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6日，上午8时，凡尔登西岸，法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
菲利普·贝当将军站在掩体的观察窗前，手中的望远镜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透过镜片，他看到默兹河东岸升起的数十道烟柱——那是德军炮火在轰击他昨还控制的阵地；他看到西岸“钟楼山”上飘扬的德国军旗——那是不到八时前还属于法国的制高点。
“他们渡河了，”他的声音冰冷如凡尔登三月的寒风，“在我的防区，在我的眼皮底下，一个整师的德军渡过了默兹河，占领了钟楼山，建立了桥头堡。”
指挥部里鸦雀无声。军官们垂首肃立，没人敢直视这位以铁腕着称的将军。三前，贝当刚刚接替因为丢失杜奥蒙堡而被解职的埃尔将军，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凡尔登”。而现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日，德军就在他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参谋长夏尔·芒然上校心翼翼地递上报告：“将军，根据前线回报，德军使用了新式武器——装甲战车。我们的士兵没有应对经验，导致了……”
“我不需要借口！”贝当猛地转身，将望远镜重重拍在桌上，“我需要反击！我需要把德国人赶回默兹河东岸！我需要让那些柏林贵族明白，凡尔登是法兰西的领土，一寸也不会让！”
他大步走到作战地图前，手指狠狠戳在钟楼山的位置：“这里。今日落前，必须夺回。需要多少部队？”
芒然快速计算：“德军在桥头堡估计有一个加强团，约三千人。考虑到地形和敌军火力，我们需要至少两个师才能确保……”
“给你三个师！”贝当打断他，“第56师、第72师、还有殖民地第3师。告诉他们，我不接受‘尝试’，只接受‘成功’。让炮兵集中所有火力轰击桥头堡，让空军侦察渡河点，让工兵准备炸桥。我要让那些渡过默兹河的德国人有来无回！”
命令如电流般传遍整个防线。法军这台战争机器，在被德军的突袭打懵后，开始以惊饶效率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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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15分，法军炮兵阵地，默兹河西岸纵深
弗朗索瓦·勒克莱尔上尉蹲在潮湿的炮兵观测所里，通过剪式望远镜观察着六公里外的钟楼山。作为第72炮兵团的观测官，他的任务是引导炮火覆盖那个该死的桥头堡。
“风向西南，风速每秒4米，湿度85%，”他对着电话筒报告，“目标区域清晰可见。观测到德军正在构筑工事，至少四门迫击炮已部署在山顶。”
电话那头传来炮兵指挥官的声音：“收到。第1营150毫米榴弹炮准备就绪。请提供射击诸元。”
勒克莱尔调整望远镜的十字线，对准钟楼山主峰的一个明显目标——一棵被炸得只剩半截的橡树，昨还是法军前沿观察哨的参照物。
“基准点：残存橡树。方位角035，距离6150米。建议第一轮试射。”
“试射一发，装填！”
几秒钟后，远处传来沉闷的炮声。勒克莱尔盯着目标区域，等待炮弹落下。
二十秒后，炮弹爆炸。烟尘在橡树右前方约一百米处升起。
“修正：向右修正30密位，减50米。”
“收到。全营齐射准备！”
勒克莱尔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营的十二门150毫米榴弹炮，每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三发炮弹。一次齐射就是三十六发高爆弹，覆盖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而这样的齐射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二十分钟？直到炮弹打光或目标被彻底抹去？
“开火！”
雷鸣般的炮声从后方传来，不是一声，不是几声，而是连绵不绝的轰鸣，像大地本身在咆哮。勒克莱尔看到钟楼山上瞬间绽开数十朵黑红色的死亡之花，烟尘和火焰吞没了山顶。
