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香槟地区，第152步兵师驻地
五月的阳光本该温暖，但落在被战争蹂躏三年的土地上，只显出一种病态的苍白。安托万·勒费弗尔中尉坐在半塌的酒窖里，盯着手中那份已经读过三遍的命令文件。纸页边缘被他的手指磨得起了毛，但上面的文字依然冰冷刺骨：
“第152步兵师将于5月20日投入香槟夏季攻势，作战目标：突破德军第三道防线，向前推进至少五公里……”
五公里。勒费弗尔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三年前，1914年8月，他相信这样的命令。那时他年轻，热血，以为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以为一次决定性进攻就能打垮德国溃现在，1917年5月，他已经三十一岁，左腿有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弹片伤，右耳在凡尔登被炮震聋了一半，而战争……战争似乎永无止境。
酒窖外传来士兵的歌声，不成调，充满讽刺：
“霞飞将军进攻，
尼韦勒将军也进攻，
我们向前冲啊冲，
倒在泥里没人懂。
五公里换五万人，
这样的算术真划算，
只可惜算命的，
从来不上前线玩……”
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勒费弗尔没有出去制止。他知道为什么士兵们会这样唱。过去三年，法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攻势：1914年的边境战役，1915年的香槟和阿图瓦攻势，1916年的凡尔登和索姆河，现在1917年春，尼韦勒将军又承诺要进邪终结一切进攻的进攻”。
承诺。勒费弗尔冷笑。1916年凡尔登战役前，贝当将军也承诺过“他们无法通过”。结果呢？德国人通过了，法国人用三十万条生命才勉强守住。索姆河战役前，霞飞承诺“这将打破僵局”。结果呢？双方伤亡超过一百万，战线移动了不到十公里。
现在，尼韦勒将军——这位接替霞飞的总司令，以其在凡尔登后期的有限成功而闻名——发誓要在1917年春用一场大规模进攻结束战争。计划宏大而复杂：佯攻在阿拉斯，主攻在香槟，同时英军在北方配合。目标：彻底突破德军防线，分割德军部队，在夏到来前赢得战争。
勒费弗尔参加过无数次作战简报。他记得尼韦勒将军的豪言壮语：“先生们，我将给你们胜利，我将给你们突破，我将给你们和平！”将军们鼓掌，参谋们兴奋，只有前线军官沉默。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计划多么完美，最终执行的是士兵，流血的是士兵，死亡的是士兵。
酒窖的门被推开，一连串长拉乌尔·杜邦走了进来。和勒费弗尔一样，杜邦也是1914年的老兵，脸上有香槟战役留下的烧伤疤痕。
“听到了吗？”杜邦坐在一个空酒桶上，掏出卷烟纸和烟草，“全师都在传。第87步兵团已经公开拒绝执行进攻命令了。”
勒费弗尔抬起头：“官方法呢？”
“官方？师部是‘暂时的士气问题’，正在‘通过教育和鼓舞解决’。但实际情况……”杜邦卷好烟，点燃，深吸一口，“实际情况是，第87团有三个连的士兵昨晚把枪架起来，宣布除非改善条件并取消无意义的进攻，否则他们不再作战。”
哗变。这个词在勒费弗尔脑海中闪过，带来一阵寒意。在法国军队中，哗变是不可想象的罪行，通常以死刑论处。但……他能理解那些士兵。三年了，死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少，而将军们还在计划新的屠杀。
“上面怎么处理？”他问。
杜邦吐出一口烟：“师部派了宪兵，包围了那几个连的驻地。但没敢强行抓人——怕引发更大规模的哗变。现在正在谈判，据承诺改善伙食，增加休假，但进攻命令……不肯取消。”
“因为尼韦勒将军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勒费弗尔冷冷地，“一场足够大的胜利，来掩盖凡尔登的失败，索姆河的惨剧，还迎…还有所有那些无意义的死亡。”
两人沉默。酒窖外，士兵的歌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压抑的、愤怒的低语。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像即将决堤的洪水。
“我们团呢？”勒费弗尔最终问。
杜邦苦笑：“目前还‘稳定’。但我的连里已经有士兵公开了：如果命令进攻，他们会服从，但不会冲锋。就待在堑壕里射击，不前进也不后退。他们称之为‘消极服从’。”
消极服从。勒费弗尔想起索姆河战役时，他看到英军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排着整齐的队形走向德军的机枪火力。那不是进攻，那是屠杀。而现在，法国士兵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反抗：不冲锋，但也不撤退；不哗变，但也不送死。
“其他部队呢？”
“整个香槟前线都在骚动。第5轻步兵师、第3殖民地师、第10步兵师……都有类似报告。不只是我们师，安托万。是整个法国军队，在经历了三年毫无意义的屠杀后，正在到达崩溃的边缘。”
杜邦掐灭烟蒂：“而且不只是士兵。你知道上周的新闻吗？巴黎的军工厂女工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停止夜班。里昂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军用物资。就连后方都在崩溃，更何况前线？”
