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吉，东汉末期的道士，琅琊人，被普遍认为是道教经典《太平经》的作者，《三国志》记载为孙策所杀。宫崇诣阙上师。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孙策尝於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不从，即催斩之，县于巿。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馀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搜神记》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校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策既杀于吉，每独坐，彷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
于吉的背景，《三国志》中记载他“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注意一个“道”字，这个字，便是仙与巫最大的不同，“道，就像水一样，无声无息无为而养万物，蠢之力，人不可及，唯有无为而寻道方可及道，另行他路必自损道校”因此，道人便是与仙最接近的人物。如果百姓向张角叩拜，也许人们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装神弄鬼，而如今百姓焚香顶礼膜拜于吉，却是因为他飘然的仙风道骨。其次，是于吉显露的神迹，命中注定于吉便是孙策的煞星，孙策不过第一次和他见面，便因为百姓对于吉表现出崇拜而恼羞成怒，“喝令：‘速速擒来！违者斩！’”可是接下来的一切，却显示出于吉作为术士的不平凡，刑场祈风祷雨，断头尸首消失，风雨夜显灵惊倒孙策，杀于吉之卒为孙策误杀，道观显圣，直至后来镜中显灵，这一连串的诡异，让孙策心惊肉跳。
和张宝张角一样，于吉的威望也是因为“术”，但是他“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在“术”的使用上却与张宝张角有着不同。他治病救人，祈风祷雨，这一切都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在那个战乱频繁，烽火连的东汉末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渴盼的就是安宁与幸福。可以，于吉便是把准了民脉，将自己的术以仙家的外之气表现于人前，处处为民祈福，赢得了江东人民发自肺腑的拥戴。
勇冠三军的“霸王”孙策，空有一身胆魄，却只是匹夫之勇，当他因为民众拥戴于吉远远胜过他而恼羞成怒时，却丝毫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人民会这样衷心的爱护这位“活神仙”？须知，最难得者是民心，而绝非勇武，但是，“霸王”并非无心之人，他杀于吉的理由确实令人三思：既然是一个隐遁于民间，有着飘渺神仙之气的术士，便应该追求的是超脱于三界轮回之外的安乐，为什么要不断显示自己的术，使百姓对他尊崇有加呢，反过来，如果他作为一个并非求仙问道的术士，处心积虑地暗地里煽动百姓，制造大批追随者，他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享受人们的簇拥那么简单吗?
孙策的母亲吴夫人，都知晓其于吉的名气，还为这位于吉求情，可见其影响力，在江东丝毫不差于当初的张角，大家知道，孙坚本就是剿黄巾军的主力，孙策岂会不知于吉的危害，若任其壮大，那江东可就无宁日了，孙策在江东的统治势力，必会出现如张角对东汉那样的威胁，这样一来，孙策寻机杀了于吉就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足以明孙策的高瞻远瞩，他深知东吴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安危，所以于吉之死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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