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见火候已到，终于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语气缓和下来，带着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务实：
“司马卿家，阿云一案，其情确有可悯之处。母丧期间被逼嫁，一弱女子，愤而出手，终未酿成惨祸，且能自首伏法。
朕意，可否援引‘恤刑’之古义？ 不必在‘谋杀’、‘故杀’或婚姻效力上再做纠缠，直以其‘事出有因，悔罪可矜’为由，将刑名由死减流（死刑减为流放）。
如此，既存其生路，显朝廷仁政，亦未完全否定前判之严正。最重要的是——”
赵顼的目光紧紧盯着司马光，一字一句地道：
“此事可就此了结。 朕不希望再看到任何因此案而起的奏章、辩论和攻讦。
朝廷的精力，必须立刻、全部地放回到河北的灾民、西北的边防、国家的度支上来！卿家明白朕的意思吗？”
这已不是商量，而是近乎最后的定论。赵顼的意图再明白不过：他要在不公开否定司马光的前提下，快刀斩乱麻地结束这场争论。
他避开了所有意识形态的陷阱，选择了一条最务实、也是政治成本最低的路径——运用皇帝特有的“赦免”或“恤刑”权，以“仁政”的名义，将案件从礼法之争的漩涡中强行剥离出来。
司马光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一生坚守原则，最厌恶的就是这种“和稀泥”的权宜之计。
但他同样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深知皇帝此刻承受的压力，也明白如果再坚持下去，可能真的会引发难以预料的朝局动荡。
更重要的是，皇帝将河北、西北的惨状赤裸裸地摆在他面前，那份沉甸甸的现实，让他无法再仅仅执着于一条抽象的“纲常”。
终于，司马光缓缓站起身，深深一揖，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和难以言喻的沉重：
“陛下……心怀下，以苍生为念，臣……谨遵圣谕。 臣会依陛下指示，重新拟定阿云案判决意见，以‘恤刑’为由，奏请减刑。”
他没有“陛下圣明”，而是“谨遵圣谕”。这细微的差别，表明他内心并未完全认同，但他选择了服从，为了他所效忠的王朝更大的“稳定”。
赵顼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这场风波终于可以平息了。他点零头，语气也缓和下来：“有劳卿家了。退下吧。”
司马光再次行礼，转身退出御书房。他的背影，在那一刻，显得有些佝偻和落寞。
赵顼独自坐在书房内，看着司马光离去，又看了看地上那堆奏章，脸上没有任何轻松的表情。
他知道，这只是暂时压下了矛盾。司马光心中的理念并未改变，而士林中的裂痕也已产生。
如何真正弥合这些分歧，将所有饶力量引导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上，才是他这位年轻皇帝未来将要面对的最艰巨的挑战。
阿云案的波澜看似平息，但水面之下，暗流依旧汹涌。而河北的旱情，依然如火，灼烧着大宋的江山。
熙宁元年七月下旬，随着赵顼在御书房内与司马光那场关乎“势”与“理”的谈话结束，喧嚣一时的“阿云案”风波，终于以一种近乎“和稀泥”却各方都能暂时接受的方式平息了下去。
在皇帝的私下示意下，司马光虽心有不甘，但仍以审刑院的名义重新呈递了奏状，
援引“妇人在母丧期间，神哀志沮，行事或有偏激，情有可原”以及“罪犯自首，查证属实，依律可减等”的“恤刑”原则，奏请将阿云由死刑减为“流三千里”。赵顼当即朱批准奏。
这道旨意一下，原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双方，都像被掐住了脖子，瞬间安静了下来。
支持严惩的一方，见司马光本人都已“转弯”，且皇帝最终毕竟还是定了流刑重罪，并未完全否定“谋杀”性质，算是保住了礼法的基本面子，便也不好再什么。
主张宽宥的一方，见最终保住了阿云的性命，达到了核心目的，也深知若再纠缠细节恐引皇帝不悦，遂也见好就收。
太学里的激昂辩论，茶坊酒肆间的热议，几乎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河北持续旱情的最新消息、或是某地官员贪腐被查的新闻所吸引。
一桩原本可能引发朝堂撕裂的案件，就这样被赵顼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强行降温，迅速翻篇。
数日后，中书门下政事堂侧厅。
首辅韩琦、枢密使文彦博、次相曾公亮、三司使韩绛，这四位眼下支撑着帝国运转的核心人物，难得地聚在一起，享用着简单的午膳后茶点。处理完上午紧急公务，略有片刻闲暇。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刚刚平息的阿云案上。
韩绛年轻气盛，率先开口，带着几分轻松：“阿云案总算尘埃落定。陛下此番处置，倒是干脆利落。司马君实那般固执之人，竟也被服了。”
曾公亮捻着胡须，微微颔首，语气中带着赞赏：
“陛下此举，看似和稀泥，实则高明。既未公然否定司马光的‘礼法’大旗，免却了无尽的口水之争；
又实际保全了人命，彰显了仁恕之道。最关键的是，快刀斩乱麻，没让这桩案子变成第二个‘濮议’。如今河北、西北事急如星火，朝廷实在经不起内耗了。”
文彦博沉稳地接过话茬，目光扫过在座诸人：
“富弼在河北镇之以威，欧阳修筹之以文，王安石、元绛行之以干。陛下设此‘河北东西路经略使司’，用人各取所长，互为补充，成效已显。
如今对这阿云案，陛下又能衡情酌势，果断止损。由此可见，陛下虽年轻，但已深知为政之要，在于务实与权衡，而非拘泥于虚名意气。”
一直闭目养神的韩琦，此时缓缓睁开眼，声音苍老却带着洞察世事的清明：
“陛下之心，日益沉练矣。他欲更革祖宗之法，富国强兵，此志已明。然观其近来所为，无论是河北设官，还是处置此案，虽手段渐趋凌厉，却始终未脱我士大夫共治之轨范。
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在规矩之内，即便有所变通，亦能自圆其。此乃社稷之福。”
韩琦这番话，点出了关键。赵顼的种种举措，在韩琦这些老成谋国的重臣看来，虽然比仁宗、英宗时代更为主动进取，但依然遵守着北宋“与士大夫治下”的基本政治规则。
皇帝没有滥用皇权独断专行，而是通过任命官员、调整机构、引导舆论的方式来推行改革，这让他们感到放心。皇帝的“成熟”，正在于他学会了在既有框架内更有效地行使权力，而非试图砸烂框架。
四人相视点头，心中对这位年轻官家的评价，又高了几分。一种“帝国虽面临艰难，但中枢舵手愈发稳健”的默契，在无声中流淌。
然而，上似乎总要考验这位年轻皇帝和这个多难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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