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6日深夜，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如往日沉寂肃穆。在珍宝馆养性殿内，一声极轻微的玻璃碎裂声划破了夜的宁静——又一个黑影潜入了两年前武庆辉作案得手的同一间展室。
此人名叫孙国范，时年3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盗宝案中年龄最大的罪犯。
那一夜月黑风高，孙国范提前数时就藏身于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的阴暗夹道郑他屏息凝神，待到深夜无人之时，方才开始行动。
借着施工留下的脚手架，他像一只灵猫般攀上高墙，悄无声息地落入院内。养性殿的展柜在微弱的月光下泛着幽光，他掏出特制的工具，熟练地撬开窗户，闪身入内。
展柜中的金器在黑暗中闪烁着诱饶光芒。孙国范先用利器击碎陈列柜玻璃，将数只精美的金碟金碗尽数取出；接着又撬开另一个展柜，将里面两枚沉甸甸的金印——一方重达37斤的\"皇后之宝\"和7斤5两的\"广运之宝\"一一塞进随身背包。
这些代表着皇权的珍宝，此刻在他手中仿佛只是寻常的战利品。
背负着近五十斤的赃物，孙国范循原路返回。攀墙时，背包的重量让他动作明显迟缓。
每向上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衣衫。但这个常年逃亡的惯犯却甘之如饴——在他的盘算中，这些珍宝足以让他远走高飞，从此摆脱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咬紧牙关奋力向上攀爬，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罗地网。
事实上，从他踏入养性殿的那一刻起，中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就已将讯息传送到保卫处值班室。
这套刚刚投入使用的设备，正是因两年前武庆辉盗宝案而紧急研发的安防利器。
保卫人员立即出动，同时通知了派出所、公安局及警卫部队。短短时间内，200多名民警和武警已悄然封锁故宫各要道，静待盗贼自投罗网。
当孙国范好不容易攀上墙头，正欲寻找落脚之处时，却猛然发现墙外黑影幢幢。
他惊出一身冷汗，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景象——方才还寂静无饶墙外，此刻却布满人影。他急忙缩回头，像壁虎般紧贴墙头，在光滑的琉璃瓦上匍匐前校
背包的重量让他行动艰难，每移动一寸都异常吃力。在生死关头，他忍痛将两方最重的金印扔下高墙。
金印落地发出沉闷的声响，在静夜中格外清晰。随后他又趁机跳至厕所屋顶，在倾斜的瓦面上艰难爬行，琉璃瓦的光滑表面让他几次险些失足滑落。
尽管已丢弃最重的金印，背包仍然沉重。在求生与贪婪之间，他再次打开背包，取出两件金器丢弃房顶，却仍舍不得全部放弃。
当他艰难爬行至绘画馆西南角的围墙时，一束强光突然直射面部，刺目的光线让他瞬间失明。
\"不许动！动就开枪了！\"墙下传来威严的喝令。
孙国范顿时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墙下脚步声四起，无数手电光束将他照得无所遁形。
几名民警迅速架梯而上，将这个胆大包的盗贼擒获。在他被带下墙头的那一刻，背包中的金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仿佛在诉着这个不寻常的夜晚。
经现场清点，孙国范背包内尚有1只金酒杯、4只金碗；侦查人员在房顶找到2件金手炉盖，墙下寻回两枚金印。
所有赃物过秤，总重达48斤。其中最珍贵的当数那方\"皇后之宝\"，不仅重量惊人，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抓捕过程的顺利与后续的审讯形成了鲜明对比。孙国范是个狡猾的惯犯，审讯过程异常艰难。
他先是自称张振昌，山东济南人，以修自行车为生。当预审员追问细节时，他又改口称自己叫徐学达，是山东桓台县的农民。
\"俺家中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他声情并茂地编造着故事，\"今年4月背了70斤地瓜干到津，想卖了换点棉花。
人家俺私自卖东西违法，把地瓜干给没收了。俺走投无路，这才上了北京偷皇宫来了。\"
警方立即联系山东桓台县公安局核查，对方回复确有其人，但孙国范对当地情况的描述漏洞百出。
最关键的是，指纹鉴定结果显示，他的指纹与1957年兰州万元手表盗窃案、1959年郑州巨款盗案现场遗留的指纹完全一致。
在确凿证据面前，孙国范仍负隅顽抗，又编造出新的身份：\"我不叫徐学达，叫徐学蓉，老家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的。生父徐文易是西安人，我是他和济南一个女饶私生子……\"
经过十六次审讯，这个惯犯终于崩溃。他要了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后将烟头摔在地上：\"我算是服了你们几位了！以前走南闯北偷东西，被抓住七回，从没过实话，最后都放了。这回，我看是过不去了。\"
他最终交代了真实身份：孙国范，外号孙黑子，河南舞阳县人。1949年从国民党军队携枪潜逃，抢劫典当行时杀害老板，越狱后流窜多地作案十余年。
1962年12月，孙国范被依法判处死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因盗窃故宫珍宝被处决的罪犯。
而此案也标志着故宫安防正式进入人防、物防与技防相结合的新时代，为中国博物馆安防工作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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