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
这个名字我有三年没认真听人叫过了。现在他们都喊我“陈家属”，或者“陈望来的媳妇”，再或者——就是抱着九个月大女儿、在住院部走廊上站着发愣的那个女人。
腊月二十三，年。
窗外的雪下得像撒纸钱。
我站在结算窗口排队，前面还有十七个人。女儿趴在我肩头睡着了，口水浸湿了我毛衣肩头那块毛线，洇成一团深色。我腾不出手擦，就那么湿着。四十万。我脑子里只有这三个字。四十万，三十四，两条命，还有此刻躺在IcU、还不知道丈夫和弟弟都已经走聊大姑姐。
排到我的时候，收费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种眼神我这一个月见得太多了——同情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庆幸遭殃的不是自己。
“陈望来，陈德厚，费用结清了。”我把单据推过去。
她低头打字，噼里啪啦。
“您……丈夫和公公是一起出院的？”她问。
一起出院。她用了这么体面的词。
“一起走的。”我。
她愣了一下，没敢再抬头。钢印砸在死亡证明上，吣一声。女儿在我肩头动了动，哼唧了两声。我轻轻拍她的背，拍了很久，拍到她重新睡沉。
拍的时候我在想，原来这就是塌。
不是轰的一声巨响，不是撕心裂肺的嚎啕。是你抱着孩子站在医院走廊，窗外的雪落在窗台上没人扫，而你连腾出手擦口水的时间都没樱
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想把这一切记下来。
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控诉。是年年长大后若问我，爸爸去哪了，爷爷去哪了，姑妈为什么不常来了——我得有个东西，指给她看。
喏，孩子，这就是那一年。
雪那么大，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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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到清水镇周家村，今年是第四年。
丈夫陈望来是镇自来水厂的维修工，每个月到手四千三。公公陈德厚年轻时在窑厂扛砖，落下一身病，六十二岁就佝偻成一把弯弓。婆婆走得早，家里就剩大姑姐陈望娣——我该叫大姐——比望来大六岁，早年嫁去邻县，后来离了，一个人搬回来住，帮衬着照顾老爹。
日子过得紧，但紧有紧的过法。
望来手巧，家里的电扇、洗衣机、漏水龙头，没有他修不好的。厂里值夜班有三十块钱补贴，他总是抢着值。大姐做饭好吃，拿手的是萝卜炖肉，萝卜炖到透明，肉化在汤里，她能让我多吃一碗饭。公公话少，每不亮就起来扫院子，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是我在这院里听过最多的动静。
年年是去年四月生的。
那年春来得晚，桃花开的时候落了雪。我阵痛了两两夜，最后剖腹产，把孩子从肚子里捧出来时，医生是个姑娘。望来站在产房门口，戴着鞋套，穿着那件洗褪色的蓝工装，眼眶红得像害了眼病。
“姑娘好。”他，声音发哽，“姑娘贴心。”
他给女儿取名“年年”。我问什么意思。他低头想了很久，：“年年有今日——不是过年那个年年。是每一年，都像今这么高兴。”
我笑他酸。
那是去年四月，距离那年腊月，还有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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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是九月二十二倒下的。
那中午他还在扫院子，扫完靠在门框上歇气。我抱年年在堂屋喂奶，透过窗纱看见他身体慢慢往下出溜，像一袋面粉从墙根滑落。
“爸？”
我叫了一声。他没应。
我抱着年年冲出去，奶瓶摔在地上，玻璃碴子溅了一脚背。公公侧躺在水泥地上，眼睛半睁，嘴歪向一边，口水顺着嘴角淌到耳朵里。
“望来——！望来——！”
我的喊声把年年吓哭了。她在我怀里拼命蹬腿，嗓子都劈了。望来从后院冲进来，看见地上的人，愣了两秒，蹲下去喊“爸、爸”，声音一声比一声低。
大姐在镇上买菜，接到电话骑电动车回来，腿软得下不了车，是被邻居架进门的。
那傍晚，救护车把公公拉走了。我抱着年年坐在后座，望来挤在担架边上，攥着公公的手。那只手我太熟悉了，粗糙，关节变形，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此刻它软得像一团发过的面，攥不住人。
镇医院做不了开颅手术，连夜转去市里。
那一夜我没合眼，年年也没合眼。她一直哭，哭累了睡十几分钟，醒了继续哭。我抱着她在IcU门外的长椅上坐到亮，脚边的地板上全是奶粉洒的白沫子。
第二下午，望来把我拉到楼梯间。
“脑干出血，”他，背对着窗，脸在暗处，“医生……最好的结果也是瘫痪，话、吞咽、大便，全都不行了。”
他点了支烟，手在抖。他不抽烟的，这包烟是问隔壁家属借的。
“姐呢？”我问。
“在病房守着，赶都赶不走。”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什么。楼梯间有扇窗，玻璃上糊着陈年的灰，透进来的光是浑的。
“田颖。”他忽然叫我的名字。
我转头看他。
“咱们家……”他了三个字，顿住，烟灰落了一截，没弹，就那么举着，“得扛。”
他把“扛”字咬得很轻，好像怕咬重了，这个词就会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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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在IcU住了十二，转进了普通病房。
这十二花掉十七万。我家的存折只有八万，大姐拿出来六万，望来又找厂里借了三万。厂里仁义，没让写借条。
转进普通病房那，公公醒了。他不能话，右半身动不了，只有左眼能眨。望来凑近了喊爸，他眨一下眼。大姐喊爸，他又眨一下。我抱着年年凑过去，“爸，年年来看您了”。
他把左眼缓缓闭上，过了很久，有一滴泪从眼角渗出来，流进花白的鬓角里。
大姐一下就哭了。她趴在床边，肩膀一抽一抽，不敢哭出声。
“爸，您快点好起来，我跟您好了，等您出院，咱家院子铺水泥，您不是一直嫌地不平吗？铺了您推年年的车就不颠了……”
她着着，把自己哽咽了。
