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问道：“这案子，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陆炳道：“臣惟陛下命！”
嘉靖不由得笑骂道：“你这滑头，倒问起我来了，朕现在是问你怎么看这案子嘛。”
陆炳只是笑笑，他一生经办的案子何其多，这种案子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朱载墱应该是收到了师尚诏的这封信，也看过了，不定已经毁掉了。
至于他胆敢起什么谋反的心思，陆炳相信，他既没有这个胆量，又没有这个本事，自从成祖靖难以来，大明对于宗室可谓严加防范。
首先是剥夺藩王们的兵权。成祖首先是通过将藩王从边镇迁到内地来削夺诸王军权。
其次就是削夺王府护卫罗织藩王罪名，借机削夺王府护卫，是朱棣削藩的一个重要手段。永乐元年六月，代王朱桂因上违《祖训》，下虐军民，无君无兄，大逆不道， 被革去三护卫，仅给校尉三十名作为随从。因王悔过，于永乐十六年恢复护卫及仪卫司官，应是仅恢复官员设置，而没有给还三护卫。山川社稷祭祀则直到宣宗即位后，方才获允恢复，家财方才给还。
周王朱橚作为朱棣胞弟，也在所难免，由于永乐十八年，朱橚被告发有不轨之事，且被召入京，朱棣刻意优容不问，但已经足够使朱橚战 战兢兢。因此，朱橚还国后，立即主动上纳三护卫以示忠诚，朱棣从之。
经过朱棣的一番调教，并且将涉嫌谋逆的亲王夺爵，除去封国，分亲王护卫给郡王等措施下，藩王们已经没有任何兵权了，同时成祖还剥夺藩王们的指挥权，诸王已经不再参与任何军事战斗，原先的军事指挥权也不复存在，彻彻底底沦为了吉祥物。
同时成祖还支持各级官吏们对藩王们对藩王加以监视。本来洪武朝规定：藩王有不法之事，风宪官不得轻易奏闻，庶民更不许告讦诸王，任何触犯者皆处以斩刑。实际上是将藩王置于朝廷监察体系之外，禁止任何人对藩王进行指摘。因此，在洪武朝，虽然诸王多有不法事，在《明太祖实录》中却不见任何上疏弹劾者。
但是到了永乐朝，事情开始其变化了。从前不得被弹劾的诸王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频频被告发，告发之人，有勋贵如曹国公李景隆者，有皇室亲王和郡王，有王府官，有武将，有护卫军丁等，可谓上到公卿下到平民皆可检举揭发。而且， 往往一王被数次告发，告发晋王朱济熺者甚至前后达数十百 人。
朱棣对于这些告发之人，往往也加以赏赐，甚至明知是诬告，都加以赏赐。成祖不仅不对告发之人加以处罚，反而给予肯定、施以奖赏或擢升官职。比如永乐十七年春正月，告发安定王朱尚炌谋反的西安中护卫百户张诚和旗孙成也擢升官职， 张诚升为登州卫指挥同知，孙成升为义州卫指挥佥事，赐冠带衣服。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因揭发周王朱橚不轨，而被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且获得朱棣赐名赵诚，可谓殊荣有加。对于能及时告发藩王的王府官，朱棣予以宽宥，以示对告发行为的肯定。如，永乐四年齐王谋不轨，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等引奏齐府教授叶坦等三人，认为坦等不能辅导为善，宜置于法；成祖朱棣因这三人之前曾向朝廷告发齐王不轨事，认为可免于处置。朱棣对告发藩王之饶肯定、奖赏、擢升或赦免，实际上表达了他本人对告发行为的认可和鼓励。
朱棣这么做，后来的帝王们也都有样学样，对告发藩王的人都予以赏赐。形成以地方州县官吏、王府官吏士卒、厂卫暗探对藩王们的全方位监视， 王府护卫削夺殆尽，诸王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同时朝廷默认甚至纵容这种告发，不仅王府文官直接承担监察藩王的权力，王府武官、内使和其他杂职人员都构成了对藩王的监察，甚至现在，这些王府官吏虽名为藩王属官， 但其实际地位却位于藩王之上，形成了一种名实不相符的局面。这样，王府官吏欺凌藩王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且频繁地发生了。
挟制诸王，把持王府、詈骂拂逆等其他不法事、请名请封及选婚等事上进行刁难都是常事，嘉靖自己就出身藩王，对于这些事情心知肚明，他自己也不相信朱载墱真的敢和师尚诏勾结，毕竟藩王尚且毫无权力，何况他这个的奉国将军，他们一无兵权，二无政治权力，虽有宗室的头衔，但是处于州县官吏、厂卫暗探、王府官吏的多重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牢牢的监视着。
就像这次的事情一样，朱载墱前脚收到师尚诏的信，后脚锦衣卫就已经查知，事发不可谓不迅速。
听了陆炳的话，嘉靖内心是同意的，他自己也是藩王出身，这些事情怎么会不了解呢？就是换了他自己，若是师尚诏给他写一封信，他是藩王，又能怎么办？真的交给有司？别扯了，这种事情，一旦沾上，你怎么的清楚？就是换了嘉靖，最好的办法就是秘密将这封信销毁，连同报信的人一起处理掉。
只是很可惜，现在朱载墱这事已经闹大了，三法司和厂卫接触，圈禁凤阳高墙，已经算是对他最好的结局了。
嘉靖思索了一会，对陆炳道：“朕想朱载墱并没有反意，只是收到了师尚诏的信，不敢将它交给有司罢了。眼下重要的事情，就是严令地方捉拿此獠，一旦拿捕，验明正身之后，即行正法，不得延误。至于此案，不要大动干戈，若是朱载墱与师尚诏并无勾结情形，就不要扩大此事了。”
陆炳当然对嘉靖的意图十分明白，领命之后立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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