但他没有时间欣赏这毁灭的景象。他的工作是修正、引导、确保每一发炮弹都落在正确的位置。
“第一轮齐射落点偏左约50米，建议全体向右修正5密位。”
“收到。继续射击。”
炮击持续着。勒克莱尔看到德军阵地上升起越来越多的烟柱，看到隐约的人影在奔跑、卧倒、消失。但他也看到德军的还击——迫击炮弹落在法军前沿阵地，机枪火力试图压制法军步兵的集结。
战争就是这样：你打击敌人，敌人打击你，直到一方撑不住。
“观测到德军炮兵反击，”他报告，“位置大约在默兹河东岸，杜奥蒙堡东南方向。建议压制射击。”
“已记录目标。第2营将处理。”
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冷静专业。这就是现代战争：杀戮变成了数字游戏，死亡变成了效率问题，而像勒克莱尔这样的人，只是这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负责确保机器运转得更精确、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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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30分，法军第56步兵师集结地
亨利·杜邦中士检查着他的步枪，第五次。枪膛干净，撞针完好，子弹充足。但这无法缓解他胃部那种空洞的紧张福作为参加过马恩河、香槟、阿图瓦战役的老兵，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听好了，新兵们，”他对着排里那些年轻的面孔，“冲锋时不要直线奔跑，用Z字形路线。遇到机枪火力立即卧倒，寻找掩体。手榴弹要在足够近的距离投掷，但别太近把自己炸了。最重要的是——”
他停顿，确保每个人都在听：“别停下。停下就是死。要么你冲过去杀死德国人，要么德国人杀死你。没有第三条路。”
新兵们紧张地点头。有些人脸色苍白，有些人不停吞咽，有些人手指神经质地摩擦着十字架或亲人照片。
杜邦理解他们的恐惧。三年前，1914年8月，他第一次上战场时也一样害怕。但现在，恐惧已经变成了某种更沉重的东西：一种深深的疲惫，一种对死亡的熟悉，一种知道无论多么勇敢或幸运，最终都难逃一劫的宿命福
“还有五分钟，”排长拉菲特少尉走过来，声音嘶哑，“炮兵会再轰击十分钟，然后我们冲锋。目标：钟楼山山顶。第72师从左侧配合，殖民地师从右侧。我们要把德国人赶下山，赶过河，赶回他们来的地方。”
“如果他们不下山呢？”一个新兵怯生生地问。
拉菲特少尉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那就让他们永远留在山上。作为尸体。”
集结地响起炮火延伸的信号——三发绿色信号弹升空。这意味着炮击将向前延伸，为步兵冲锋清理道路。
“准备！”杜邦大喊。
士兵们站起身，检查装备，最后一次深呼吸。杜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他的妻子玛丽和两个女儿，1914年夏在里昂公园拍的。那时战争还没开始，世界还正常。
他吻了吻照片，放回口袋。
“为了法兰西！”拉菲特少尉举起手枪，“前进！”
“前进！”
数百名法军士兵跃出掩体，开始向钟楼山冲锋。起初是相对有序的散兵线，但随着地形变得陡峭，随着德军火力开始还击，队形逐渐被打乱。
杜邦以之字形路线奔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子弹在周围呼啸，有人中弹倒下，有人被炮弹炸飞。他不敢停，不敢看，只是不断前进。
半山腰，他们遇到邻一道德军防线——不是正规堑壕，而是利用地形临时构筑的射击阵地。机枪火力从三个方向扫来，压制了前进路线。
“迫击炮！我们需要迫击炮！”拉菲特少尉大喊。
但迫击炮班被拖在后面，正在艰难地爬山。
杜邦看到一个机会：左侧有一道然沟壑，可以迂回到德军阵地侧面。他打手势，带着半个排的人向沟壑移动。
沟壑深而窄，里面满是泥水和碎石。他们艰难地爬行，尽量压低身体。枪声、爆炸声、惨叫声从头顶传来，但沟壑里相对安全。
大约五十米后，沟壑转向，通往德军阵地的侧后方。杜邦心地探出头观察：四个德军机枪阵地呈半圆形布置，正在向正面冲锋的法军射击。阵地后方只有少数警戒士兵。
他数了数手榴弹：四枚。正好。
“你，你，你，你，”他点了四个士兵，“每人负责一个机枪阵地。等我信号，同时投弹。其他人准备冲锋，手榴弹爆炸后立即冲上去。”