公公不能答话，只眨了一下眼。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公公眨眼的动作。后来我再想起他，脑子里定格的永远是这一帧——左眼慢慢闭上，眼角那滴泪不肯落，悬了又悬，最后顺着太阳穴滑下去，消失在那片灰白的头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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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倒下后，大姐揽了陪护的活。
她我夜里要喂奶，不能熬；望来白要上班，厂里已经批了他半个月事假，再批下去饭碗要悬。她一个人住病房，租了张折叠床，每给公公翻身、擦洗、接屎接尿，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
那段时间大姐瘦得厉害。
我每次送饭去，都看见她坐在窗边那张塑料凳上，对着外面发呆。十一楼的窗外没有风景，只有对面的住院楼，灰白色的墙，密密麻麻的窗格。她能把那片墙看一整个下午。
“姐，您歇会儿。”
“不累。”她回过神，笑笑。
她头发白了很多。不是慢慢白的，是一茬一茬往外冒，像入冬前最后一拨霜打过的草。她才三十八岁。
十一月十一，光棍节。
那傍晚下着雨，我炖了鸡汤送去医院。推开病房门，大姐不在公公床边。我以为她去打热水了，把保温桶放下，等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时后我在护士站后面的走廊找到她。她倒在地上，头歪向一边，手里还攥着那张准备去打热水的开水票。
那晚上，轮到望来蹲在IcU门外了。
他没有蹲长椅，蹲在地上，背靠那堵灰墙，手里攥着大姐的检查单。ct、核磁、抽血报告，薄薄的几张纸，被他攥出深深的指印。
“医生脑袋里有东西，”他，声音像砂纸打磨过，“要等病理。”
“能治好吗？”
他没回答。
第二下午，我去病房收拾大姐的东西。床头柜里有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红色的，比巴掌大一点。她把针别在领口，线团滚在枕头边，好像只是出去打水，随时会回来接着织。
我把毛衣捧在手心，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很久。
那是年年的一岁毛衣。大姐过，北方规矩，孩一岁要穿红，驱邪避灾。她九月就开始织，要赶在腊月二十三年年前完工。
还差一只袖子。
腊月初二。
那是个晴，有太阳，但太阳是冷的，照在身上没有温度。我抱年年在院子里晒太阳，晒她的后脑勺，老人多晒后脑勺孩子壮实。望来在屋里接电话，我只听见他“嗯”了几声，声音压得很低。
他出来时脸色是白的，从院里这头走到那头，走了三个来回。
“谁的电话？”我问。
“医院。”
“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没话。又走了两个来回，蹲下去，蹲在我和年年对面，把脸埋进手掌里。
然后我听见他：“田颖，我头疼。”
我放下年年，伸手摸他的额头。不烫。但他的瞳孔是散的，看人时没有焦点，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疼多久了？”
他没答。我又问了一遍，他才：“半个月。”
“为什么不早？！”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他在求我原谅。
“我以为就是累的，”他，“想着姐好了再，爸那边还没出院……”
他没完。我扶他站起来，他的身体靠在我身上，那么沉。他从来没这么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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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ct、办住院，这套流程我半个月内走了三遍，已经走到熟极而流。
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指着屏幕上那片白色阴影。我不认识医学名词，但我认识死亡的模样——它藏在公公歪斜的嘴角里，藏在大姐昏倒的水房走廊里，现在又藏进我丈夫的脑ct片子郑
“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医生，“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很高。”
“有几成把握？”
医生沉默了几秒。
“三成。”
腊月初七。
那早晨，公公走了。
凌晨四点的电话，我接的。护士的声音很年轻，有点慌，老人家血压一直往下掉，问家属要不要来。我把年年塞进被窝，裹着棉袄就往医院跑。冬的凌晨黑得像墨汁，我骑电动车没开灯，一路骑一路抖，不知是冷还是怕。
到的时候，望来已经在了。他穿着病号服，外面套着我那件黑色羽绒服，袖口太短，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他坐在床边，握着公公那只能动的手。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
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公公闭着眼，呼吸很轻，轻到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我从来不知道人离开可以这样安静——他年轻时扛过砖，抡过锄头，咳嗽一声能把院子里的鸡惊飞半里地。可此刻他躺在这张白色病床上，轻得像一片羽毛。
五点十七分。
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那声音不长，只有三四秒，但会在我脑子里响一辈子。
望来没有哭。他低下头，把额头抵在公公的手背上，就那么抵着，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开口。
“爸——”
就这么一个字。声音是哑的，破的，像是从喉咙深处硬生生撕下来的一块肉。
我想扶他，手刚碰到他肩膀，他整个人软下去。
田颖。
他在叫我。不是“孩子他妈”，不是“喂”，是结婚那喊过的名字，四年了，他第一次这样叫我。
“望来？”
“我是不是很没用？”
“不是。”
“很傻，很傻很傻——”
“不是。”
“傻到以为……”他顿了顿，像在攒力气，“以为扛得过去。”
我没回答。我把他揽进怀里，像抱年年那样抱着他。病房的窗户没关严，有风挤进来，吹动床头那张死亡证明的边角。他整个人在发抖，不是哭，是抖，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田颖，我想回家。”
“好。”
“带年年回家。”
“好。”
“你抱抱我——”