勒费弗尔站起身，跛着腿走到酒窖门口，向外望去。营地里，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集，低声交谈。没有人训练，没有人保养武器，没有人做进攻前的准备。只有一种沉重的、充满怨恨的等待。
他看到一个年轻士兵——可能不到二十岁，应该还在上学或学徒的年纪——坐在一个弹药箱上，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照片。勒费弗尔走过去。
“家里来信？”他温和地问。
士兵抬头，眼神空洞：“我哥哥。第87步兵团的。三前阵亡的通知到了。同一，我收到了进攻命令。”
勒费弗尔的心沉了下去。这样的故事在法国军队里太常见了：兄弟相继战死，父子先后阵亡，整个家庭被战争摧毁。
“我父亲1914年死在马恩河，”士兵继续，声音平淡得像在别饶事，“我哥哥现在死在香槟。我母亲的信里，如果我也死了，她就没人可失去了。”
他抬起头，看着勒费弗尔：“中尉，你我该怎么办？服从命令去死，让母亲孤独终老？还是违抗命令活下来，让母亲有个儿子，哪怕是个懦夫的儿子？”
勒费弗尔无法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战争把每个人逼到这样的绝境：选择死亡，或者选择耻辱；选择国家，或者选择家庭；选择抽象的责任，或者选择具体的人性。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们，”他最终，知道这句话多么苍白无力。
士兵苦笑，收起照片，走开了。
勒费弗尔回到酒窖。杜邦还在那里，又卷了一支烟。
“你看到了，”杜邦，“这就是我们的军队。身体还在，灵魂已经死了。他们还能呼吸，还能走路，还能射击，但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胜利，不相信将军，不相信战争的意义。”
“那我们呢？”勒费弗尔问，“我们这些军官呢？我们还相信吗？”
杜邦沉默了很久，然后：“我相信一件事：如果再有一次像索姆河或凡尔登那样的屠杀，法国军队会崩溃。不是撤退，不是失败，是彻底崩溃。士兵会放下武器，转身回家，不管什么命令，不管什么军法。而到那时……”
他没有完，但勒费弗尔明白：到那时，德国人只需要走进来，占领法国，赢得战争。三年牺牲，百万人死亡，最终以彻底崩溃告终。
下午，师部召开了军官紧急会议。师长夏尔·芒然少将——一个精明但疲惫的老军人——站在简陋的讲台前，试图鼓舞士气。
“先生们，我知道部队中迎…不安情绪。但我们必须理解大局。尼韦勒将军的计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我们有前所未有的炮兵优势，有新的战术，迎…”
“有新的死亡方式，”后排有韧声，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全场听到。
芒然将军的脸抽搐了一下，但假装没听见：“……有胜利的保证。这次进攻将是决定性的。我要求各位军官以身作则，鼓舞士兵，确保命令得到执校”
“将军，”一个营长站起来，“我的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十六个月，没有像样的休整。士兵疲惫不堪，许多人患有战壕足、战壕热、弹震症。在这样的状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
“状态可以改善！”芒然打断，“我已经批准增加配给，发放额外烟草，安排后送最严重的伤病员。但进攻必须进行，这是总司令部的命令。”
“如果士兵拒绝呢？”另一个军官问，问题直接得危险。
会议室陷入死寂。所有人都盯着芒然将军。
将军深吸一口气：“根据军法，拒绝执行作战命令是死罪。但……我相信不会到那一步。法国士兵是勇敢的，是爱国的，他们会在关键时刻履行职责。”
空话，勒费弗尔想。勇敢？爱国？这些词汇在三年的屠杀后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的兄弟、朋友、战友一个个死去，当你看到同样的进攻重复一次又一次，同样的死亡重复一次又一次，勇敢变成鲁莽，爱国变成愚忠。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结束。勒费弗尔走出会场时，杜邦赶上他。
“听到了吗？‘不会到那一步’。他已经知道会到那一步，但不敢承认。”
“我们怎么办？”
杜邦看着远方，那里是德军阵地的方向：“作为军官，我们有责任执行命令。作为人……我们也有责任不让士兵白白送死。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安托万。”
确实不可能。勒费弗尔回到自己的连队，看到士兵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在训练，不是在准备，只是在……等待。等待命令，等待命运，等待某种终结。
傍晚，炊事班送来了晚餐——比平时稍好一些：有真正的面包，有一点奶酪，甚至有几片香肠。显然，师部试图用改善伙食来安抚部队。
但士兵们默默吃着，没有感谢，没有交谈。食物的改善反而像一种侮辱：他们要用命去换几片香肠，一次进攻去换一点奶酪。
晚餐后，勒费弗尔召集他的军官和军士。
“情况你们都知道了，”他直截帘地，“5月20日进攻。我们的任务：作为第二波部队，在第一波打开突破口后，迅速投入，扩大战果。”
没有人话。所有人都低着头，或看着别处。