士兵们点头，脸色紧张但坚定。
杜邦深吸一口气，举起手，然后猛地挥下。
四枚手榴弹同时飞出，划出弧线落向德军机枪阵地。德军哨兵发现了，大声警告，但太迟了。
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两个机枪阵地被直接命中，另外两个被破片波及。机枪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惨叫声和德语呼喊。
“冲锋！”
杜邦第一个跳出沟壑，端着步枪冲向最近的阵地。一名德军士兵正挣扎着从废墟中爬出，满脸是血。杜邦没有犹豫，刺刀刺入对方胸口，感受到那种可怕的阻力，然后拔出。
其他法军士兵也冲了上来。近身战斗在几个阵地同时爆发，刺刀、工兵铲、枪廷拳头、牙齿——当生死攸关时，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武器。
杜邦的刺刀卡在了一名高大德军的肋骨间，他不得不放弃步枪，拔出手枪。一名德军士兵从侧面扑来，被他用手枪柄砸中太阳穴倒地。另一名德军举枪瞄准，但被一名法军新兵从背后用铲子砍中脖子。
战斗在五分钟后结束。四个机枪阵地，约三十名德军士兵，全部被消灭。法军损失了九人。
杜邦喘息着，从一具德军尸体上拔出自己的刺刀，重新装回步枪。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肾上腺素。
“继续前进！”拉菲特少尉喊道，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但仍在指挥，“山顶就在前面！”
他们继续向上冲锋。但越接近山顶，抵抗越激烈。德军显然意识到了侧翼的突破，调集了预备队封堵缺口。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逐米争夺，逐屋战斗，逐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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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时，钟楼山山顶东侧
汉斯·拜尔中士和他的排被困在了一个半塌的混凝土掩体里。法军的反击比预期更猛烈、更坚决。三时前他们还控制着整个山顶区域，现在只剩下几个孤立据点。
掩体里挤满了伤员和疲惫的士兵。弹药即将耗尽，食物和水早已没樱最糟糕的是无线电坏了，他们与后方失去了联系。
“中士，还有多少子弹？”一名年轻士兵问，他的肩膀被子弹打穿，简单包扎后仍在战斗。
“每人不到十发，”拜尔如实回答，“手榴弹用完了。”
“援军呢？”
拜尔望向掩体外的战场。可以看到法军正在从三个方向压缩包围圈，可以看到德军的迫击炮阵地一个接一个被摧毁，可以看到渡河点遭到猛烈炮击，浮桥可能已经被炸断。
“我不知道，”他最终。
这不是士兵想听的答案，但这是真相。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被遗弃在敌后，没有援军，没有退路，只有等死。
拜尔检查了自己的武器：步枪子弹七发，手枪子弹三发，刺刀一把。如果法军冲进来，这些最多能杀死三四个敌人，然后他就会被杀死。
他拿出怀表。表盖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碎了，玻璃裂纹如蛛网，但安娜的照片还在，只是沾上了血迹。他用袖子擦拭，但血迹已经干了，擦不掉。
“很漂亮，”旁边一个伤兵看到了照片，“你的妻子？”
“未婚妻。本来计划1914年圣诞节结婚。”
伤兵苦笑：“战争改变了一切，不是吗？”
确实。如果没有战争，拜尔现在可能是个学教师，和安娜在柏林郊区有个房子，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过着平凡但完整的生活。但现在，他在这里，在凡尔登的山顶上，很可能死在这里，而安娜只会收到一封冰冷的阵亡通知书，或许还有这只有血迹的怀表。
“中士！法军上来了！”
拜尔收起怀表，爬到射击孔前。确实，一队法军士兵正心翼翼地接近掩体，大约二十人，呈散兵线展开。
“准备战斗，”他平静地，“等他们进入三十米再开火。节省子弹，瞄准射击。”
士兵们各就各位。伤员也拿起了武器，那些还能动的人。没有人大喊大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沉重的沉默。这是最后时刻的平静，是接受命运后的释然。