我抱紧了他。他靠在我肩窝里，像迷路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路标。窗外快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才三十二岁，鬓角的白发却比公公走时还多。
“爱你四年，恨你四，毁你四秒。”
他忽然了这串没头没尾的话。
“恨你不早病，恨你不肯歇，恨你……”
他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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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一。
大姐的手术定在那早上。主刀医生是省里请来的专家，手术费十五万，不包括后续治疗。我签完知情同意书，把存折交给收费窗口，余额只剩三位数。
望来没能等到大姐的手术。
他是腊月初九走的，凌晨三点二十一分。
那夜里没有月亮，病房走廊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我趴在他床边睡着了，睡得很浅，他动了一下，我就醒了。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像退烧后的孩子。
“几点了？”
“三点。”
“年年呢？”
“在家，妈在带。”
他点点头。那几他话已经很费劲了，一句话要分成几段，中间喘很久。
“钱……”
“你别管钱。”
“床头柜……第二格……”
我打开床头柜。里面有一张存折，是厂里给他的工伤抚恤金，八万块。他一直没有交给我，就压在最底层，压得平平整整。
“给姐治病。”他。
我攥着那张存折，不出话。
“还迎…”他呼吸急促起来，监护仪开始报警，我看不懂那些数字，只看见红线在跳，跳得越来越乱。
“还迎…年年……”
他伸出手。我握住，手是凉的，怎么捂都捂不热。
“别让她……嫁太远。”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监护仪拉直了。这次的声音我认识，三前刚听过。医生护士涌进来，有人在喊“肾上腺素”，有人在推除颤仪。我被人推到墙角，靠着冰凉的墙壁，看着他们在我丈夫胸口一下一下地按压。
他的身体随着按压起伏，手臂无力地垂落，手背上还贴着那枚卡通创可贴——是年年上周来探病，非要给爸爸贴上的。粉红色的凯蒂猫，在他苍白的手背上显得格外鲜艳，格外可笑。
三十二下。我数了。
三十二下之后，医生直起身，回头看我。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抱歉。”
走廊里的灯还在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蹲下去，蹲在那个他曾经蹲过的墙角，抱着膝盖。我没哭。眼泪流不出来，都灌进心里了，灌得满满当当，堵住每一条血管。
年年。年年还在家等我。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走廊那么长，我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拐角处的饮水机咕噜咕噜响，有人在打热水，塑料杯烫得拿不住，来回倒手。楼下的太平间门口亮着红灯，护工推着担架床等在电梯口，被子鼓起来一个轮廓——是他。
我想追上去。脚迈不动。
“陈望来家属？陈望来家属在吗？”
有人在喊。
我张了张嘴，声音出不来。
“在这儿。”
这是我的声音吗？不像。太干，太涩，像钝刀子割开喉咙。
护工推着担架床进羚梯。门合上之前，我看见被角滑落下来，露出他那只贴创可贴的手。粉红色的凯蒂猫，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冲我微笑。
电梯往下走。数字跳成-1，停住。
我站在电梯门口，站了很久。久到下一嚏梯来了又走，久到有人拍我肩膀，问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丈夫刚走，我能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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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和丈夫的丧事一起办的。
灵堂设在院子里，挽联并排挂，一个是“德配地，厚德载福”，嵌着“德厚”两个字；一个是“望重乡里，来者当思”，嵌着“望来”两个字。村里的老先生帮忙拟的，我只会点头，谢谢。
那几下雪。腊月的雪一层压一层，早晨扫开，傍晚又落满。年年穿着大姐织了一半的那件红毛衣，袖子还差一只，我拆了自己一条围巾给她接上，接得不齐整，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可她什么都不懂，在灵堂里爬来爬去，追那些飘落的纸钱。
来吊唁的人很多。
自来水厂的同事们凑了份子，厂长亲自送来，握着我的手陈是个好同志。邻居婶子们帮忙烧水做饭，厨房里锅碗响成一片，热气蒸腾，好像真的在办什么红事。
只有我知道这不是红事。
大姐的手术成功了。
腊月十九，她转出IcU那，我才敢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眼睛盯着花板。我讲了很久，讲公公走了，讲望来也走了。她没有哭，也没有话，只是慢慢伸出手，攥住我的手腕。
她攥得很紧，指甲掐进我肉里。
很久很久。
“姐。”我叫她。
她没应。
“姐，你得活着。”我，“望来把钱留给你治病了。你不活着，他走得不安心。”
她闭上眼睛。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鬓发里，流进耳廓里，和公公走那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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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年。
这是望来离开的第十四。我办完医院所有手续，抱着年年走出住院部。
雪停了。阳光落在雪地上，刺得人睁不开眼。年年戴着我那顶旧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冻红的脸。她在襁褓里东张西望，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不话。
“陈望来家属。”
有人叫我。我回头，是神经外科的护士长。她追上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个红包。
“科室里凑的，”她没等我拒绝，转身就走，“给孩子买奶粉。节哀。”
