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依旧繁忙如织，但空气里除了海水的咸腥，似乎还多了一丝不清道不明的焦灼。霍启明坐在中环写字楼的顶层办公室，眉头紧锁，审阅着几份新到的询价单。与奥洛夫那条线的刻意疏远，并未让“信翁贸易”的业务停滞，相反，随着大连产品质量和口碑的积累，来自东南亚、甚至中东的订单在缓慢增长。然而，这些订单利润微薄，且无法带来大连那边急需的“硬家伙”。
真正让他心绪不宁的，是另一条悄然浮现的线索。几前，一位自称杰克·陈的美籍华裔商人，通过霍家一位远亲的关系找上门来。杰克·陈四十出头，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完全是美国做派，但能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他声称自己常驻东京和旧金山，主要从事“战后特殊资产处置和跨太平洋贸易”，背景颇为神秘。
杰克·陈没有直接谈生意，先是叙旧攀交情，闲聊职不经意”地透露：他的一些“美国朋友”，手上有不少“战后剩余物资”，包括一些“状况良好的二手工业设备”，甚至有些是“美军库存里替换下来的好东西”，比如“型船用柴油机”、“轻型机床”、“甚至是成套的轧钢辅助设备”。这些东西在美国处理起来麻烦，但在东亚某些“正在工业化”的地区，可能很有市场。
“霍先生，我知道贵公司和大连那边有些合作。”杰克·陈点燃一支雪茄，烟雾后的眼神带着商人特有的精明与试探，“那边在搞建设，缺设备吧？尤其是……重一点的家伙。我这边有些货，价格绝对有竞争力，而且……运输渠道，有办法。”
霍启明心中一凛。对方不仅知道“信翁”，还似乎隐约指向大连！这比奥洛夫那种半遮半掩的苏联渠道更让他警觉。美国人？美军剩余物资？这背后的水有多深？是单纯的商业冒险，还是另有图谋？是中央情报局的钓鱼，还是真正嗅到商机的国际掮客？
他没有立刻回应，只是打着哈哈，表示对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都感兴趣，但需要看到具体的货品清单、技术参数和合法的出口文件。杰克·陈也不急于求成，留下几张模糊的设备照片和一沓英文技术资料摘要，便礼貌告辞，“等霍先生有兴趣再详谈”。
霍启明不敢怠慢，立刻将杰克·陈的出现、其透露的信息以及那些资料，全部加密打包，连同自己的疑虑，发往沈阳赵刚处。他知道，这可能是比苏联那条线更危险、但也可能带来意外突破的机遇。
大连的冬寒风刺骨，但试点厂区和临时设备仓库里却热气蒸腾。波兰的“铁马”经过数月磨合，终于有三分之一能稳定产出基本合格的棉纱和混纺纱。虽然产量不高，质量也仅算中等，但意义非凡——这意味着大连的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了一步，对香港来料加工的依赖减轻了一分。李云龙让人用这批自产纱线试制了一批加厚工装裤，质量居然还不错，成本比用进口纱线降低了近一成。
“海鸥计划”更是捷报频传。“海鸥三号”绕线机经过几轮改进，稳定性和噪音控制大有改善，已经批量生产了十台，装备到各条生产线，绕线工序效率提升立竿见影。谭师傅团队信心大增，开始谋划下一个目标：仿制改进那台台湾钉扣机的自动送料机构，争取搞出更通用的“海鸥四号”型自动送料装置。
然而，一个更宏大、也更棘手的需求，正从另一个方向压来。赵刚转来了来自更高层的指示：为应对东南沿海紧张的局势和运输压力，要求东北地区尽快恢复和提升中型沿海、沿江运输船舶的建造与维修能力。 重点点名了大连、葫芦岛等几个有船舶工业基础的港口城剩
大连造船厂（前身是日占时期的船坞）接到了试制几条百吨级沿海货驳和修复几艘旧渔轮的任务。图纸和船体材料还能想办法，但最要命的是发动机。原有的旧式蒸汽机效率低下，维修困难；国内自行研制的船用柴油机还处于原型阶段，可靠性差。没有可靠的心脏，这些船就是一堆浮动的钢铁棺材。
造船厂的老厂长找到李云龙诉苦：“李组长，听你们门路广，跟外面有联系。能不能想办法，搞几台能用的船用柴油机？二手的也行，哪怕是旧货，只要还能转，能让我们把船先开起来！现在是有船壳没心脏，急死个人啊！”
李云龙也犯了难。船舶发动机，这可不是缝纫机或机床，技术复杂，体积庞大，敏感度也高。波兰的易货清单里没有这东西，香港的普通贸易渠道也接触不到。他正一筹莫展时，赵刚转来了霍启明关于杰克·陈和美国“剩余物资”的报告，其中赫然提到了“型船用柴油机”！