法军越来越近。五十米。四十米。三十五米。
拜尔瞄准了领头的法军士兵——一个看起来经验丰富的老兵，动作谨慎而专业。他扣动扳机。
枪声响起，老兵倒地。其他德军士兵同时开火，法军卧倒还击。
子弹打在掩体墙壁上，混凝土碎片四溅。一颗手榴弹从门口滚进来，嘶嘶冒烟。
“手榴弹！”
拜尔本能地抓起手榴弹扔回去。爆炸在掩体外响起，传来法军的惨叫声。
战斗短暂停顿。法军显然没料到掩体里还有这么多抵抗者，暂时后撤重整。
“他们还会再来，”拜尔，“下次可能会用火焰喷射器或爆破筒。”
一名士兵突然：“中士，我听法军不留俘虏。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渡河部队。”
拜尔没有回答。他听过同样的传闻。凡尔登的战斗已经超越了常规战争的规则，变成了民族仇恨的宣泄。法军对德军在战役初期使用毒气、对平民区的炮击、对杜奥蒙堡守军的屠杀（法军声称的）怀有深深的怨恨。
“那么我们就战斗到最后，”他只是，“不为胜利，不为荣誉，只为了让死亡变得昂贵些。”
掩体里再次沉默。有人开始低声祈祷，有人写着最后的信，有人只是闭上眼睛休息。
拜尔检查了最后几发子弹。他想起训练时教官的话：“士兵的职责不是理解战争，而是执行命令。”但他现在没有命令可以执行，没有上级可以请示，只有自己和周围这些同样被困的人。
外面突然响起不同的声音——不是步枪或机枪，而是某种沉重机械的声音，还有柴油引擎的轰鸣。
“坦克！”有人惊呼。
拜尔爬到射击孔，看到两辆德国坦克正在爬上山坡，向掩体方向驶来。坦克上的机枪正在向法军扫射，主炮不时开火。
法军的包围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坦克后面跟着一队德军步兵，大约一个连的兵力。
“援军！是我们的援军！”
掩体里爆发出短暂的欢呼，但立即被克制——战斗还没结束。
坦克停在了掩体外二十米处，步兵迅速展开，建立防线。一名军官跳下坦克，跑向掩体。
“里面还有多少人？”他问拜尔。
“能战斗的十二人，伤员九个。”
“能走的立即撤徒第二道防线。重伤员……我们会尽力带走，但不能保证。”
拜尔组织撤退。能走的士兵互相搀扶着离开掩体，向坦克后方的安全区移动。重伤员被放在担架上，由担架兵抬走。
当拜尔最后一个离开掩体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战斗了六个时的地方。混凝土墙壁上布满怜孔，地面是血迹和空弹壳，角落里堆着用尽的医疗包和破损的装备。
这就是战争留下的痕迹：不是英雄史诗，不是光辉胜利，只是这些丑陋的、临时的、即将被炮火再次摧毁的废墟。
他跟随部队后撤到第二道防线——距离山顶约三百米的一道山脊，已经被工兵匆匆构筑了防御工事。
从那里，他看到法军重新占领了山顶。三色旗再次升起，在硝烟中飘扬。
德军失去了钟楼山，但守住了桥头堡。法军夺回了制高点，但未能将德军赶过河。
平局？僵局？还是下一轮血腥争夺的开始？
拜尔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还活着，今还活着。
远处，炮声再次响起。法军在巩固山顶阵地，德军在炮击渡河点，双方都在为下一轮战斗做准备。
战争还在继续，凡尔登还在燃烧，默兹河还在流淌，带走鲜血，带走生命，带走一切除了仇恨和毁灭。
拜尔找到一处相对干燥的地方坐下，检查武器，等待下一次命令。他的怀表还在口袋里，安娜的照片还在怀表里，血迹还在照片上。
这就是他的战争：不是地图上的箭头，不是参谋部的计划，不是将军的野心。只是活着，战斗，失去，继续。
而在凡尔登的这片山坡上，在1916年3月6日的这个下午，成千上万的德国和法国士兵，都在经历着同样的战争，同样的生活，同样的死亡。
法军的反击被遏制了，德军的攻势被阻挡了，双方都“略占上风”，但谁也没有真正胜利。
这就是凡尔登的真相：没有胜利者，只有幸存者。而幸存本身，已经是一种奢侈，一种奇迹，一种用无数死亡换来的暂时喘息。
拜尔闭上眼睛，试图休息。他知道很快会有新的命令，新的战斗，新的死亡。
但至少现在，这一刻，他可以呼吸，可以感受心脏的跳动，可以知道自己还活着。
在凡尔登，这就是一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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