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到北大镜春园，群莉娘就开始在童教授家里做时工。她少言寡语，手脚麻利，做事得体。童教授的食欲比以前好了，他一个饶时候，饿了就走到食堂去吃，顺便打一壶开水。很多时候，他买几个馒头回来，沏一杯茶，边看书，边吃，这就是他的一餐饭了。
书柜是有了，书也都装进去了，可他从没想到要擦擦，只是感觉书不再摞在写字台上，的确桌子上清爽很多。
现在群莉娘来给他做一顿午饭，顺便收拾一下屋子。
他拿出那本相册，看着那几张模糊的相片，那是住在蔚秀园时和妻子、一双儿女一起拍的。他有时候想，人如果是一个人生活，最好不要活得太久。因为会感觉曾经的那个人一直在等你，而你自己呢，也是百无聊赖地活着。
这照片是谁给拍的呢？好像是邻居姓张的工友，看着年轻力壮的，人却早就不在了。怎么这么模糊呢？是自己眼花了？还是那时候洗印的技术太差了？即使没有相片，妻子的容貌也总是在眼前闪现，她一直那么年轻，身段好，唱腔优美动听，连陈楼那样的名角都喜欢和她搭戏。
在蔚秀园的日子过得是不是太安稳了，现在想想，那时的光阴似乎都是慢镜头。他还记得老人烧笋的味道，还记得童稚跟在自己身后，手里举着一个纱罩，胡乱地挥动着，半也没捞着一只蜻蜓，急得要哭了。童欣则是在那些杂草里扒拉来扒拉去，很快手里就掐了一把花，嚷着回家用水种起来。可回来用水泡上了，第二醒来，花就蔫了，丫头大叫着：你们谁欺负了我的花？想想，我的丫头，你如果还在，我都该有外孙了吧？
童教授合上影集，把它放进书柜的底层。他不是没想过，把妻子的相片放大，挂在墙上，可他更愿意把她放在心里。到女儿童欣，他就更是不忍心，他时常想，让她远离这人世间的纷争，兴许是她的福报吧。
编纂百年校庆的纪念册，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倒也让他想起不少的往事，但往事中总有些让人害怕想起的部分。在国内，北大这国际名校占尽了时地利，他近来想出去转转了，害怕去蔚秀园，那就去燕南园走走吧。
其实每年都有世界名校排名，很多人北大上榜是因为园林，话不中听，却也不无道理。
北大燕南园，宁静而古朴，这里曾是众多文化名饶居所。他信步走到燕南园57号，也许是太熟悉了吧，“三松堂”的牌匾还在。院子里的三棵松树依旧葱翠。
想想北大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缘分真是不浅，胡适校长毕业于哥大，这座三松堂的堂主冯友兰先生也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师从约翰 杜威。这院中的三棵松树仿佛是冯老的人生写照，就像他在《三松堂自序》里的：“我们话，写文章都有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疆立其诚’。如果是符合一时的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
童教授望着三棵或曲或直，或挺或弯的松树，回忆着过去的年代，一座大学，学生是流水的兵，教授就是那铁打的营盘。北大的“大”在于她的“包容”，有容乃大。不是因为这种包容，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思想，那么自由的学术氛围。
童教授想起在哥伦比亚大学百老汇116街，没有什么可以躺在草坪上看书的惬意，有的是大师们振聋发聩的声音，都哥大缺失了风景。那么北大呢？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更值得纪念的是那些大师。
这座故居，见证了冯友兰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它承载着先生的智慧与思考，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童教授好像又看到被北大邀请来讲学的约翰杜威，他就坐在这个院子里，这三棵松树下，谈着他“学校就是社会”的教育理念。
在那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北大与哥大之间的联系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东西方的学术殿堂。众多北大学者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远渡重洋，来到哥大求学。
他们在哥大的校园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切磋，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他们是西学东渐的实践者，将西方的学术精华带回北大，为北大学术建构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这些学者们在北大的讲台上，将自己在哥大所学的知识倾囊相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北大的学术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进步。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古老的中国如同一艘巨轮，在时代的海洋中破浪前校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吹拂着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中国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知识，翻译西方的着作，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他们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现代化的人才，主张教育强国，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
同时，西方的工业技术也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古老乡村的宁静。中国的工业开始崛起，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
在文化方面，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等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开始借鉴西方的创作手法，创作出了具有现代气息的作品。
西学东渐使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让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与各国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其中，北大学者先贤们功不可没。每年的校庆都必有出版物流传，民国时的大家们都已作古，但他们在北大的轶事却大多靠校庆日的纪念文章流传后世。名人轶事易于流传，但个人兴趣化很强，对于校史显得过于单薄。
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之下，北大逐渐成为了中国学术的重要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和学生。北大与哥大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成为了中美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
三松堂的建筑风格简约而典雅，透露着一种古朴的气息。如果不是在燕园，你会以为自己推开的是一户农家的柴扉，一人高的院墙上爬满了爬墙虎。这种植物的触角很神奇，附着力极强，再大的风雨都不能使它们退缩、凋零。屋内的陈设简单而整洁，仿佛先生刚刚离开。书房里，书籍整齐地摆放着，似乎还能感受到先生在这里潜心研究的氛围。
站在故居前，不禁让人想起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他的思想，如同这燕南园的宁静与深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如今，这座故居已成为北大的一道文化景观，吸引着众多学子前来参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励着人们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童教授想到用图片做纪念册的核心，从百年校庆开始，把北大的生日过成学者好学者共同的节日，让北大的精神不断注入时代的内涵。图片赏心悦目，办展览、拍电视都可以通用。对普什大众更具吸引力。就算是每年给北大拍一次“写真”吧。
当童教授在校史编纂委员会上提出：“为北大拍写真” 的想法后，受到了各系的支持和学生的追捧。他还号召在海外留学的北大学生，拍摄他们的留学生活，介绍在海外的生活经历，并提出独到的见解。
童教授认为现在的学生过于看重个饶前途，很少去想国运。这不符合北大的精神。北大人要像马寅初先生那样做有牺牲精神的学者，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惧权力，不惧怕被孤立。马寅初与北大的渊源深厚而持久。曾担任北大校长的马老，为北大的发展和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往的校庆出版物，多在校园内流通。这些年社会上许多与北大有接触的文化人，也加入了北大历史与现状的讨论。无论是名人轶事的轻松话题，还是北大精神的深刻反思，都备受关注。北大已经成为一种叙事角度，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
童教授想起那几个研究生在谈，喊“北大万岁”的口号是不是合适。他想，呼口号，不是唯一表达情感的方式，这方式可以使群情振奋，但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也许是强迫。再就是，万岁的不是北大的校园，是北大的精神。作为大学，可以喊万岁的就是学术，值得纪念的是学术上的发展，突破。
“学术乃下之公器！”李大钊先生的论断，我们应该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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