李云龙的眼睛瞬间亮了，但随即又蒙上阴影。美国饶东西？这简直是火中取栗！政治风险比跟苏联搞灰色交易还大！可眼前造船厂的困境又实实在在。他急得在屋里转圈，最后把心一横，给赵刚回电：“老赵，船用发动机是卡脖子的事！杰克·陈这条线，能不能冒一次险？咱不碰敏感的，就只要旧的、民用的、马力的柴油机，而且要通过好几层转手，绝不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只要机器能转，能让咱们的船先跑起来，积累经验，就值！”
赵刚的压力前所未有地大。一方面，来自最高层的备战和加强运输能力的指示是硬任务，必须完成；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中苏分歧日渐公开，与任何西方势力的接触都变得异常敏感和危险。杰克·陈的出现，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时，旁边又有容来一把更锋利但也可能割伤自己的匕首。
他反复权衡。直接与美国或美籍商人交易，在当前的国内政治气候下，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船舶发动机的缺口是实实在在的，关系到沿海运输和战备动员能力。波兰的纺织设备易货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互助”，政治上相对安全，但解决不了发动机问题。苏联渠道已经证明风险极高且意图叵测。
“也许……可以尝试一种极其间接的‘三角过滤’方式。”赵刚沉思良久，勾勒出一个极其复杂的方案。
他给霍启明发出绝密指令，核心要点如下：
1. 绝对隔离：霍启明本人及霍家旗下任何公司，不得直接与杰克·陈进行涉及敏感物资的谈判或交易。所有接触，必须通过至少一层以上的、与霍家无直接产权关联的第三方公司（如在东南亚或日本注册的贸易公司）进校
2. 严格限定：初步接触目标，仅限非军用的、功率（200马力以下）、技术状态相对明确的二手民用船用柴油机，以及可能与之配套的简单维修手册。明确拒绝任何涉及军事用途、尖端技术或大型敏感设备的提议。
3. 交易路径：如果杰克·陈能提供符合要求的发动机实物信息和技术状态证明，可探讨交易。但交易必须拆解：发动机由美方（或杰克·陈）负责运至日本或菲律宾的某个中立港口，在那里由我方指定的、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技术顾问（可从海外华人工程师中秘密物色）进行现场初步查验。确认基本可用后，由该第三方安排运输至缅甸或泰国（当时与中国关系尚可），再通过边境民间贸易渠道，以“废旧机器”名义拆解运入云南，最后辗转至大连。整个过程中，资金支付通过瑞士银行账户和多层转账完成，不留痕迹。
4. 风险熔断：预设多个检查点。一旦在任何环节发现异常（如发动机有明显军事改装痕迹、对方人员身份可疑、运输路线不安全等），立即无条件终止，宁可损失前期费用。
同时，赵刚也指示李云龙，不能把宝全押在这条线上。他要求大连造船厂，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修复现有的老旧蒸汽机，组织技术力量研究仿制苏联柴油机的可能；另一方面，通过香港其他贸易公司，广泛打听日本或西欧国家淘汰的民用船舶发动机信息，看看是否有更安全、更常规的二手设备来源。他要形成对美国渠道和常规渠道的双线探索，互为备份，分散风险。
霍启明接到赵刚的指令，深感任务艰巨。他通过秘密渠道，物色了一家在新加坡注册、老板是印尼华侨、主要做橡胶贸易的“丰隆商斜作为中间壳公司。丰隆商行的老板与霍家有些交情，但不知深层背景，只以为是帮香港同行打听一些“东南亚基建需要的二手工程机械”信息。
丰隆商行的代表在东京与杰克·陈接上了头。杰克·陈似乎对这种迂回方式并不意外，表现得很配合。他提供了几台美国通用汽车（Gm）旗下“底特律柴油机”公司生产的“Series 71”二冲程柴油机的详细资料和照片。这种发动机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被广泛用于美军登陆艇、卡车和发电机，战后有大量剩余流入民间市场，皮实耐用，但技术不算先进，油耗高，噪音大。资料显示，这几台机器是美军从冲绳基地淘汰下来的，用作港口拖轮的辅机，运行时间较长，但经过基本大修，状态尚可，功率在150-200马力之间，正好符合型货驳的需求。
杰克·陈报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价格，但坚持要求交易在冲绳那霸港进行，由买方自行提货并承担后续一切运输风险。他提供了那霸港一个仓库的地址和保管方联系方式，表示可以安排买方人员现场看货。
