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綎走后，高务实便笑着道：“若是我猜得没错，百里峡的生财之道，大概是在北边？”
曹淦大吃一惊：“你……少爷怎会知晓？”
这一声“少爷”，可是在没有刘綎在场的情况下叫出来的，高务实心里颇为满意，但更满意的是曹淦的反应。
看来我的估计没有错，百里峡真正赖以为生的买卖，真的是和蒙古人交易。
高务实并不是和朝廷里面的某些大臣一般，持着坚决反对和蒙古人进行任何商贸的思想。在高务实看来，明朝对蒙古的贸易不仅有利可图，甚至因为大明有着完全碾压蒙古的巨大经济体量，大可以达成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蒙古各部的目的，因此他不仅支持对蒙古进行贸易，而且希望大力扩大这种贸易的规模，直到蒙古各部形成“离开了大明根本没法活”的严重经济依赖。届时的蒙古，是大明臣属，有何不可？
这才是高务实前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养成的思维定式：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政治手段；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军事手段。
我坚持要有能打死你的能力，但我同时坚持，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打。毕竟，打仗这种事，第一难免损耗太大，第二难免出现意外。
《孙子兵法·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经济手段逐渐控制蒙古，使蒙古渐渐为我所用，难道不比倾全国之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去打下蒙古来得划算？再，即便打下蒙古，汉人难道去蒙古左建一个城，右建一个城？不适合农耕的蒙古草原，汉让花多少力气去维持占领？
除非生产力和军事革命已经达到后世那般程度，否则高务实都坚持认为，以蒙治蒙才是长治久安的好办法。
更何况，蒙古人不仅可以跟汉人化敌为友，甚至还可以跟汉人成为战友：要知道将来不定还有野猪皮会跳出来为患，需要蒙古朋友出兵和大明配合一下呢——当然，现在还不是朋友。
曹淦这么一问，高务实便哈哈一笑，但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继续问道：“你们和蒙古人交易，你们卖什么，他们卖什么？或者，你们是以货易货？”
高务实这么一问，倒是让曹淦有些兴奋起来了，道：“蒙古人需要的东西可多着呢，绸盯布绢、绵花、针线索、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子……啥玩意儿都喜欢，啥玩意儿都要。”顿了一顿，又道：“至于咱们，收得也算宽泛，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这些，咱们也都收。”
高务实略微诧异：“为何我们还有水獭皮能出售？蒙古没有？”不得不，高务实的对野生动物的了解不怎么样，他还以为蒙古那边各种兽皮应该都很是充足，连带制皮技术也很先进来着。
“水獭多在河流湖泊边栖息，蒙古那边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相比咱们就少得多了，再他们平日以游牧为生，反倒不是经常去猎捕水獭之类的东西。而蒙古冬颇冷，水獭皮对他们很是有用，再加上咱们汉人手巧，制皮精美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欢找咱们汉人买水獭皮，特别是蒙古贵人们，都喜欢水獭皮。”曹淦解释道。
高务实又想了想，问道：“你们不卖那些铁锅之类的东西？”
曹淦摇头道：“铁锅这等物什，价格倒也不能不划算，但官府、边军也有时候会查。人是觉得，反正做其他买卖也能养活百里峡这一帮子人，犯不着为了几口铁锅犯禁，惹得官府侧目，自找麻烦。”
高务实赞道：“好，你这个想法很聪明。”然后又问道：“不过我听官市并不常开……你是走的私市这条线？”
其实蒙古人与汉人直接的贸易往来根本就没怎么断过，远的不，就大明，永乐年间，阿鲁台就与明朝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这种“朝贡贸易”属于官方间的贸易，主要出于蒙古封建主的请求。他们希望通过朝贡获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他们自己生产不了却又很想享用的高档产品。
这种“朝贡贸易”与百姓之间互通有无的互市贸易是性质不同的商业活动，与游牧和农业两种经济之间的交换活动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不是过么，“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明初的“朝贡贸易”是与当时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后，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里被称为王子的达延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割据和混战局面。嘉靖时，“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年来收养残秽兼之卤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耶？衰耶”。
可见这个时期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交换，另一方面自身也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必然要萌发出对外贸易的强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人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消费品。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蒙古统治者就只能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人进行贸易的大门。“庚戌之变”其实就是这类战争的一个缩影。
在这段时期中，尽管蒙汉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但其实在民间却已自发地出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时。
“私时并非近来才有，实际上早在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市者得之皆以归势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趋之若鹜，“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尽管大明朝廷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企图禁绝“私时，但是蒙汉间的贸易活动是蒙古与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所能窒息得聊。
错非如此，来年高拱怎么可能借机推动“俺答封贡”这桩大事？可见做这件事是有各种基础的，大明朝廷只要有个能够真正站在实际立场看问题的政治家，就一定会顺势而为。
私市，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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