企业都脱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绝不能只专注自身的壮大。
尤其是对于产品性能差不多，很难做到明显优势的行业，就更是如此。
最终一个企业能否做大做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外部关系和谐与否。
白了，虽然内部外部的关系对企业都很重要。
但内部管理理顺比较容易，而维持阿浩外部关系是特别难啊！
西方饶着眼点，完全是本末倒置，给整反了。
而像曾宪梓这样有能力，有才干，又有道德的合作伙伴，完全可遇而不可求的。
正所谓强扭的瓜儿不甜，他干嘛非得在人家心里埋上一根尖刺呢？
难道日后还要让皮尔卡顿公司永远防备金利来会回捅一刀，那这样的合作又能维持多久呢？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虽然表面上他已经放弃了胁迫的方式，但这种可能性终究是客观存在的。
拥有专利的皮尔卡顿公司始终是占有主动性的一方，能够对金利来的选择形成足够的威慑，即便是达成合作后也是如此。
而且曾宪梓也不能不为此深感承情。
再加上金利来由下及上的商业方向和皮尔卡顿由上及下的商业方向，相向而来。
双方可以合作基础和项目简直太契合了。
任何一方都能从中获得莫大的好处，谁都实难舍弃。
于是当曾宪梓在得到充分的时间，对这份合作计划书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研究之后。
接下来的正式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也非常高效。
完全不同于西方人谈判时经常会出现的场面。
没有唇枪舌剑，没有人摔杯子砸碗，没有歇斯底里的拍桌子咒骂。
双方的参与者都知道怎么给面子，怎么维护彼茨体面。
所以几乎是在一团和气里，仅仅花费了一两的谈判时间，双方就签订完成了大部分的合作条款，可谓成果巨大。
具体来，双方首先约定共同出资二百万元，组建易拉得领带公司。
由于皮尔卡顿占据专利优势，宁卫民要求出资八十万，占据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而金利来也对此表示认可，答应出资一百二十万，占有四成的股份。
然后双方都达成一致，易拉得领带会以新品牌的独立专柜形式进入京城、沪海、花城、深圳的大商场里进行售卖。
同时还确定了金利来专门负责高端易拉得领带生产，皮尔卡顿用京城的生产渠道负责低端领带生产的分工。
以及未来共同打击假货，跟各级政府沟通，维护共同权益的约定。
另外，鉴于皮尔卡顿此时在内地的名气实在是太大，双方在专营店的经营成本和铺货渠道上的互惠互利又太大。
曾宪梓为了换取在内地彼茨广告上标注对方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权力。
甚至自己破了不替别的企业生产贴牌货的规矩。
答应为皮尔卡顿生产几款高端领带和皮具，而且承诺不会外流，只在皮尔卡顿的专营店里进行销售。
可以，这已经完全实现了宁卫民心中的谈判预期了。
更别金利来在广告方面的投入是非常有魄力，很有眼光的。
由于知道皮尔卡顿公司占佣新闻联播》前的五十秒广告，曾宪梓主动询问起了这件事，讨论起这个黄金广告时段的性价比。
宁卫民甚至还把《新闻联播》前的五十秒广告切了十五秒，以二百万一年的价钱转卖给了金利来。
这就更得是双方一拍即合，你情我愿的意外收获了。
至于曾宪梓本人，最后回到港城，反而纠结在了一个难以做出选择问题上——是否要把自己的专柜也摆进皮尔卡顿在内地的专营店？
好处是立竿见影的，肯定能借着皮尔卡顿的名气和渠道，提升金利来的品牌地位，提升销售。
但无疑也会让内地的顾客产生一种误解，多半会认为金利来是覆盖在皮尔卡顿羽翼下的子品牌。
不过对于这一点，宁卫民就爱莫能助了。
这只能由曾宪梓自己分析利弊得失，做出判断和选择。
总而言之，从宁卫民发出合作信号开始，仅仅十一的时间，皮尔卡顿就和金利来完成了合作协议的谈牛
而且双方还通过谈判增加了互信与情感，为日后的团结协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样的效率和成果简直是奇迹。
如果不是双方都是华夏人，都有同样的商业伦理和思维模式，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不用，宁卫民事后又因此获得了两位大老板的表彰。
这份合作协议的条款对于皮尔卡顿公司有多么合适，所代表的长远利益有多么丰厚，完全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
尤其宁卫民能把广告时段切分，且以如茨高价卖出去，在两位老板的眼里简直干的太漂亮了。
白了，等于收了金利来一年的广告费，就把当初皮尔卡顿在广告时段上的全部投入都回收了，其他的是干赚啊。
合着宁卫民不但让皮尔卡顿公司白落易拉得公司的股份，还一下子就把奖励给他的百万法郎都替皮尔卡顿给赚回来了。
这样能干的下属，哪儿找去？
但如此一来，皮尔卡顿也不免感到有点坐蜡了，怎么奖赏啊？
这不就显得给宁卫民的经济补偿又薄了吗？
最终，还是宋华桂出面替大老板解决了这个问题，亲自去找了宁卫民一趟。
甭废话了！你子赶紧给我升职吧！
到底是运营部一把手还是二把手其实无所谓，反正工资待遇必须得给你涨上去。
你还别觉得薄待了你，你出国也有补贴。
到时候你去了日本，日本皮尔卡顿公司，会每月给你发二十万日元。
于是宁卫民还能怎样啊？
面对这样的强权，他也就只好勉为其难的低头了。
不过这子还真没少在背后犯滴咕呢。
哎，资本家忒不讲理啊！咱想低调点都不行！
没辙，谁让咱端人家的碗呢？那就得服人家的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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