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李成钢又带着朱去了辖区的各个厂矿转了一圈，熟悉厂矿公安科（处）民警和经警队负责人与所里的管辖范围。
转到快中午时，两人开始骑车返回派出所，胡同里飘着各家各户做饭的香气。
快到派出所门口时，李成钢忽然看见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在门口徘徊。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裤子膝盖处打了补丁，背着个旧书包，在派出所大门外走来走去，想进又不敢进的样子。
李成钢停下车，对朱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轻轻走过去，在男孩面前蹲下身子，让自己的视线和孩子平齐。
“朋友，”李成钢的声音放得很轻，很温柔，“你是有什么事需要民警叔叔帮忙吗？”
男孩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抬头看着李成钢身上的警服，眼神里既有期待又有害怕。他嘴唇动了动，声问：“民警叔叔……你们真的能帮助普通老百姓吗？真的能为老百姓做主吗？”
这话从一个孩子嘴里问出来，让李成钢心里一紧。他点点头，语气更加温和：“朋友，民警叔叔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有什么事，跟叔叔，叔叔帮你做主。”
男孩眼睛红了，但还强忍着没哭出来。
李成钢站起身，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肩膀：“走，跟叔叔进去。”
他把男孩带进派出所，没去大办公室，而是直接带到了所长办公室。办公室里相对安静，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坐。”李成钢让孩子坐下，自己也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告诉叔叔，怎么了？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男孩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不话。
李成钢也不急，又问：“吃饭了没有？”
男孩摇摇头。
李成钢转头对朱：“朱，去食堂打份饭菜来，记得多打点肉材。”
“哎！”朱应声去了。
不一会儿，朱端着一个铝制饭盒回来了。里面是米饭、炒白菜，还有好多片肥肉。他把饭盒放在桌上，又拿了双筷子。
“来，先吃饭。”李成钢把饭盒推到孩子面前。
男孩看着饭盒，咽了咽口水，但没动。
“吃吧，没事。”李成钢温声，“吃饱了才有力气话。”
男孩这才拿起筷子，开始吃饭。起初还心翼翼的，后来就越吃越快，狼吞虎咽，显然是饿坏了。
李成钢静静地看着，等他吃完，又递过去一杯温开水。
“慢慢喝，别噎着。”
男孩接过杯子，一口气喝了大半杯，这才放下杯子，打了个的饱嗝。吃饱喝足，他的情绪明显稳定了些。
李成钢这才开口：“现在能告诉叔叔了吗？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发生什么事了？”
男孩抬起头，眼圈又红了：“我叫曾贤……今年九岁，在街道学上三年级……”
他的声音很，但得很清楚。
“我爸爸是木材厂的工人，一只眼睛受过伤，看东西不太清楚。我妈妈是门头沟农村的，所以……所以我的户口也是农村的。”
到这里，曾贤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在学校是借读生，每个学期要多交五块钱借读费……爸爸工资不高，交钱的时候总要借……”
李成钢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在学校……同学们经常欺负我，我是‘乡巴蜡、‘农村娃’……我都不敢还嘴。”曾贤的声音带了哭腔，“今上午，班上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丢了两块钱，是我偷的……我根本没偷！”
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班主任黎老师二话不，就把我带到办公室，我手脚不干净，给学校丢人……我怎么她都不信，旁边一个男的宋老师还帮腔，踢了我几脚……我要是再不承认，就把我赶回家，‘乡巴蜡不要在他们学校读书……”
曾贤用手背抹着眼泪：“黎老师，让我把偷的钱还给王军，再自己写一张‘我是偷’的纸，贴在衣服上贴到放学……这事就算了。不然以后都别进教室……”
“我根本没钱赔……黎老师就让我回家拿钱……我不敢回家，爸爸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打我……妈妈也会难过……我在街上走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办……走到这里，看见派出所，我想找民警叔叔，又不敢……”
完这些，曾贤已经泣不成声。
值班室里一片寂静。朱站在旁边，拳头已经握紧了，脸上满是气愤。李成钢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但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想吓到孩子。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轻轻拍了拍曾贤的肩膀：“曾贤，叔叔相信你。你没偷钱，对不对？”
