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玉、吕文德和高达吃了败仗，蒙古人发现宋军水平不过尔尔，即时大逞威风，出动游骑兵肆虐江南！
他们的游骑兵三五成群，有非常强的战斗素养，精通骑射，来去如风，他们不攻打坚城与硬寨，只在城寨边和道路上劫杀宋人，遇到大队宋军，只远远地在风驰电掣地战马上射箭，视乎情况再作打算。
江南多水，他们遇到河流则纵马而渡，或者使用羊皮筏子过河。
单蒙古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有汉军的帮助，替他们问话，了解情况。
事实上，蒙古鞑军对于江南的危害极大，路上的交通断绝，导致各州县白日都要关上城门，晚上更不用。
各地以讹传讹，风声紧张，就连临安府也不敢大开各处城门，仅北门余杭门和东门侯潮门、庆春门常开，其余各门则控制开门时间！
临安府关闭城门，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乡下地方建有营寨堡垒的还好，只要敢坚决抵抗，鞑子也不会硬攻，若没有深沟厚垒的话，许多人往大城市逃跑。
在通往州县或者外地的道路上，逃难的民众络绎不绝，突兀一声：“鞑子来了！”
顿时，路上就炸了营，民众你争我抢，大家都在夺路而逃，结果，鞑子没来，或者来了也没杀到几个人，宋人民众自相践踏，死伤者众，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守土有责的各地宋军原形毕露，遇到鞑军时丑态百出。
前有鞑子汉军二千破二万宋军，李伯玉的正规军尚且如此，后有各地州县几十几百人马遇到几骑十几骑蒙古骑兵时，要不逃跑，要不不敢上前交战，眼睁睁地看着鞑军掳获了女人与财物扬长而去。
敢战的不多，战胜的更少！
如泾县兵马都监郭必新率禁军一百、厢军二百和民壮三百人押运物资，路遇五个鞑子骑兵以及三个汉军骑兵，双方互不相让，打了起来。
600人VS8人，敌我数量比悬殊，在郭都监看来，优势在我！
然而打起来的结局让郭都监悔得肠子都青了，起初八名敌骑并不与宋军迎头相撞，而是向宋军侧翼运动，往扎堆的宋军弯弓射箭。但宋军人数实在太多，蚊仔叮大象，以欺大，宋军根本不忌惮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打法。
在宋缺中，除有较强入伍标准的禁军部队，普通厢军也大量装备能进行远射的弩机，乃至广大民壮也经常被要求训练弓箭，因此他们还射，也不惧稀少的箭枝攻击。
然而鞑子骑兵绕着宋军左右盘旋攻击，甚至兵分二路，每一路四骑去抱抄宋人。
奔驰中马匹带起的灰尘弥漫，又不知从何处射来的箭，箭虽然不多，可宋军渐渐心乱。
此时五名蒙古骑兵换上重甲，终于在宋军阵中引起骚动。
极少有人敢于抵御，更多的则是不约而同的产生动摇，出于本能的向两侧后方退却。
宋军长期缺乏合格近战力量的缺陷，在这类考验下暴露的尤为明显。
他们不敢近战，个个想的是别人顶着，当没人上前的时候，人人只想逃跑。
“你行你上啊！”“只要我跑快过其他人，鞑子就追不上我”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
经过反复几轮的回旋式冲击，人数稀少的蒙古骑兵成功地压垮对方步兵的心理防线。
在他们冲向郭都监时，路上的宋军纷纷溃逃，让出了一条道路来。
郭都监调转马头逃跑，还剩有五百人多的队伍一哄而散，并因恐惧而发生致命踩踏，唯恐跑太慢而被鞑子追上。
其结果就是半数人丧命，且大部分都不是由鞑子的武器造成。
在死者当中有几个是禁军子弟，有一定的后台，其家庭追究战败的责任，郭都监去职，判流放雷州服刑。
其不懊悔，十分积极地要求公差带他及早上路！
鞑子八骑大胜，得到了大批物资都不知道如何运走，只好焚烧了事。
起初，宋人尚有热血男儿应战，但鞑子战法灵法，遇强而避，遇弱则打，擅长伏击，他们的弓箭犀利，战法多端，打得宋人胜少输多。
各州县长官一看，打仗失败，后果严重，何苦来哉，于是干脆约束军马，闭门不战。
此消彼长，鞑子的气焰，大白敢在城门外堵门叫嚣，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
就在建县（安徽宣州郎溪）的西门处，一队不足百骑的鞑子骑兵堵门，这么多的鞑子来了，吓得建县县令林文生动员了军民整整二千多人守着城池而不敢出战，高挂免战牌。
鞑子在城外将宋人祖宗十八代百般毁骂，甚至搬来一些城外宗族祠堂及庙里的神主牌来焚烧，烤肉来吃，以此羞辱宋人。
此乃蒙古汉军的献策，烧掉的神主牌中有文庙孔老夫子的牌子。
奈何宋人唾面自干，不出来就不出来。
鞑子来了劲，就把抢来的几十名宋人妇女在光化日下进行........其情形不便描述，反正不堪入目！
看得宋人在城上睚眦欲裂，然而却无人敢出城应战。
这些鞑子尽兴而归，由于军纪不得带妇人回营，因此他们把那些妇女尽给杀死。
这么丢脸的事情发生后，被人告到朝廷，御史愤起弹劾县令林文生，引用了五代时期花蕊夫饶《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御史话尖酸刻薄，他们自身打仗能力不行，骂自己人去是水平一流，御史建县二千多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昔有后蜀孟昶屈辱投降，难道今会有后蜀之事重现乎？
“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
花蕊夫人虽是女子，但她爱国，愤而写下了《述国亡诗》。
理宗皇帝十分难堪，气得他将林文生贬到了海南岛！
诸州县军马当了缩头乌龟，宋朝长期以文制武的后患无穷，充分地显露出来，文官不知兵，武将被管制得死死后一心只顾捞钱，疏于训练，上阵心怯，广大基层士兵的羸弱，导致严重的后果！
鞑子拔绰和兀良合台的部队位于临安府北，忽必烈在芜湖，临安府西北，两军相距不到二百里，他们的联系居然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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