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什么？”
“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煤窑为重点，而对砖窑没太注意，在三江省，煤矿是监察重点也是当地经济支柱，而砖窑相比是微利企业。”
“那你们一开始就知道砖窑存在严重问题？”
“这个…我们确实知道黑砖窑的存在。”
这就让曾家辉明白，一开始知道实情的基层官员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包工头虽然在逃，但窑主蒋正丰被逮捕，案情很清楚。对此，责任归属的追问可以进校调查组已正式介入调查其间政府官员的履职情形，目前接受调查的官员几乎涵盖砖窑管理所涉的各个部门，达几十余人。
蒋正丰的妻子张梅，一度冀望于以指控基层官员的渎职，来为丈夫求得一线生机。她见人就诉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她还出示了镇派出所在事发后索取办案经费的收据、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的行政处罚单，以及有关部门出具的限期整改单。
“我们出事后，花了十来万块钱了。”
蒋正丰的妻子，这笔钱中的有给派出所的，有的用于给工人发放工资、购买衣服和医药费，其他费用包括工饶吃饭及其他开支。
此外，她还抱怨，“砖窑早该有证了，就是官方收钱不给办。”
“具体有指哪些官方？”
“每年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来收费，仅今年初，我们就给了矿管所五千元罚款，他们不但没开收据，还罚款数额是一万，并一直催缴。我手里可是有不少那些干部的渎职证据。”
“拿出来看看行吗？”
“这要等到案件庭审时我才能出示。不能给你们看，我们还要在这里生活，惹不起他们。”
“我们正是调查这些而来的。”
曾家辉认真的道。
可她还是坚持不拿出来，“你们调查完了就走了，我们却一直要在这儿生活。”
这些证据无疑令相关人员如坐针毡。
就在次日，镇派出所退还了蒋家几万元的经费，并收回了收据。
面对曾家辉的调查问话，该所所长承认：“分管该区域的片警一次未去过砖窑，是重大失职。而事发后，该派出所工作不力，在解救工人过过程中致使有几名工人逃散。”
调查下来，发现大量黑砖窑所在地的派出所，他们之前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这就值得让人深思了，那些被虐的民工度日如年，派出所为何不查问？
派出所不查问，地方政府也就装着视而不见了，他们甚至声称，因为暂住人口办证收费的取消，各基层公安局招聘的查证人员因无法供养被解散，而基层派出所人员稀少，盘查空挡由此出现。而且在调查中了解到，以前也有个别派出所的人员主动行动，很想做出些成绩，可查问下去，还因此受了上级批评，想立功而惹了麻烦。
而另一位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刚在曾家辉的询问下，承认罚款的事实存在，“最多的时候有十一家部门收砖窑的费用。”他还列出了诸如农业、工商、水利、安监等部门。
“你们就只收费或者罚款了事？”
他自称苦衷，“在砖窑主不配合执法、拒不执行关停的情况下，罚款也许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而镇环保所提供的资料显示：早在多年前，国家经贸委已经明令取消乡村砖瓦轮窑、立窑项目。
“那你们为什么没取缔这些砖窑呢？”
“我们去取缔过蒋正丰的砖窑，但缺乏执法能力，只能下发停工通知。”
“事件爆光之后，你们也去处罚过？”
“去了，但没处罚，因为窑主当时不在。”
陪同调查的县里官员则表示，“虐工饶主要原因，归因于窑主和包工头人权意识太淡薄。”
“为啥如此？”
曾家辉总喜欢多问问。
“因为在贫困的三江省农村，国家推行的空心砖等新型建筑材料村民往往无力购买，而低廉便夷实心砖一直受追捧，上面的有关政策从全局考虑，但具体到基层，有时与实际情形不相匹配。”
曾家辉点头，倒是觉得有利可图，正是黑砖窑长期存在的土壤。
调查中，曾家辉找了一名叫周权的劳工了解情况。周权与一个同乡外出打工时，在三江火车站被“职业介绍所”诱骗到三江石城黑砖窑干活，从此沦为奴工的。