曾贤用力点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没偷……我真的没偷……”
“好，叔叔相信你。”李成钢站起身，“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等叔叔吃了午饭，带你去学校，好好跟老师解释清楚，好吗？”
曾贤抬起头，眼睛里有了希望的光：“真的吗？叔叔您真的愿意帮我？”
“真的。”李成钢认真地，“民警叔叔就是帮老百姓解决困难的。你没做错事，就不应该被冤枉。”
李成钢站起身，走到窗边点了支烟，却没有马上抽。他需要整理一下思绪。
作为一名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老公安，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刚才曾贤哭诉时，他并没有完全沉浸在那令人揪心的叙述里，而是用多年历练出的职业眼光，冷静地观察着这个孩子。
他盯着曾贤的眼睛。那是一双黑白分明、尚未被世故浸染的眼睛。在讲述被同学欺负、被老师冤枉时，那双眼睛里涌上来的是真实的屈辱、恐惧和急切想要自证清白的无助。泪水滚落时，眼神没有闪烁，没有刻意回避李成钢的注视，而是直直地迎上来，仿佛要把所有的委屈都摊开给他看。
李成钢办过不少案子，也见过各色热谎时的模样。成年人谎，眼神往往会有下意识的飘移，或者过度用力地“真诚对视”，肢体语言也会有不协调的地方。而一些半大孩子撒谎，要么是眼珠乱转不敢看人，要么就是背得滚瓜烂熟却缺乏细节和真情实福
但曾贤的叙述，充满了孩子视角的、具体的细节：“班上的王军”、“丢了两块钱”、“黎老师二话不”、“宋老师还帮腔，踢了我几脚”、“写一张‘我是偷’的纸贴在衣服上贴到放学”……这些描述带着孩子特有的观察和情绪色彩，尤其是到被踢和要写“我是偷”时，他肩膀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那种混杂着疼痛和巨大羞辱的反应，很难伪装。
而且，一个九岁的孩子，如果真是偷了钱还被老师当场“抓住”，在公安民警面前编造如此完整、细节丰富且情绪饱满的谎言，那心理素质未免太过惊人，简直可以称得上生的演员。以李成钢的经验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曾贤的眼神深处，除了委屈，还有一种近乎绝望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期盼。他问“你们真的能帮助普通老百姓吗？”，这句话背后的试探和不信任，恰恰反映出他可能确实遭遇了不公，并且对寻求帮助曾经失望或心存畏惧。
李成钢吐出一口烟，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判断。但他也提醒自己，判断归判断，事实需要证据。孩子的叙述固然可信度高，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可能有误解、夸大的成分，或者忽略了某些关键信息。一切还需要到学校去核实。
他走回曾贤面前，蹲下身，目光平和而坚定地看着孩子：“曾贤，叔叔相信你现在的都是实话。但叔叔是警察，办事要讲证据，讲规矩。等下到了学校，叔叔会先听老师怎么，也会找那个王军同学，还有其他可能了解情况的同学问问。你怕不怕跟他们对质？”
曾贤用力摇头，眼神亮了起来：“我不怕！我真的没偷！我可以跟他们清楚！”
“好。”李成钢点点头，“记住，没做就是没做，在任何人面前都要理直气壮。不过，跟老师和同学话要有礼貌，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出来就行，不要哭，也不要喊，能做到吗？”
“能！”曾贤挺了挺瘦的胸脯。
看着孩子因为得到信任和支持而焕发出的神采，李成钢心里那点剩余的疑虑也消散了大半。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孩子受了冤枉。退一万步讲，就算两块钱的真相另有曲折，那两位老师处理问题的方式——踢打学生、强迫写侮辱性字条贴身上——也绝对超出了教育惩戒的底线，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他转头对朱：“朱，你先陪着曾贤，我去食堂吃点东西，很快就回来。”
“李所，您去吧，我陪着。”朱。
李成钢走出办公室，却没有马上去食堂。他站在院子里想到，九岁的孩子，因为农村户口，在学校被歧视、被欺负，还被老师冤枉偷钱，要求写“我是偷”贴在身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教育方法问题了，这是侮辱人格。
他想起自己女儿，儿子时候，在学校从来都是被老师喜欢、被同学尊重的。不是因为成绩有多好，而是因为她是城市户口，父母都是公安民警。
城乡差别，户口制度，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孩子们隔成了两个世界。
李成钢掐灭烟头，走进食堂。他快速吃完饭，然后回到办公室。
曾贤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和朱话。看见李成钢进来，他立刻站起来，眼睛里满是期待。
“走，曾贤，叔叔带你去学校。”李成钢。
“李所，我也去！”朱。
李成钢想了想：“行，一起去。”
三人走出派出所。李成钢让曾贤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朱骑另一辆车跟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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