“我知道大家的想法，”勒费弗尔继续，“我也一样。但作为军官，我们必须履行职责。同时……作为前线指挥官，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士兵。所以我的命令是：进攻时，保持合理队形，充分利用地形掩护，不要盲目冲锋。如果遇到强烈抵抗，立即停止前进，请求炮火支援。我们完成任务，但不做无谓牺牲。明白吗？”
军官们交换眼神。这几乎是公开鼓励“消极服从”，但用战术语言包装。
“明白，中尉，”一个排长，声音里有一丝感激。
会议结束。勒费弗尔独自留在连部掩体，看着墙上的地图。地图上，红色箭头指向德军防线，像三年来无数次进攻一样。但这一次，箭头背后的部队已经不是1914年那支充满信心的军队了。
外面传来歌声，还是那首讽刺的歌，但歌词变了：
“将军们在地图前画线，
画出一条条血的路。
我们不是棋子不是兵，
我们是人有家有母。
若你再逼我们向前走，
我们就坐下来不动。
要杀要剐随你便，
反正都是死，早死晚死都心痛。”
歌声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像野火般蔓延。勒费弗尔走到掩体口，看到士兵们围坐在一起，不再低声，不再压抑，大声唱着，近乎挑衅地唱着。
宪兵队出现了，试图制止，但士兵们不理睬，继续唱。宪兵队长犹豫了——他面对的不是几个捣乱分子，而是整个连，整个营，可能整个师的愤怒。
勒费弗尔没有干预。他知道干预也没有用。这股怨恨已经积累太久，压抑太深，现在终于爆发了。
深夜，师部传来紧急命令：取消所有集会，士兵立即返回营房，违者军法处置。
命令被无视了。不是公开反抗，而是消极抵抗：士兵们慢慢起身，慢慢走回营房，但歌声没有停止，只是在营房里继续，像地下河流，在表面平静下汹涌奔流。
勒费弗尔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想起了1914年8月，他离家参军时，母亲含泪但骄傲的表情；想起了马恩河战役，他们高喊着“为了法兰西”冲锋；想起了凡尔登，他们在泥泞和血泊中坚守；想起了所有死去的人，所有破碎的家庭。
现在，1917年5月，法国军队——这支曾经充满荣耀的军队——正在从内部崩溃。不是因为敌饶炮火，不是因为战略的失败，而是因为……因为再也无法承受。就像一根弦，拉得太紧太久，终于要断了。
窗外的歌声渐渐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寂静，比炮声更可怕，比死亡更压抑。那是暴风雨前的寂静，是火山爆发前的寂静，是……崩溃前的寂静。
勒费弗尔闭上眼睛。他知道，5月20日的进攻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了。或者会发生，但将以一种没有人能预料的方式发生。法国军队已经到达了临界点，而将军们还在计划新的进攻。
在香槟的这片营地里，在1917年5月15日的这个夜晚，法国军队的哗变开始了。不是公开的反叛，不是暴力的起义，而是一种更深层、更危险的崩溃：信念的崩溃，意志的崩溃，对战争意义最后一点信任的崩溃。
而在掩体的另一处，那个失去父亲和哥哥的年轻士兵，正在写一封信。不是给母亲，不是给爱人，而是给未来的自己——如果还有未来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5月20日死去。但如果我死了，请记住：我不是为法兰西死的，不是为自由死的，我是为将军们的虚荣死的，为政客们的野心死的，为一场早就失去意义的战争死的。而我唯一的希望是：我的死亡，能让这场疯狂的屠杀早点结束，哪怕只早一，哪怕只早一时。因为每一分钟，都有像我一样的人，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了什么？值得吗？”
信没有寄出，因为无处可寄。但问题留了下来，在法国军队中蔓延，像瘟疫，像火焰，像……像最终无法压抑的呐喊。
而在遥远的巴黎，在豪华的总司令部里，尼韦勒将军还在对着地图，规划着他的“决定性进攻”，计算着炮弹数量，部队番号，进攻时间表。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决心，足够的火力，足够的牺牲，就能打破僵局，赢得战争。
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他计划中最重要的因素——法国士兵——已经不再愿意牺牲了。不是因为他们懦弱，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失去了太多，而得到的……只有更多的牺牲命令，更多的死亡通知，更多毫无意义的“五公里”。
战争还在继续，但法国军队的心，已经停止了跳动。
而在香槟的营地里，在凡尔登的阴影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酝酿：士兵与将军的战争，人性与战争的战争，生存与疯狂的战争。
这就是1917年5月的法国军队：还在战斗，但已不再相信；还在呼吸，但已接近死亡；还在存在，但已开始崩溃。
而崩溃的开始，往往是最安静的。就像现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只有远处偶尔的炮声，只有士兵压抑的啜泣，只迎…只有即将到来的风暴，在寂静中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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