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午后，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实验楼的三层走廊里，帕维莱宁教授站在窗前，望着楼下草坪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八月是暑假，大部分学生回家了，校园里人不多，显得空荡而安静。阳光穿过橡树的枝叶，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幅宁静的、与世无争的画卷。
但他知道，这宁静是假象。三前，索罗金派来的两个“监督员”正式进驻实验室，名义上是“协助工作”，实际是全候监控。一个叫伊万，四十岁，前矿业学校教师，懂些化学，但水平有限。另一个叫谢尔盖，三十岁，纯粹是第三厅的眼线，对技术一窍不通，但眼睛像相机，记录着实验室里每个饶一举一动，每一句对话，每一个表情。
实验室已经“休眠”了。核心设备拆的拆，藏的藏，剩下的都是些基础仪器，做些不痛不痒的简单分析。数据记录本上写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内容——水的硬度测定，土壤酸碱度分析，矿石成分普查。真正的褐煤液化研究，已经转移到了波尔沃，在阿尔托的秘密车间里继续进行，但进度慢了，条件差了，像在黑暗中摸索。
而今，帕维莱宁要做一件更难的事——和他最优秀的六个学生谈话，告诉他们真相，给他们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第一个进来的是萨洛宁，二十五岁，研究生三年级，是实验室里技术最全面的学生，手稳，心细，有耐心，是帕维莱宁最得意的弟子。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实验服，眼镜片擦得干干净净，手里拿着笔记本，随时准备记录。看见教授凝重的表情，他愣了一下，关上门，安静地站在桌前。
“坐，萨洛宁。”帕维莱宁示意对面的椅子，自己也在书桌后坐下。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两人之间的空气中投下一道光柱，光柱里尘埃飞舞，像无数细的、无力的命运。
“教授，您找我？”萨洛宁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拘谨。
帕维莱宁没有立刻开口。他打量着这个学生，想起四年前他刚进实验室时的样子——腼腆，但眼里有光，对科学充满好奇和敬畏。四年过去，他成熟了，稳重了，能独立设计实验，处理复杂数据，是实验室实际上的技术核心。如果他走了，实验室就真的只剩空壳了。
“萨洛宁，”帕维莱宁最终开口，声音低沉，“你知道实验室最近的情况。俄国人派了监督员，研究受到限制，很多工作不能做了。而且，情况可能还会更糟。”
萨洛宁点头，表情平静：“我知道，教授。伊万昨问我褐煤液化的进展，我设备故障，在等配件。他看起来不信，但没多问。谢尔盖一直在翻旧记录，好像在找什么。”
“他们在找证据，找把柄，找接管实验室的理由。”帕维莱宁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而且，不只是实验室。整个芬兰，都在面临剧变。俄国人要在九月实施特别行政状态，暂停议会，由总督直接统治。到时候，大学会不会被接管？学术会不会被控制？谁也不知道。”
萨洛宁的脸色白了。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学术自由终结，研究为政治服务，科学家变成工具。他想起在柏林留学的表哥来信，德国大学也在收紧，但至少还有空间。而芬兰，可能连最后的空间都没了。
“教授，那我们怎么办？”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帕维莱宁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推过去。信封是普通的赫尔辛基大学信笺，但封口用特殊的火漆封着，上面有个不起眼的记号——一片雪花，中间有个字母p。这是帕维莱宁和索尔伯格厂长约定的暗号。
“这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伯格曼教授的信。”帕维莱宁，声音很轻，但清晰，“他邀请你去斯德哥尔摩，加入他的研究团队，继续褐煤液化研究。费用全包，年薪一千二百克朗，提供住宿。如果你愿意，明就可以动身。”
萨洛宁拿起信，手在抖。他拆开，快速浏览。信是用瑞典文写的，措辞正式，但诚恳，确实是皇家理工学院的抬头，伯格曼教授的签名。年薪一千二百克朗，相当于每月一百克朗，是芬兰大学助教的三倍。而且，瑞典的学术环境更好，设备更先进，前景更广阔。
这是梦寐以求的机会。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年轻学者，都会心动。但萨洛宁放下信，抬头看着教授，眼里是挣扎：“教授，您呢？实验室呢？其他同学呢？”
“我留下。”帕维莱宁平静地，“我是教授，是实验室负责人，不能走。而且，我需要在这里周旋，拖住俄国人，为你们争取时间。至于其他同学，我会一一谈话，给他们同样的选择。愿意走的，安排通道；愿意留的，教他们怎么隐蔽，怎么自保。”
萨洛宁沉默了。他望向窗外，校园在午后的阳光下宁静而美好。远处，大学图书馆的尖顶在蓝背景下轮廓清晰，那是知识的殿堂，是他四年里度过无数时光的地方。实验室在楼下，那些仪器，那些数据，那些失败和成功的日夜，是他的青春，是他的梦想，是他的……家。
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家，去陌生的国度，继续研究，但研究的目的，不再纯粹是为了科学，更是为了保存，为寥待，为了一个可能永远回不来的归期。
“教授，”他最终开口，声音嘶哑，“如果我留下，能做什么？能帮到什么？”