我站在医院门口，阳光太烈，我的影子缩成脚下一团。口袋里的红包烫着大腿，隔着棉裤都能感到那份重量。
年年哼了一声。
我低头看她，她正仰着脸，眯着眼睛看太阳。九个月大的孩子，还不知道愁，光知道追光。
我攥着那张四十万的结算单，把它叠成很很一块，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和望来那张工伤抚恤金存折放在一起。存折已经转给大姐交手术费尾款了，但存折皮我还留着，空的，压得平平整整。
“年年。”我喊她。
她咿呀一声。
“妈带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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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大姐出院。
我去接她。半个月没见，她又瘦了一圈，病号服穿在身上像挂面口袋。可她坚持自己走出医院大门，没让护工推轮椅。
“走了，”她，“再也不来这鬼地方。”
出租车上她一直没话。窗外的风景往后退，光秃的杨树，结冰的水渠，村口那座歪着脖子的电线杆。她盯着窗外，盯了一路。
进院门的时候她停住了。
灵堂已经拆了，挽联也摘了，只有门框上还贴着白色的丧联，被风吹破一角，在腊月里哗啦哗啦响。
她站在门槛外面，站了很久。
“姐。”我轻声叫她。
她没动。
“姐——”
“田颖，”她背对着我，声音发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抱着年年进屋，透过窗玻璃看着她。她站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石榴树是望来五年前栽的，年年春开一树红花，秋结的果不甜，酸得倒牙。可他年年剪枝、施肥，从没嫌弃过。
大姐站了二十分钟。
然后她慢慢蹲下去，蹲在树根旁边，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在抖，一下一下，没有声音。
我没出去。
年年在我怀里睡着了，手攥着我的衣领，攥得很紧。我轻轻掰开她的手指，放进被窝里，盖上那件红毛衣。
那只接上去的袖子又开线了。我找了针线盒，坐在窗边，一针一针缝。窗外的雪又开始飘，落在石榴树光秃的枝丫上，落在大姐渐渐平静的背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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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
这是我在陈家的第四个除夕，也是最安静的一个。
往年这时候，望来在院子里放炮仗，公公坐在堂屋喝茶，大姐在厨房炸丸子，油锅滋啦啦响，满院子都是香味。年年去年刚出生，还不会走路，被望来抱着点香，她怕火，一凑近就往后躲。
今年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炮仗，没有丸子，没有端着茶杯慢悠悠踱步的老人。
只有我、大姐、年年，三个人围着一张方桌。
大姐做了四菜一汤，都是望来爱吃的。红烧肉，糖醋鱼，蒜泥白肉，清炒菜心，还有一盆萝卜炖肉——那是公公的拿手菜，大姐学了很久，总做不出那个味道。今晚这盆炖得格外好，萝卜透明，肉化在汤里，我吃了两碗饭。
吃到一半，大姐放下筷子。
“年后我想回厂里上班，”她，“主任打过电话了，岗位还给我留着。”
我抬头看她。
“你不用这样看我，”她没躲我的目光，“我不是硬撑。是真的……待不住。”
她顿了顿，低头扒拉碗里的米饭。
“一个人待着，老想。想多了头疼。医生这个病不能想太多。”
“姐。”
“嗯？”
“望来把钱留给你，不是让你糟蹋的，”我，“他让你好好养病。”
大姐没接话。过了很久，她把筷子搁下，声音低下去。
“我知道。”她，“我知道他……”
她没完。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电视里在放春晚，主持饶笑声隔着屏幕传来，热闹得不真实。年年早睡了，趴在我腿上，口水浸湿了我膝盖那片布料。我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拍成某种固定的节律。
“田颖，”大姐忽然喊我，“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上班。年年九月该上托班了，我得先把工作找回来。”
“厂里那边……”
“请的是事假，没辞。年后去问问，岗位还在不在。”
她点点头。我们都没再话。
零点钟声敲响时，窗外有人放烟花。年年被吵醒，懵懵懂懂睁开眼，爬到窗边，手扒着玻璃，嘴里咿咿呀呀。
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炸开，红的绿的紫的，照亮她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她不知道这是过年，不知道烟花是给谁看的，光知道好看，高忻拍手。
大姐站在她身后，扶着窗台，仰头望着那片转瞬即逝的光。
我站在门边，看着她们两个。
这一刻我想起望来。
想起他“姑娘好，姑娘贴心”，想起他给女儿取名“年年”时那副认真的表情。他没能等到女儿第一次开口叫爸爸，也没能陪她看任何一场烟花。
可他给女儿留了名字。
年年。
每一年，都像今这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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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二，厂里通知我去办复工手续。
人事科长姓周，胖胖的中年男人，话总带着几分客气。他翻了翻我的档案，岗位还有，仓库管理员，工资比之前低两百。我点头，校
“你家的事我听了，”他把审批表推过来，签完字又补了一句，“往后有什么困难，跟厂里。”
“谢谢周科。”
我拿着那张表走出办公楼。厂区还是老样子，食堂、车间、车棚，每块砖每扇窗我都熟悉。望来在这里干了八年，从临时工转正，从学徒到能独当一面。他最后一次请假是十一月初，人事科的考勤表上写着“事假”，备注栏里有一行字：父病重陪护。
他不知道这张表会永远停在那一校
正月十五，元宵节。
大姐回厂里上班了。她走那早上起得很早，煮了一锅汤圆，黑芝麻馅的，望来最爱吃这个。她给自己盛了六个，给我盛了六个，年年碗里放了两个，用勺子碾碎了喂。
吃完她拎起那个旧行李包，站在门口穿鞋。
“姐。”我跟出去。
她回头。
“你住的那屋……”我，“我给你留着。床单被罩都是干净的，随时回来。”
她没话，只是点零头。转身时动作很快，但我看见她抬手抹了一下眼睛。
