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邹达直面谈话之后，曾家辉没作定论，只是告诫邹达：“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审计，一切待查清情况再作处理。”
此时的邹达，显然已经预感到了危机，可他能怎样？
现在只有先灰溜走出曾副书记的办公室。
曾家辉看着这个风云一时的人物走出去的背影，又随手翻了一下桌子上那一叠旧报纸，沉思良久。他既有为邹达曾经做过的一些积极工作感到惋惜的一面，又有为他的胆大妄为而深恶痛绝的一面，同时还为邹达竟然公开在媒体上大肆言论而气愤。特别是了解到有的记者竟然多次拿什么工作经费，他觉得或许有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这邹达遭遇了麻烦，有记者出头为邹达做工作、帮其话，虽然算是人之常情。可记者是什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又是什么？
这才是让曾家辉比较忧心的！当然，像＊＊周末、＊＊周刊、＊＊时报以及央视“新闻调查”等单位的许多记者，倒是坚持了真理，站在了正义之上，这还是让人宽慰的。他只是想批评少数记者的同时，提醒少数报社、通讯社、网站，不要成为邹达的“帮凶”。
他又翻开了与基金会财务部部长陆俊生谈话，复看了陆俊生所的一段话：青基会遭受“恐怖袭击”的《声明》，是通过＊＊网首先发布的，随后一些报社新闻单位在新闻稿中把陆某称作恐怖分子。这希望工程怎么能够等同于邹达么？俊某又等同于恐怕分子么？陆某揭露的是邹达，并没影袭击”希望工程；之所以站出来揭发，正是因为陆某比邹达更爱希望工程。邹达气急败坏、气势汹汹地把陆某列为恐怕分子，其理由不过是指责陆某在辞职前后大量‘窃取’青基会的内部文件，然后以这些文件作为攻击炮弹。
曾家辉算是真正明白了，何以邹达要拉拢那么多记者，不外乎是联手部分新闻单位应对陆俊生等饶揭发，这才是令他对新闻记者浮想联翩的真正所在。
曾家辉拿起笔，在邹达在接受央视一个节目采访时的赞成“慈善事业应该做成透明的口袋”这话话下面，反复的划了几条线，这话得好听，可怎么理解？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摆在新闻单位面前：一家慈善机构，有什么资格制定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文件或者内部文件？慈善机构的财会人员把本单位领导违规投资、作假帐的确凿证据公布出来，提交给全体捐款人、全社会审查，那么他又有什么罪？按照我国会计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有关规定，勇敢站出来揭发本单位领导弄虚作假的财务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和新闻传媒的保护。可是，像陆俊生这样的人，受到保护了吗？
所幸，还是有＊＊周末那样坚持真理、爱党爱人民的报纸；能有一些认真、正直、勇敢的真正记者敢于跟进揭发。
曾家辉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这个刚刚接手分管基金会的副书记，前一阶段已经向书记作了汇报，找了邹达本人谈了话，也约见了实名报告的知情人陆俊生，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他连抽了几支烟，终于拿笔写下恳请审计署再次进驻青基会审计的请示。他在请示中写下了几条理由：一是青基会这几年的问题，公众与内部都表示确实存在，必须查清，还青基会一个本来面目，也让社会捐资者清楚捐款去向的真实情况，这是为了青基会今后发展大计。二是青基会曾接待过审计署的审计组、团中央的财务检查组和相关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稽核与审计，还接受过外汇管理局指派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希望工程收到巨额外汇捐款进行的年检，可为什么接受了这么多的检查，还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无法定论、无法让公众释然？因此，有必要来一次彻底严格的审计，求得真相，平息事件。
同时，他对自己已经初步查实的几个情况也作了明：第一，青基会与一家媒体的官司6年无果的看法。6年前某周刊发表文章称希望工程七千万善款失踪，何以审计不出来？这里面是不是存在青基会从未接受过社会审计，基本上只是由团中央派人检查，因为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因此走了过场？这个需要澄清，而且这个案子还要找到底，需要用事实赢取胜诉。第二，我认为知情人陆俊生反应的情况值得重视：比如他反应周刊事件发生后，邹达决定打官司，可审计6年来的收支状况，审计工作量大，而会计师对“如何审计慈善事业”这样的“新课题”又没有经验，一些观点和实际的验证脱节，仅凭邹达“项目投资与希望工程的收支无关，不必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就认可了这一点，显然值得商榷。再比如，陆俊生反应的审计费用问题，确实存在青基会给会计师事务的审计费用高出规定许多的问题，这里面本身就存在审计上的不规范。第三，邹达在应对各去几次审计时，曾经使用了几件法宝，比如某位首长如何重视希望工程，又是如何亲自捐款的；我们的传统一向是“内外有别”，如果审计部门把问题公布于众，提交了不利于青基会的审计结果，那么希望工程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会“毁”在审计手里，会成为千古罪人，贫困地区可是有成千上亿双眼睛正在焦急的等待青基会的救助呢？这些法已经查对过审计人员，确实系邹达过，这明了什么问题？明问题是存在的。因此，重新申请审计署进驻非常必要。
每一样明，曾家辉都列出相关例子，还附带了证言与证人，做到了清晰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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