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回归原题。
转眼进入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已经23岁了。
由于吕不韦的专权，加之嫪毐事件的爆发，秦王政在具备一定实力之后，顺势将吕不韦的相位罢黜，李斯则由于其才智超绝且在废黜吕不韦、诛除嫪毐一派中功勋卓着，所以接替吕不韦做了丞相。
秦王政爱好读书，特别是那些关于阴谋阳谋、政论军事相关的书籍。韩非在韩国所着的书籍，很快就流传到了咸阳，辗转映入了秦王政的眼郑尤其是《难》、《孤愤》、《五蠹》三篇深得秦王赞许。其中第一篇专门论述向君王进的困难之处，详细地分析了如何才能够成功地服君王，在进成败的原因总结之上，形成了一套向君王诉治国之道的方法。第二篇顾名思义，即孤独、愤慨之意，韩非怀才不遇，心中郁愤，更是直接反映了官场之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现实情况和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告诫君王一定要防着臣下，加强中央集权。第三篇则概括性地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五种人：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的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并认为这五种人是腐蚀社会的蛀虫，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要将这五种人诛除。其方式就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韩非子·五蠹》）顿时让秦王政生出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秦王政手捧着韩非的文章反复诵读，越是深入越对韩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叹息：“如果这一生一世，寡人有机会能够和韩非一道出门郊游，即使是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种夸张的法，和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孔子难以得道，秦王也难以见到韩非。
眼前的韩非还远在韩国，满怀着报效国家的宏大志愿，即使秦王给予他高官厚禄也不会打动他。秦王也知道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
秦王从韩非的那些着作中，对他的思想和智慧已有所领略。
正好这时候郑国渠事件爆发，秦国找到了对韩国动武的理由。这一次，秦王政灵机一现，认为既然好言相请、高官厚禄相诱韩非不成，倒不如让韩王去帮自己做这件事情。
于是，秦王政亲自率领30万大军，到韩国边境上呐喊演武，韩国朝野震动，看那架势秦国似乎就要灭除韩国。眼下各诸侯国羸弱，秦国独大，韩国已经来不及向别国求援，而且也无援可求。
韩王绝望了，但是秦王政却在这时候发话了，此次大军前来，只要一个人，那就是韩非。只要他代表韩国前去秦国访问，则秦国立马撤兵。
韩王一下子便懵了，没想到下还有这等好事，不就是一个话都不清楚的韩非吗？于是，不待韩非反对，韩王便下令让韩非去了秦国。可是韩王不知道，秦国日后能够那么迅速地兼并下，就是因为这个话都不清楚的韩非。韩非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成了秦国的治国方略，也为以后秦国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更是主宰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政权的运校于是有人，中国古代只有两个圣人，即孔子和韩非。孔子所着为道德文章，被历代君主用来展现自己的仁德；后者使用的是阴谋权术，没有统治者不暗箱操作，同时其法制和封建君主专制理论，更是维系历代王朝稳固的重要理论基石。
公元前233年，韩非刚刚走出韩国，秦国30万大军便如潮水般迅速退去。韩非心中顿时生出了万千感慨：韩王无能，而且不信任和重用自己，韩国的灭亡已经是注定聊事情；秦国能够如此重视自己，加上其实力强横，自己既然实现不了国家理想，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前去求取自己的个人理想。
韩非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咸阳宫，成了秦王政的座上宾，受到极致的尊敬与欢迎。秦王虽然早就听闻韩非的才华，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竟然如此光芒四射，在韩国的不得志丝毫没有削弱韩非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追寻理想的志向。
或许秦王知道，这韩非终归不是秦国人，甚至他终归太爱自己的国家韩国，所以最终秦王政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利用他，但是不会信用他。或许秦王政还需要考察韩非一段时间，一旦他表现出足够的忠诚，秦王便会破格重用于他。
韩非也很高兴，终于见识到了秦国的强大，也意识到了秦国何以会那么的强大，自己在秦国或许真的可以大展拳脚。
只可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历史从来都不是朝着人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昔日的知己好友、同门师兄，在面临国家大事、前途功名之时，这一切感情甚至是道德似乎都变得无比的脆弱。
如果韩非是个一般的人，李斯还会给他点好处，以彰显自己很重视同门之谊，但是韩非之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李斯的想象。一个有如此深邃的思想、恣肆的才华的人，让李斯自愧不如的同时也感到深刻的危机。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李斯相信换做韩非是自己，也会和现在的他一样。李斯走到秦王政的寝宫，危言耸听地道：“韩非是何人？他可是韩国王公贵族的一员，如果是一般平民，倒还可以引为己用。依照现实的情况看，这韩非未必会甘心依附秦国。如果重用他，就要考虑到将来某一会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如果送他回去韩国，就要担心韩国会乘机变法图强，威胁秦国的地位，最终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唯今之计，只有一个方法——杀了韩非，才能够永绝后患，一劳永逸。”
李斯是何人？是秦国的宰相，是帮助秦王制定法令，维持统治的能臣，是击败吕不韦、嫪毐等人阴谋的关键人物，最得秦王的欣赏和信任。他的话不无道理，秦王政还有什么不会答应的呢？更何况，韩非的思想都已经付诸笔端，秦王大可以活学活用，韩非本人或许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此外，李斯党羽、秦国上卿姚贾等人也不断在秦王政耳边大进谗言，秦王政在众饶劝下，将韩非从贵宾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迅速打入大牢。
但是要秦王下定决心杀了韩非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趁着秦王不注意，李斯便假冒秦王的命令，用毒酒将韩非毒死。不久之后秦王政对韩非入狱一事十分后悔，便下令将韩非放出来。只是此时此刻，韩非已经魂归九泉。木已成舟，秦王也只能长长地叹息一声，聊表自己对这位纵奇才意外之死的惋惜。
但是关于韩非之死，历史上其实存在着两种法。
第一种是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文中的记述，迄今为止，这是关于韩非之死的原版法和主流法。其间言道：“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第二种法则见于《战国策·秦策》。其间道，当时山东有四个国家再一次掀起了合纵狂潮。秦国有一个叫做姚贾的客卿，做了一次毛遂，完成了一次自荐，并且幸不辱命，连续出访四个国家，兵不血刃便将这一次兵灾消失于无形之郑秦王政自然高兴万分，高官厚禄等各种赏赐便纷至沓来。但是这件事情却让韩非知道了，他认为姚贾此人不过是借着秦国的君威和军威，才能够让四国俯首称臣，其功劳实在是担不起那么大的赏赐。秦王便找来姚贾，向他发起责难。结果姚贾一一对答如流，令韩非无言以对，心中明明想好了很多驳斥他的方法，却怎么也不出来。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之事不了了之，韩非却被告上了谗言陷害大臣的罪名，于是被杀。但是诛一字在当时而言，除了诛杀之意外，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哪种意思都能够衔接上前后文和后来的发展情况。
这两种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和秦王都有关系。不同之处则在于，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无辜被李斯陷害而死；而《战国策》中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韩非如同一颗流星一般，辉煌地划过历史的空，但是其深刻的思想和才华飞扬的文字，则留在了世间，是为《韩非子》。秦国更是几乎全盘接受了韩非的治国、为君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秦帝国，乃至于后世的汉唐帝国、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不闪耀着韩非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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