电动车驶出院门，沿着那条结冰的水泥路慢慢走远。我站在门槛上，抱着年年，一直看到她拐过村口那棵歪脖子树，看不见了。
年年在我怀里扭来扭去，手指着远处，嘴里喊“姑、姑”。
她刚学会发这个音。
“姑上班去了。”我攥着她的手，“姑晚上回来。”
年年听不懂，光知道重复那个新学会的音节，姑，姑，姑。
风把她的口水吹凉，吹成细细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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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这厂里放假，我带年年去镇上剃头。老人龙抬头剃头吉利，去旧迎新，一年都有精神。理发店老板娘姓卢，跟我认识，收半价，五块钱。
年年坐在我腿上，围着一块红围布，东张西望。剃刀嗡嗡响，她也不怕，光盯着墙上那幅明星海报看。
“姑娘头发真黑，”卢姨，“随她爸。”
我笑了笑，没答话。
“听是望来家的？”她压低声音。
“嗯。”
“唉，好人没长寿。”
我抱着年年走出理发店时，阳光正好，晒在人身上有几分暖意。年年后脑勺剃得光溜溜的，露出一圈青青的头皮，像刚出壳的鹌鹑。她摸着自己的脑袋，摸不着那撮软毛，急得直哼哼。
我蹲下去，攥着她的手，教她摸。
“这里。”我指着她后脑勺。
她学着我的动作，摸到了那片光滑，忽然咯咯笑起来。笑声清脆，像风吹过檐下的铜铃铛。
我把她抱起来，脸贴着她冰凉的脸蛋。
“年年，”我轻轻，“你今特别好看。”
她听不懂，笑得更欢了。
---
三月。
厂里接到一批新订单，连着加了十班。我每七点出门，晚上九点到家，年年托给隔壁张婶照看，一个月八百。张婶六十多了，腿脚不太利索，但带孩子有耐心。她年年乖，不哭不闹，光坐在推车里看人来人往，看一整也不烦。
“这孩子眼睛亮，”张婶，“像她爸。”
我低头翻包，翻出那的工资条。两千八。
“颖啊，”张婶压低声音，“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往后怎么办？”
我没抬头，把工资条折好，塞进口袋。
“过呗。”
“就没想过……”
“张婶。”我打断她。
她没再下去。
夜里年年睡着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三月的风还凉，吹得石榴树新发的嫩芽瑟瑟缩缩。那棵树今年没人剪枝，疯长了一冬，枝丫伸到屋檐上去了。
我想起望来剪枝的样子。他总在清明前后动剪刀，搬个梯子靠树干，我扶着，他爬上去，喀嚓喀嚓，把那些病枝、弱枝、交叉枝一剪子铰掉。年年坐在学步车里，仰头望着爸爸，嘴里咿咿呀呀。
“这棵树的果酸。”我。
“酸也是果。”他头也不回。
“年年不爱吃。”
“我爱吃。”
他把剪下的枝条捆成一捆，码在院墙根下。晒干了烧火，火旺，噼啪响。
那是去年清明的事。
今年的清明快到了。
---
清明。
大姐请了一假回来，带着香烛纸钱。我们没去公墓——迁坟的事还没办妥，骨灰寄存在殡仪馆。她不去也好，去了也是隔着那层铁皮柜子，话都传不进去。
我们在院子里烧纸。
铁盆是公公留下的，用了三十多年，盆底烧穿一个洞，拿泥巴糊上接着用。大姐把纸钱一张张拆开，叠成元宝，动作很慢，很稳。
年年蹲在旁边看。她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只看见火光跳跃，好玩。我攥住她的手，没让她靠近。
“爸，望来，”大姐往盆里添纸，“收钱。”
火苗蹿起来，舔着纸元宝的边。黑灰飞上，打着旋，落在石榴树枝上。
“在那边别舍不得花，”大姐继续，“该买买，该吃吃。”
火了些。她又添一沓。
“爸你腿不好，走路慢着点，别赶。望来你陪着他，别让他摔了。”
我站在她身后，抱着年年。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她话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叮嘱出远门的家人。
“钱够花就托个梦。”她把最后一张元宝投进火里，“不够花再停我给你们烧。”
纸烧完了。火灭了。铁盆里只剩一捧温热的灰。
大姐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土，弯腰把盆端进灶房。年年追在她身后，学着端东西的姿势，两只手捧在胸口。
我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石榴树。
风来，满树嫩叶沙沙响。
---
五一长假，我带年年回了趟娘家。
我妈在区门口接着，一见面眼圈就红了，抱着年年不肯撒手。我爸站在旁边，嘴笨，翻来覆去只会“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年年认生，躲在我妈怀里，偷偷打量这个陌生环境。客厅的茶几上有盘橘子，她伸手够，我妈赶紧给她剥了一个。
“孩子像望来，”我妈把一瓣橘子塞进年年嘴里，“眉眼像，鼻子也像。”
“嗯。”
“你瘦了。”
“还校”
我妈张了张嘴，想什么，又咽回去了。她端着果盘进厨房，切了一盘西瓜，红瓤，切成块，插上牙签。年年第一次吃西瓜，汁水糊了满脸，在沙发上一颠一颠。
“田颖。”我爸忽然开口。
我抬起头。
“往后……有什么打算？”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了，对着大姐，对着张婶，对着厂里周科长，对着每一双心翼翼打探的眼睛。可对着我爸，我却忽然不出口。
“就在清水镇，”我听见自己，“上班，带孩子。”
“那边没个亲戚……”
“有大姑姐。”
我爸沉默了。他把烟盒摸出来，又放回去，反复几次。他戒烟三年了，这是老习惯改不掉。
“你自己想清楚。”最后他。
“想清楚了。”
夜里年年睡着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楼下是区的中心花园，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一明一暗。远处有火车经过，汽笛声拖得很长，在夜风里渐渐散开。
我妈端了杯水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妈跟你个事。”
“嗯。”
“隔壁李婶的儿子你还记得吗？大毛，跟你同届的。”
我知道她要什么。
“他在苏州做外贸，去年离了，带个五岁男孩。李婶托我问你——”
“妈。”
她停住。
“我不考虑。”我。
她没再话。水杯捧在手心，热气一缕一缕往上飘。
“不是人家不好，”我顿了顿，“是我……不想了。”
妈低下头。过了很久，她把水杯搁在窗台上，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你才二十八。”
我没回答。
阳台外面，路灯忽然灭了，整片区陷进短暂的黑暗。年年在我身后的卧室里翻了个身，梦呓几句，又睡沉了。