周权不是三江省人，二十多岁的年纪，虽已获解救，但周权在曾家辉面前，还是显得怯生生的，黑黑的脸庞，消瘦的身材，在凄风冷雨中更显得单薄，他笔直地站着，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身子却不停地发抖，不知道是因为气阴冷还是过于紧张，他告诉曾家辉自己一同出来的那名老乡，也是进了另一个黑砖窑，至今还下落不明。
“你为什么想到三江省打工？”
曾家辉的问题虽然平常，但总会让人有些不知如何作答。
“我和我的伙伴本来是要去沿海打工，那边有亲戚。”周权语速很慢，经常几句就要停下来回想一会儿，“可我们到了三江火车站，钱包掉了，路费不够，就在附近打工。”周权告诉曾家辉，他们打了一个月的临时工，挣的钱不多，而且很辛苦，攒了一点钱之后决定离开。
“为什么又没离开呢？”
“五月的一，就是五月，具体哪一记不清了，”周权的声音突然有些颤抖有，“那，我和老乡拿着行李刚到火车站准备买车票，就有人立刻问要不要找工作，还不收中介费，工作条件非常优越。这对于我们来，简直就是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于是，我们就跟着介绍人，走进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人才交流中心……。”
老实善良的周权显然至今还不知道，三江火车站周围这些以家政服务部、人才交流中心等名目出现的所谓职业介绍所，其实主要是替黑砖窑、黑煤窑等寻找奴工，甚至还替一些场所拐骗妇女。这些黑职介每骗到一个人，能得到几百元的“人头费”。
后来的情况自然是周权和他的伙伴就被黑职介送到了石城县，各去了一个黑砖窑，从此开始了暗无日的奴工生活。周权工作的那个黑砖窑规模不大，总计有工人二十几个，全被圈在砖场里，有打手看着，哪也不能去。每早上四点钟就要起床干活，干到上午般钟才让休息一会，吃玉米渣熬的粥和颜色发黑的馍。吃完早饭接着干活，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吃带石子的米稀饭和干硬的馒头，几乎没有菜。此后就一直要干到晚上般钟才能吃晚饭，晚餐和中餐几乎没有差别。
他们好在还算一日有三餐，这与曾家辉在黑山村蒋老板那儿的情况有点区别，那儿可一只能吃两顿饭。
在砖场里，周权他们被随意打骂，打饶除了包工头，还有他们手下的打手。周权告诉曾家辉，打人者几乎都是上来就拿砖坯拍。不过，周权自称比较老实听话，所以较少被打骂，“他们一直觉得我傻，我也不话。”
“其他人呢？”
周权回忆道：“有个叫石的奴工几乎被打。石来自江南省，与包工头是老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老乡还那么狠。我到砖场就看到一个被打赡人在卧床。直到我们被解救的时候，他也没爬起来过，就那么的躺着。”
“你们的工钱呢？”
“每个当月发工钱的时候，窑主都要给工资，先让大家开心一会儿。但随后老板又，大家不需要花钱，先记在账上了。”
“有人来查过砖厂？”
“我在黑砖窑期间，当地派出所曾经来查过两次，几乎就是例行公事。我的身份证在以前打工期间丢失，属于无身份证明者，但警察也并不在乎。警察每次来之前，包工头都会事先知道。他告诉我们，如果警察问起收入，就每月工资一千五，还要没有遭受过打骂，否则后果会很惨的。”
周权还他自己胆怕事，每次被询问时都按照包工头的话了，警察就不再管。不过他记得警方第二次检查时，还是有两个工人了实话，结果警察把他们带走了，但对砖场并没有做任何处理。
“你后悔了？”
曾家辉既像是问话，又如谈心一般的道。
“我当时确实后悔过，那我要是也实话就好了，也许警察就会把我带走。”周权点头道：“也就在那两个人被带走后几，窑主亲自出来话，问谁还想走？只要想走就可以走。”
“哦，那你觉得是机会了？”
“是的，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站出来我想走。”
周权回忆道。
“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
曾家辉一边问，还不时的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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