“条件很苛刻，地点也很敏感（冲绳当时由美国管辖）。”霍启明将情况报告赵刚，“但发动机型号和状态信息看起来是真实的。丰隆商行的人假装感兴趣，提出可以派‘工程师’去那霸看货，但要求对方提供更详细的大修记录和试车报告。”
赵刚仔细研究了“Series 71”柴油机的技术资料。这种发动机虽然老旧，但结构相对简单，维修资料在国际上流传较广，国内也有零星引进用于矿山，部分技术人员有所了解。如果真能搞到几台，的确能解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实物进行测绘、研究和仿制摸索。
他最终拍板：同意进行到现场查验这一步。 指示霍启明，通过丰隆商行，雇佣一名持有加拿大护照、有机械工程背景的香港华人工程师，以“丰隆商行技术顾问”身份前往那霸。查验只确认发动机是否存在、外观是否与照片相符、能否手动盘动、有无明显破损或严重腐蚀。不进行启动测试，不讨论价格和交易细节，看完即走。查验费用由我方通过秘密渠道支付。
同时，赵刚加紧了另一条线的部署。他让李云龙通过大连本地的侨胞关系，联系上了一家日本神户的型船舶拆解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处理日本退役的民用船只，经常有一些拆下来的旧发动机出售，虽然也多是战前或战时产品，但至少来源是日本民用，政治敏感度低一些，运输路径也更短（可从日本直接越大连，借口是“废旧金属”）。李云龙立刻派人（以地方国营贸易公司名义）去接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货。
平壤，程佩珊从朴成浩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传闻：苏联方面似乎在向朝方施加压力，要求“更严格地审核”与中方技术合作项目职可能涉及技术转移的环节”，特别是那些“未经社会主义阵营普遍验证的技术路径”。虽然没有明指清津厂的“tc-1”系统，但针对性很明显。
与此同时，伊万诺夫结束北京的“交流”返回平壤，在与朝方官员的谈话中，似乎“无意间”提到，中国国内一些地区“存在与西方势力进行不正当经济接触的苗头”，提醒朝方“在与中方合作中，要保持警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纯洁性”。
程佩珊立刻将这两条信息联系起来，心中警铃大作。苏联人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中国方面多渠道寻求技术突破的动向，并且开始在多条战线施加压力，试图阻挠。伊万诺夫北京之行带回的，很可能不仅仅是“交流经验”。她担心，这种压力可能会影响到平壤项目的顺利进行，甚至可能波及到大连。
她将情况密报赵刚，并建议：在平壤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与朝方技术人员的私下情感联络和技术交流，巩固信任；对苏联的压力，采取“虚心听取、坚决拖延、实际工作照常进斜的策略；同时，提请国内注意，其他渠道的活动可能需要更加隐蔽。
程佩珊的担忧并非多余。几乎在她发回报告的同时，大连方面通过日本神户拆船公司联系旧发动机的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也被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商务官员“偶然”问及。对方以“关心地方工业发展”为名，询问大连“是否在寻求日本方面的船舶设备技术”。
消息反馈到李云龙和赵刚那里，两人都惊出一身冷汗。苏联饶耳目，比想象的更灵通！这进一步印证了程佩珊的判断，也凸显了在多条战线同时运作时，保密和风险隔离的极端重要性。
冰层之下的暖流网络，在尝试引入大洋彼岸旧引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北方更刺骨的寒意和无处不在的监视。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次接触都可能暴露在聚光灯下。赵刚知道，必须加快步伐，同时也要准备好，应对可能来自任何方向的、更激烈的阻挠与风暴。那几台或许能成为“心脏”的旧柴油机，能否安全抵达大连，不仅是一场商业和技术的考验，更是一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声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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