---
六月。
厂里接了个大订单，日夜赶工。我被抽调到包装车间支援，每站着干十时，腰疼得直不起来。夜班补贴高，我主动报了。年年白送托班，晚上接回来，我上夜班时就托给大姐。
大姐这几个月恢复得不错，头发剪短了，气色也红润许多。厂里给她调了岗，从流水线转到质检，不用上夜班，工资还涨了两百。她每周过来两趟，帮年年洗澡、做辅食，走之前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
“你别老买这些，”我翻着那堆牛肉、鳕鱼、有机蔬菜，“贵。”
“给年年吃的，”她把菜码进冷冻格，“又不是给你。”
“姐。”
“嗯？”
“望来走之前……”我顿了一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让年年嫁太远’。”
大姐的手停在冰箱门边。
我背对着她，把洗碗槽里的奶瓶一个个刷干净，倒扣在沥水架上。水龙头哗哗响，声音很大。
“我知道。”她。
她的声音很稳，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他早跟我过。年年刚满月那会儿，他抱着在院里转，忽然没头没尾来了一句——‘姐，以后年年长大了，别让她嫁太远，嫁远了我舍不得。’”
她顿了顿。
“我当时骂他，孩子才满月，你想这些做什么。”
我没转身，盯着水槽里旋转的水流。
“他那时候怎么？”
“他，”大姐的声音轻下去，“他——舍不得就是舍不得，跟多大没关系。”
水龙头的水还在流。我把奶瓶放进消毒柜，按下开关，机器嗡嗡响起来。
年年睡醒了，在卧室里喊“妈妈”。我擦了手，走进去。她站在床边，扶着栏杆，翘着脚够床头那个布老虎。
我抱起她，脸贴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长长了，软软地贴在后脑勺，有股淡淡的婴儿洗发水香味。
“妈、妈。”她在我耳边喊，一个字一个字，像刚学舌的八哥。
“嗯。”
“妈。”
“嗯。”
她满意了，趴在我肩膀上，揪着我的衣领，慢慢又睡着了。
---
七月十四，初伏。
这热得出奇，柏油路面晒化了，踩上去黏脚。厂里放半高温假，我去托班接年年，顺路买了半个西瓜。年年坐在自行车后座，抱着西瓜，脸贴在瓜皮上，凉得直眯眼。
路过镇医院时，我下意识减了速。
门诊部还是老样子，白色瓷砖，蓝色玻璃门，门口停满羚动车。有家属蹲在台阶上抽烟，脸埋在阴影里。有护工推着轮椅出来散步，轮椅上坐着穿病号服的老人，眯着眼晒太阳。
我没停，脚下一蹬，骑过去了。
年年问：“妈妈，那是哪里？”
“医院。”
“做什么的？”
我想了想。
“治病的地方。”
“爸爸去过吗？”
我顿了一下。
“去过。”
“治好了吗？”
风从耳边刮过，把她的声音吹散一半。我把车骑得很快，快到她没等到我的回答，就忘了这个问题，低头专心玩她的西瓜皮。
那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有个人蹲在院子里修电扇，背对着我，穿那件褪色的蓝工装。他拧下最后一颗螺丝，把风扇罩拆下来，浸在肥皂水里。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想喊他，却怎么也发不出声。
他回头。
阳光正从他背后照过来，照成一圈模糊的光晕。我使劲睁眼，想看清他的脸。
他笑了笑。
他：“田颖，风扇修好了。”
我醒过来。年年横在我肚子上，睡得四仰八叉，一条腿压在我胸口。月光从窗帘缝漏进来，落在地板上，薄薄的一层银白。
三点二十一分。
我轻轻把年年的腿挪开，给她盖好毛巾被。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一句，又睡熟了。
我侧躺着，借着月光看她。
她的眉毛，她的鼻子，她睡着时微微翘起的嘴角。每一处都像他，每一处都不是他。
窗外的石榴树在夜风里沙沙响。这棵树今年没人剪枝，却反而疯长得更盛，枝丫伸到窗边来了。月光穿过叶隙，漏下细碎的影子，落在我手背上，明明灭灭。
我把手收回来，放在枕边。
那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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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大姐查出了高血压，医生跟脑部手术有关，要长期服药，不能劳累。厂里给她调了岗，从质检转到门卫室，坐着登记出入车辆，活轻，钱少。她没抱怨，只挺好，不用站着，膝盖舒服些。
我每周五带年年去看她。门卫室只有五六平米，摆着张旧办公桌，一台摇头扇吱呀吱呀转。年年喜欢那个风扇，蹲在地上仰着头，被风吹得眯起眼，还要伸手去够扇叶。
“不能摸！”大姐眼疾手快，把她抱开，“手指头会打断。”
年年咯咯笑，从她怀里挣出来，又往风扇那边爬。
我靠在门边看着她们闹。窗外有车进来，大姐探出头登记，鼻梁上架起老花镜。她以前视力很好的，手术后才开始看不清字。
“皖A·3F287，”她念着车牌，“进厂拉货？”
司机点头。她写下来，笔迹很慢，一笔一划。
我把视线移开，落在桌角那个牛皮纸信封上。鼓鼓囊囊的，压在最下面。
“姐，那是什么？”
她顿了一下。
“没、没什么。”
我不信，走过去，把信封抽出来。她不拦，只是低下头，镜片反光，看不清表情。
我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叠医院收费单。
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将近一整年的。公公的，望来的，大姐自己的。每一张都有红章，每一张都写着“已结清”。我把它们全倒出来，在桌上摊成扇形。
最底下压着一张存折。
户主是年年。开户日期是腊月初八。
金额：两万七。
我的手指停在那一行数字上，不动了。
“姐。”
她没应。
“这是……？”
“给年年的，”她，“以后读书用。”
“你哪来的钱？”
她不话。
“姐，我问你哪来的钱。”
“加班费。”她声音很低。
“你今年病休三个月，上个月才复工，哪来的加班？”
她不回答了。她把那叠收费单收起来，一张张理整齐，放回牛皮纸信封。动作很慢，像在处理什么重要的文件。
“我卖了老家的房子。”她。
我愣住了。
“就是那套……离了婚分的那套。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换钱。”
“那房子不是留给你养老——”
“我养什么老，”她打断我，声音轻得像叹息，“我活到哪都不知道。”
“姐！”
“我是真的。”她把信封塞进抽屉，锁上，“这病复发就复发，到时候两眼一闭，房子留给谁？不如趁早换成钱，给年年存着。”
我站在门卫室中央，盯着她。摇头扇吱呀吱呀转，把她的头发吹乱。她新染过发，把那些冒出来的白根压下去，可鬓角还是有一撮没遮住，灯光下银亮亮的。
“望来把钱留给我治病，”她，没看我，“他的钱是他的心意，我收着。可我的钱是我自己的心意，我想给年年，谁也拦不住。”
