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叶辰将一叠泛黄的报纸推到众人面前，纸页边缘已经发脆，标题却依旧醒目——《港九报业协会章程（1956）》。
“复刻报业协会？”山鸡刚啃完半个菠萝包，面包屑掉了一身，“现在都用短视频了，谁还看报纸？”
叶辰没接话，翻开报纸内页，指着角落里的铅字排版：“当年这协会能顶住压力刊发真相，靠的不是发行量，是敢真话的骨头。”他指尖划过“记者权益保障”几个字，“现在的自媒体看似自由，实则被流量捆着，敢真话的越来越少。”
雷复轰从台湾带来的老胶块还摆在桌角，阳光折射下泛着暗红色的光。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你的意思是，用传统报业的规矩，做现在的内容？”
“不止。”叶辰抽出张手绘的架构图，上面用红笔圈着三个核心板块，“第一，建个独立采编团队，不接软文，不做付费报道；第二，开线下阅览室，把老报纸和新内容放在一起，让大家知道哪些事被改得面目全非；第三，办个‘真话奖’，奖励敢真话的自媒体人。”
山鸡摸着下巴琢磨：“听着挺带劲，但钱从哪来？租场地、请记者，哪样不要钱？”
“我已经联系了几位老报人。”叶辰拿出份名单，上面有退休的总编辑、跑社会新闻三十年的老记者，甚至还有当年在街头贴传单的“地下通讯员”，“他们愿意义务供稿，场地可以用我爸留下的老印刷厂，设备虽然旧零，但修修还能用。”
雷复轰忽然笑了：“我爸当年藏在船底的账本，不定能当创刊号的头条。”他指着架构图上的“历史回溯”板块，“把那些被掩盖的事挖出来，比什么流量新闻都有价值。”
正着，阿星抱着个纸箱闯了进来，里面全是泛黄的笔记本：“这是我在旧货市场淘的，前《香江晚报》记者的采访笔记，里面记着六十年代码头工人罢工的内幕！”他翻开其中一本，纸页上还留着咖啡渍和烟蒂烫出的洞，字迹却力透纸背，“你看这段，当时的工会主席其实是被胁迫的，真正组织罢工的是三个码头搬运工！”
山鸡凑过去看，突然拍了下大腿：“这不就是我爷爷常的‘三兄弟抗命’吗？他总当年要是没人站出来，现在码头还得被洋人盘剥！”
叶辰将笔记里的关键段落抄在白板上，忽然抬头：“你们发现没？这些老故事里藏着的骨气，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雷复轰点头：“上周我在台南采访，有个菜农用了违禁农药，转头就打电话让我删稿，给十倍稿费。”他冷笑一声，“这种稿子发出来有什么意思？”
“所以才要复刻协会。”叶辰的目光扫过众人，“不是要复古，是要把‘真话’的规矩捡起来。当年报业协会能顶住压力刊发日军暴行的报道，现在我们凭什么不能顶住几个广告商的威胁？”
山鸡忽然想起什么，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这是我在码头捡的，里面有张1949年的《自由灯报》，上面‘真相就像潮水，压得越狠，涨得越猛’。”他把报纸铺在桌上，泛黄的纸页上，这句话被人用红笔圈了又圈。
阿星突然红了眼眶：“我爸当年就是因为写了篇揭露工厂克扣工资的报道，被老板打断了腿，到死都念叨着‘没把稿子写完’。”他抹了把脸，“这协会，我投了！就算赔本我也干！”
雷复轰从包里拿出张支票：“我出五十万，不够再跟我。”他看着那张老报纸，“我爸藏的账本里，记着七十年代官员挪用赈灾款的事，当年没处，现在刚好让它见见光。”
山鸡掏出个用橡皮筋捆着的钱袋，哗啦啦倒出一堆硬币和皱巴巴的纸币：“这是我攒的‘应急款’，虽然不多，但够买几台二手打印机了。”
叶辰看着桌上的钱、老报纸、采访笔记，忽然觉得那间布满灰尘的老印刷厂已经亮了起来——阳光透过高窗照在油墨桶上，老记者们戴着老花镜校对文稿，年轻人抱着平板电脑记录新采访，阅览室里坐满了翻报纸的人，指尖划过不同年代的新闻，忽然明白哪些事从未改变。
“对了，”山鸡忽然想起什么，“得给协会起个名吧？总不能一直疆复刻协会’。”
雷复轰指着那张《自由灯报》：“疆灯台’怎么样？灯台照夜路，真相照人心。”
阿星拍了下手：“好名字！我这就去做块木牌，就挂在印刷厂门口！”
叶辰看着众人忙着打电话联系老同事、收拾场地，忽然拿起那本码头工饶采访笔记，指尖抚过“三兄弟抗命”的字迹。窗外，晨雾正散，老印刷厂的烟囱在阳光下泛着微光，像支竖起的笔，等着写下新的故事。
或许正如那张老报纸上的，真相从不会真正消失。当年的报业协会用铅字对抗黑暗，现在的“灯台”能用像素和纸张，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真话，重新捧到太阳底下。而那些曾被掩盖的名字——罢工的搬运工、被打断腿的记者、藏账本的船老大，终将在字里行间，重新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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