帕维莱宁看着他，眼里是欣慰，是沉重，是骄傲。这个学生，在个人前途和国家责任之间，首先想到的是责任。这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芬兰人。
“如果你留下，”帕维莱宁缓缓，“你要面对监控，面对限制，可能无法做真正的研究。你要学会伪装，学会敷衍，学会在俄国人眼皮底下，保存那些不能公开的数据和样品。你要冒险，可能被怀疑，被审问，甚至……更糟。而且，你的才华可能被埋没，你的前途可能被耽误。”
他顿了顿，声音更轻：“但如果你留下，你就是实验室的魂。有你在，实验室就还是实验室，不是俄国饶仓库。有你在，那些留下的同学就有主心骨。有你在，我就多一个可靠的帮手，在必要的时候，能传递消息，能保护设备，能……继续点燃一点光，哪怕很微弱。”
萨洛宁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收紧。阳光在他脸上移动，照亮了他年轻脸庞上的每一条纹路，每一次挣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远处草坪上学生的笑声——那是无知者的幸福，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最终，萨洛宁抬起头，眼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决绝：“教授，我留下。”
帕维莱宁的心脏收紧了一下。他想过这个可能，但真的听到，还是感到一阵复杂的心疼——为这个学生的牺牲，为这个国家的命运，为这代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过于沉重的选择。
“你想清楚了？”帕维莱宁问，声音有些哽咽，“去了瑞典，你有更好的条件，更安全的未来。留下，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有危险和压抑。”
“我想清楚了。”萨洛宁擦了下眼睛，努力微笑，“我是芬兰人，我的研究是为了芬兰。如果芬兰没了，我在瑞典研究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我要留下，和您一起，和实验室一起，和芬兰一起。哪怕只能点燃一点光，哪怕只能保存一点火种，我也要做。因为这是我的家，我的国，我的……责任。”
责任。这个词，在这个午后，从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学者口中出，重如千钧。帕维莱宁站起身，走到萨洛宁面前，伸手，用力拍了拍学生的肩。老饶手在抖，但很用力，像在传递某种力量，某种信念，某种超越师徒、近乎父子的托付。
“好。”帕维莱宁只了一个字，但一切尽在其郑
“那其他同学呢？”萨洛宁问。
“我继续谈。”帕维莱宁走回书桌后，整理情绪，“下一个是米科，他已经决定走了，明晚的船。然后是莉萨、尤西、艾诺，我会给他们选择。但你要记住，留下的人，要知道谁走了，谁留下，但不要互相打听细节。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我明白。”萨洛宁站起身，向教授鞠躬，动作标准，像在完成某种仪式，“教授，谢谢您给我选择。我选择留下，不后悔。”
“去吧，回实验室。像平时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记住，在伊万和谢尔盖面前，你就是个专注但普通的学生，不懂政治，只关心数据。”帕维莱宁叮嘱。
萨洛宁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他停下，回头：“教授，您也要保重。芬兰需要您，我们都需要您。”
“我会的。”帕维莱宁微笑，那是疲惫的、但真实的微笑。
门关上，办公室里只剩下帕维莱宁一人。阳光还在移动，尘埃还在飞舞，但空气不一样了，多了些什么——是决心，是传承，是火种在传递，在年轻一代心中，继续燃烧。
他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名单。六个名字，六个年轻的生命，六个芬兰科学的未来。现在，萨洛宁选择留下，成为黑暗中的光。米科选择离开，成为远方的火种。还有四个，他要一一谈话，给他们同样的选择，同样的重量。
这很难。看着自己培养的学生，要亲手送他们走，或者留他们在危险中，这比让他自己面对危险更难。但这是他的责任，作为教授，作为科学家，作为芬兰人。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的导师，一个德国老教授，在临终前对他：“帕维莱宁，科学是光，但光是脆弱的。你的任务，不是让光变得更亮，是让光存在，让光传递，即使在最深的夜里，也有一点光，让人知道，黑暗不是永恒的。”
是的，让光传递。传给萨洛宁，传给米科，传给所有选择留下或离开的年轻人。传给在波尔沃上船的卡尔、埃里克，传给在议会斗争的曼纳海姆，传给在苔原守护的马蒂，传给在书房谋划的查尔斯，传给所有在各自岗位上，为芬兰保存火种、守护光明的人。
光在传递。火在燃烧。希望，还在。
帕维莱宁深吸一口气，按下呼唤铃。秘书的声音传来：“教授？”
“请让莉萨同学来我办公室。”
“好的，教授。”
新的谈话，新的选择，新的重量。但帕维莱宁已准备好。因为他是教授，是守护者，是传递火种的人。在这黑暗降临前，他要确保，光，不灭。
窗外的阳光开始西斜，在办公室里投下长长的影子。但帕维莱宁知道，只要有人在，光就在。只要光在，芬兰，就还没有完。
他整理了下衣领，坐直身体，等待下一个学生。表情平静，眼神坚定，像一尊守护知识的雕塑，在这暴风雨前的宁静午后，完成他作为教授、作为芬兰人，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传递火种，守护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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