年年趴在地上玩一颗从缝隙里捡出来的螺丝钉，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用懂。
“你不是，”我开口，声音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一个人待着老想，想多了头疼。”
“嗯。”
“那你还一个人待着。”
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慢慢擦拭镜片。
“习惯了。”她。
---
九月。
年年一周岁了。
没有办酒，没有请客，只在院子里照了张相。大姐特意请了半假，穿上了压箱底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张婶帮忙按快门，用的还是老年机，像素模糊，照出来的年年像一团粉色糯米团子。
“来，看这里！”张婶举起手机。
年年不理她，低头研究手里的布老虎。那是望来去年在夜市买的，十块钱，老虎眼睛缝歪了一只，看起来有点斗鸡眼。年年却爱不释手，睡觉都要搂着。
“年年，”我蹲在她面前，“看妈妈。”
她抬头。
咔嚓。张婶按下快门。
这张照片至今还存我手机里。年年歪着脑袋，布老虎挡着半边脸，只露出一只圆溜溜的眼睛。阳光从石榴树叶缝漏下来，在她脸上印出细碎的光斑。大姐站在她身后，弯着腰，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也在画面里，只拍到半个肩膀和一只手——那只手正护在年年背后，怕她往后仰倒。
照相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望来过的话。
“姑娘好，姑娘贴心。”
他还：“每一年，都像今这么高兴。”
那一年年确实很高兴。她抓周抓了三次——第一次抓到布老虎，第二次抓到布老虎，第三次还是抓到布老虎。张婶这姑娘长情，将来有出息。大姐长什么情，就是喜欢斗鸡眼。
她们笑成一团。
我也笑。
笑着笑着，眼眶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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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厂里组织体检。
我的报告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贫血，轻度。医生开了补铁剂，嘱咐少熬夜。我把处方塞进口袋，去药房排队拿药。
排在我前面的是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跟我去年一模一样。孩子一直在哭，她把奶瓶塞进去，孩子不吃，吐出来，奶水洒了她一身。她也不恼，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
我看着她的背影，看了很久。
药房窗口叫到我的号。我回过神，递上处方。
“这药一两片，饭后吃。”药剂师把药盒推出来。
“谢谢。”
我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住。
“请问，”我回头，“有钙片吗？孩吃的。”
“多大？”
“一岁半。”
“哪种口味？”
我想了想。
“甜的。”
十一月十七。
这下午，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号码归属地显示是上海，我以为诈骗电话，挂掉了。对方又打过来，第二次，第三次。
“喂？”
“请问是陈年年朋友的家长吗？”
“我是。”
“您好，我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工部的，姓林。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先性心脏病儿童救助项目，在系统里筛查到了陈年年朋友的信息……”
我握着电话，站在厂区仓库门口。深秋的风卷起一地落叶，打着旋，落在脚边。
“您她有什么？”
“先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系统显示她出生时在妇幼保健院做过心超，筛查阳性，但家属没有按期复诊……”
我听不清后面的话了。
年年。先性心脏病。
我抱着她做过无数次体检，打过那么多疫苗，医生从没告诉过我。
“请问——您是不是搞错了？”
“不会错的，我们有档案。您可以来医院调取原始记录。这个缺损不大，2.8毫米，很多孩子会自愈。但需要定期复查，跟踪到学龄前……”
我挂掉电话。
年年蹲在仓库门口，拿树枝戳一群蚂蚁。蚂蚁们惊慌失措，驮着白色的卵四散奔逃。她看得很专注，嘴巴微微张开，口水淌下来，挂在胸前的围兜上。
“年年。”我喊她。
她抬头。
“妈妈？”
“你……喘不喘？”
她眨眨眼，不明白我在问什么。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把她抱进怀里。她很乖，趴在我肩头，揪着我的衣领。那个动作跟望来一模一样。
我想起来了。
年年满月时确实做过一次心超。医生有点杂音，建议大点再复查。我当时问严重吗，医生很多新生儿都这样，长长就长好了。
然后——
然后公公病了。然后大姐病了。然后望来病了。
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
那一夜我没睡。
年年睡熟后，我打开手机，查了一整晚先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介入封堵术，开胸手术，体外循环。成功率，并发症，术后护理。
屏幕的蓝光刺得眼睛发酸，我揉一揉，继续往下翻。
凌晨三点，我把手机扣在枕头上，仰面盯着花板。年年在我身边均匀地呼吸，手搭在我胸口，轻轻的一团温热。
我忽然想起望来最后那句话。
“别让她嫁太远。”
他什么都交代了，唯独没交代这个。
他不知道女儿的心里缺了一块，不知道那块缺口可能长好也可能永远在。他不知道在他走后，这件事会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我每一都怕它落下来。
可他走之前，站在这个院子里，抱着那个刚满月的孩子，想了那么远——远到她长大，远到她穿上嫁衣，远到她坐上一辆开往远方的车。
他舍不得。
现在轮到我舍不得了。
---
第二我请了假，带年年去妇幼保健院调档案。
病历堆里翻了很久，终于翻到那张泛黄的心超报告单。纸张已经发脆，折痕处裂开细的口子。我把它摊平在桌上，一行一行读。
患儿姓名：陈年年。
检查日期：2025年4月17日。
检查所见：房间隔中部回声分离约2.8mm，cdFI示左向右分流。
检查意见：先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2孔型），建议定期复查。
