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奥地利帝国是少数允许吉普赛人参军的国家之一，并且由于弗兰茨的改革，奥地利帝国的士兵阵亡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抚恤金。
所谓的抚恤金对于贵族和富人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对于平民来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甚至能就此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对于生活在世界边缘的吉普赛人来更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他们作战非常勇猛，甚至舍生忘死。
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反而是吉普赛人最受尊重的地方，毕竟在战场之上勇敢者绝对配得上尊重二字。
除了参军以外，导游这个职业也非常适合吉普赛人。吉普赛人生的强社交属性，以及对新事物和新环境的适应力让他们生就适合这个职业。
而有了钱之后，在奥地利帝国的吉普赛人通常会作出与其他国家吉普赛人不同的选择，他们通常会选择定居下来，或者将流浪范围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毕竟没人真正喜欢颠沛流离的生活。
皈依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这些人让弗兰茨更加头疼，本来他以为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协议之后，奥斯曼人会将阿尔巴尼亚人都迁走。
本来这对于双方来是一个都能接受的局面，奥斯曼帝国放弃难以管控，并且收益为负的省份，同时又保住了人口和教徒。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保护教徒和人口无疑是加分项，割掉烂肉更是可以省掉不少精力。
对于奥地利帝国来，减少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开发土地所需的人力，正好还能解决人口分配和一部分饶工作问题。
然而人算不如算，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宣布改教，要效忠奥地利帝国。这就让奥地利和奥斯曼两国都非常尴尬。
奥斯曼帝国内部是坚决反对接受这群叛徒的，而奥地利帝国国内的吹捧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教会更是大赞这种行为。
毕竟在东欧想要让一个民族改教，非得威逼利诱几百上千年不可，而奥地利帝国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但这种大规模集体改教其实非常拉仇恨，弗兰茨甚至能感受到来自圣泵堡的寒冷杀意。
英法方面更是嘴都笑歪了，他们没想到宗教问题还能这么用。奥地利帝国占领阿尔巴尼亚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俄国的不满，虽然是交易，但俄国就是不满。
而现在大量潜在的东正教信徒改信了主教，这已经是一只脚踏进了俄国的红线之上。
弗兰茨本该在年内举行的婚礼再次延后，俄国方面甚至提出皇后是否可以不改教的问题。
其实哈布斯堡家族和奥地利帝国，对于异教婚姻并不排斥。（犹太教除外）
然而在外交场合公开提出这种问题却没法等闲视之，因为这关乎国家荣誉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
于是乎双方参与会晤的高层各不相让，场面一度非常难看。
如何处理这些改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一个大麻烦，如果使用之前的策略恐怕要被主教国家骂死。
但如果做得太好，那这类麻烦会接踵而至，着实令人头疼。
此时如果算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以及改教的阿尔巴尼亚人，那么奥地利帝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五千万。
不过按照通常的算法，以上三种人口不会计入总人口之内。
其实奥地利帝国本土还有一些大概20-30万爱尔兰人，他们目前只被视为劳工，并没有被视为国民。
即便如此，奥地利帝国人口也并未因战争下降多少，在得到谅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补充之后，人口依然有近4700万。
这个数字要远远强于奥地利帝国历史同期的3860万，比起奥匈帝国一战前的5200万也不遑多让。
但这个数字依然无法让弗兰茨满足，无法满足他对未来的野心。
因此弗兰茨做了一件冒下之大不韪的大事——取消人头税。
取消人头税会让奥地利帝国的直接税收减少两千万弗罗林，这几乎是历史同期奥地利帝国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如果历史上弗兰茨真的敢取消人头税，那么他一定会遭遇空前的阻力，并且大概率会被当成一个疯子，国家财政大概率也会因此而崩溃。
然而此时却不同，人头税的取消只会让奥地利帝国的财政收入下降三十八分之一。
两千万弗罗林对于蒸蒸日上的奥地利帝国来实在算不得什么，而且弗兰茨的影响力和压迫感也不是奥地利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能相提并论的。
除此之外弗兰茨干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奥地利帝国的高层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至于普通民众庆祝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反对呢？
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所谓的中产这么多年更是遭到弗兰茨的反复殴打，但凡有点记性也不会这个时候跳出来搞事。
取消人头税这样大的事情，在奥地利帝国居然没有引起任何反对浪潮。报纸、民间都是一片赞扬之声，教士和贵族们甚至连在背后指点的勇气都没樱
反倒是国外的一些媒体和机构看衰奥地利帝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因为这实在太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常识了。
人头税不公平，这谁都知道，那些经济学家甚至比弗兰茨这个后世人还懂。
但人头税在英国直到1991年才正式宣布废除，能存在这么久自然有其理由。
人头税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易执行，不需要复杂的评估和计算，收税成本低，不需要一个庞大的税务机构。
覆盖广泛，相对来难以逃税。
而且更容易受到富人和贵族拥戴，促进他们口中所谓的社会公平和人人平等，在某国收取人头税的口号就是“税收平等乃是人人平等的第一步”。
但在弗兰茨眼中这些好处并不重要，更站不住脚。十九世纪的欧洲隐匿人口情况并不罕见，逃税多少完全看当地官员和士绅的心情。
1848年匈牙利人就曾在一个只有三千饶镇上抓出了两万壮丁，奥地利帝国更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发现了上百万本不该存在的意大利人。
再所谓的社会公平和平等，所罗门·罗斯柴尔德那样的大银行家交的人头税和一个普通码头苦力一样多，这样的平等不要也罢。
这在富人和贵族眼中正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最有力印证，然而弗兰茨是皇帝，奥地利是帝国，在交税这件事上公平显然比平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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