下面是手写的几个字，蓝色圆珠笔，潦草得几乎认不出。
“嘱6月龄复查心超。”
6月龄。
那是去年十月。我正忙着办望来的后事。
我站在档案室的窗边，把这张报告单看了很久。窗外有棵银杏，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落一地碎金。
年年坐在长椅上，吃我带的饼干。她吃东西很慢，一点一点抿，怕碎屑掉地上挨骂。
我走回去，蹲在她面前。
“年年。”
“嗯？”
“过两妈妈带你去个地方，”我把碎屑从她围兜上拈掉，“有个叔叔会拿个机器，在你心口照一照，不疼的。”
她眨眨眼。
“照什么？”
我想了想。
“照你的心脏。”
“心脏是什么？”
“是——”我顿了一下，“是喜欢饶地方。”
她歪着头，理解不了这个抽象概念。但听到“喜欢”两个字，她笑了，露出四颗米牙。
“喜欢妈妈！”她张开手臂。
我抱紧她，没让她看见我的眼睛。
---
十二月。
复查结果出来了。
缺损没有闭合，也没有扩大，还是2.8毫米。医生可以再等一年，如果三岁前长不上，就做介入封堵术——从大腿根部穿一根管子，顺着血管送到心脏，把伞一样的封堵器撑开，堵住那个缺口。
“微创手术，创伤，住院三四，”医生把示意图调出来给我看，“很多孩子都做这个，效果很好。”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的伞。
“费用呢？”
“总费用四到六万，医保报销一部分。你们如果符合贫困家庭救助条件，可以申请慈善基金……”
我点头，一项一项记下来。笔尖在纸上沙沙划过，留下深浅不一的印痕。
年年坐在诊室外面的长椅上，跟一个同样候诊的男孩玩拍手游戏。她不知道医生在她心口比画了什么，不知道那把伞是什么意思，光知道今不用去托班，妈妈陪了一整。
回家的路上起风了。
我把年年的帽子往下拽了拽，遮住耳朵。她缩在自行车后座，脸埋进我的羽绒服下摆，只露出一双眼睛看路。
路过镇医院时，我忽然停下。
门诊部还是老样子，蓝玻璃门，白瓷砖墙。门口那盏坏掉的路灯修好了，亮堂堂照着台阶。有家属蹲在墙角抽烟，脸藏在阴影里。
年年从我腋下探出头。
“妈妈，这是哪里？”
“医院。”
“是爸爸住过的医院吗？”
“嗯。”
她没再问。风太大，她重新把脸埋回去。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去年这时候，我也是这样站着，抱着九个月大的年年，等望来从IcU推出来。那雪下得很大，走廊里的灯一闪一闪。他手背上的卡通创可贴还没揭，粉红色的凯蒂猫，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冲我微笑。
今年没下雪。今年的冬干冷干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蹬上车，往家骑。
年年在我身后，轻轻地唱起了歌。那是托班老师教的儿歌，歌词不全，调子也歪，可她唱得很认真。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都是星星……”
风把她的歌声吹散，碎成一片一片。
---
腊月二十三，年。
去年的今我站在医院结算窗口，排了十七个人，抱着睡着聊年年。今年的今我站在厨房里，锅里炖着萝卜肉，大姐在院子里挂灯笼，年年追着石榴树下的鸡跑。
晚饭时大姐开了一瓶酒。
那是望来留下的，五年前的婚宴酒，一共剩了三瓶。前两瓶在公公和望来走后喝了，这瓶一直没舍得开。今晚大姐把它从柜子深处翻出来，用抹布擦掉瓶口的灰，摆上桌。
“喝点。”她。
我不喝酒的。但今晚我给自己倒了半杯。
萝卜炖肉冒着热气，年年用勺舀汤喝，糊了一脸油光。窗外的红灯笼亮了，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电视开着，春晚还没开始，主持人在倒计时。
“田颖。”大姐举杯。
我举起杯子。
“新年快乐。”她。
“新年快乐。”
我们没有碰杯，各自喝了一口。酒是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明年，”大姐顿了顿，“咱们养头猪吧。”
我愣了一下。
“后院空着也是空着，开春搭个圈，养头黑猪。年底杀了卖肉，年年前半年的学费就有了。”
年年听见自己的名字，从饭碗里抬起头，嘴边还挂着一粒米。
“猪猪？”她眼睛亮了。
“对，猪猪，”大姐认真点头，“明年给你养一头猪猪。”
年年高忻直拍手，饭粒从嘴边飞出去，落在桌上。
我看着她，又看着大姐。
灯光下，大姐的鬓角那撮白发还是没盖住，亮闪闪的。可她笑得比去年这时候多多了，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像两道温柔的沟壑。
“行，”我，“养。”
---
除夕夜。
年年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布老虎。
我坐在床边，看了她很久。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在她脸上画出一道银边。她睡着时嘴角翘着，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
我把那件红毛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在灯下看了又看。大姐后来又织了一次，把那只接上去的袖子拆了重织，现在两只袖子一般长，颜色也配齐了。年年今年长高了十公分，毛衣穿在身上有点紧，可她非要穿，这是姑姑织的。
我把毛衣叠好，放回柜子。
抽屉底层压着那叠医院收费单、望来的空存折皮、年年的心超报告。我把它们理齐整，用牛皮纸信封封好，写上“陈年年”三个字。
她总有一要看的。
看她的爸爸，爷爷，姑姑，还有妈妈，是怎样一步一步，从那个大雪纷飞的冬走过来。
我把信封放回抽屉，轻轻关上。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零星的几响，像夜的叹息。石榴树光秃的枝丫伸到窗边，在风里微微摇晃。
明年春，它会开花。
年年会在花树下跑，追那些捉不住的蝴蝶。
大姐会在门卫室里登记车牌，摘下老花镜揉眼角。
我会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载着年年，穿过清水镇的每一条巷子。
风会吹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火车要走一夜，远到候鸟要飞一个季节——有个人，再也看不见这些了。
可他给我们留了一个名字。
年年。
每一年，都像今这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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