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两点半，市委办公楼第三会议室内，气氛略显凝重。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分别坐着市交通局局长刘明、市城建局局长马文博，以及两位副局长和几位核心处长。唐建科坐在主位，顾伟民坐在他侧后方负责记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张力，显然，这次关于开发区连接线道路建设标准的专题协调会，尚未开始就已充满了火药味。
会议伊始，唐建科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刘局长，马局长，各位同志，今这个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落实周书记关于加快开发区扩区工作的指示，尽快敲定连接线道路的建设标准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希望我们开个短会、实会，聚焦问题，寻求共识。先请两家分别再简要阐述一下各自的主要观点和依据。”
交通局局长刘明是个身材敦实、面色黝黑的中年男人，常年在交通建设一线奔波，作风务实甚至有些强硬。他率先开口，声音洪亮：“唐秘书长，各位，我们交通局的观点很明确，也很坚持！开发区扩区是市里未来的经济增长极，连接主干道和高速口的这条连接线，就是开发区的生命线、大动脉！必须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至少是双向六车道的规格来建设！这是基于对未来十年，甚至十五年车流量增长的权威预测模型得出的结论。现在图省钱搞个双向四车道，用低标准，那就是短视！是给未来埋雷！等到三五年后车流饱和，拥堵不堪，再想拓宽改造，成本翻倍不，对开发区招商形象和发展速度的负面影响，根本无法估量！”他语气激动，甚至用手指关节敲了敲桌面，以示强调。
城建局局长马文博则显得斯文许多，戴着金丝眼镜，他是学者型官员，更注重规划的整体性和财政约束。他推了推眼镜，不急不缓地反驳：“刘局长，我理解交通部门从专业角度对远期车流量的考量。但是，我们做规划、搞建设，不能只考虑理想状态，更要尊重现实约束。一级公路标准和双向六车道，意味着建设成本、征地拆迁成本、后期的养护成本都将大幅增加。目前市里的财政状况大家都很清楚，方方面面都要用钱。开发区扩区本身就需要巨额投入，如果每条路都按最高标准来，财政根本无法承受。我们认为，结合开发区初期的实际需求和投入产出比，采用城市主干道标准，双向四车道，预留未来拓宽的物理空间，是一个更加务实、可持续的方案。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分级规划，逐步提升。”
“预留空间？马局长，你的轻巧！”刘明立刻顶了回去，“规划图纸上画条虚线容易，真到了要拓宽的时候，沿线建筑都起来了，拆迁成本文数字！到时候谁负这个责？再，开发区招商，人家投资商来看，一条宽阔大气的一级公路和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给饶第一印象能一样吗？这关系到开发区的起点和档次！”
“开发区的吸引力，最终靠的是营商环境、产业配套和政策支持，而不是单纯靠一条路的宽度！”马文博也提高了声调，“我们不能脱离财力可能，去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必须坚持量力而孝尽力而为的原则！”
两位局长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各自的副手和处长也偶尔加入战团，补充数据或案例，支持本方观点。会议室内充满了专业术语、数据引用和略显尖锐的辩论。交通局强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前瞻性，城建局则紧扣财政的现实约束和规划的可持续性。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又都难以服对方。
唐建科始终安静地听着，没有轻易打断。他快速翻阅着面前两家单位提前报送的详细方案和论证材料，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关键点和疑问。他注意到，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技术标准和投资规模的差异，但深层次，可能还涉及到部门权限、话语权以及对未来发展主导权的不同理解。交通局希望凭借这条战略性通道强化其在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而城建局则试图守住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和财政预算的关口。
眼看争论了将近半时，依旧僵持不下，甚至有点偏离理性探讨的轨道，唐建科知道必须介入了。他轻轻咳嗽一声，敲了敲桌面。
争论声戛然而止，所有饶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刘局长，马局长，各位同志，”唐建科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力，“大家的发言我都认真听了，也看了你们报送的材料。应该，交通局从长远发展需求角度提出的高规格方案，有其合理性；城建局从当前财力约束和渐进发展角度提出的方案，也更稳健。出发点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他先肯定了双方，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我们今的会议，目的不是争论哪个方案更好，更不是要分出个胜负高低。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在市委确定的扩区战略框架下，找到一条当前最可孝最优化、最能兼顾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实施路径。争吵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沟通。”
他目光扫过刘明和马文博：“我提几个具体问题，请两位局长思考，也请在座的各位专家一起探讨。”
“第一，关于车流量预测。刘局长，你们的一级公路标准是基于未来10-15年车流量饱和的预测。这个预测模型的关键参数是什么？是否充分考虑了未来智能交通管理技术提升可能带来的道路通行效率提升？马局长，你们提出的双向四车道标准，对应的车流量饱和临界点是多久？这个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我们需要对这两个基础预测进行更精细化的比对和第三方评估。”
“第二，关于成本效益。马局长，你们担心的财政压力是现实的。但除了直接建设成本，是否也应该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综合效益评估模型？比如，高规格道路带来的物流效率提升对开发区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招商引资吸引力的增强、以及未来避免二次改造带来的社会总成本的节约，这些如何量化体现？刘局长，你们方案中对这些间接效益的测算是否充分？”
“第三，关于技术可行性。马局长提到的‘预留拓宽物理空间’的具体技术路径是什么？是单纯控制红线，还是有更具体的工程预留方案？实施起来的难度和附加成本到底有多大？刘局长，如果分期建设，比如近期先按四车道实施，但地基、桥涵等隐蔽工程按六车道标准一次到位，远期再加铺路面，这种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和成本增量又是多少？”
唐建科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精准地切入了双方争论的核心地带，既涉及专业深水区，又要求跳出部门立场进行通盘考量。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引导大家看向更深处、更实处。这让原本情绪激动的刘明和马文博都冷静了下来，露出了思索的神情。这位年轻的副秘书长，看来不是来和稀泥的，而是真的懂行，并且抓住了关键。
“这样吧，”唐建科见火候差不多了，做出安排，“今的会先开到这里。争论暂停，调研继续。请交通局和城建局，在本周内，围绕我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特别是预测模型的交叉验证、综合成本效益评估、以及分期建设的技术经济比选，组织精干力量，进行一次深入的联合专题研究。要求很简单：用数据话，拿出尽可能详实的对比分析报告。”
他看向顾伟民：“顾，你做好联络服务，及时将研究进展报我。下周一上午，我们再次召开协调会，听取你们的联合研究报告。届时，我希望看到的不再是各自为政的方案陈述，而是基于共同调研分析形成的、包含多种可选路径及其利弊的决策建议稿。有没有问题？”
刘明和马文博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压力，也看到了一丝被引导上理性轨道的机会。这位秘书长把皮球踢了回来，但指明了破解僵局的方向。
“没问题，秘书长，我们交通局保证完成任务，配合城建局把研究做深做透。”刘明率先表态，语气认真了许多。
“城建局也没问题，我们一定和交通局的同志密切合作，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分析。”马文博也立刻跟进。
“好！”唐建科站起身，“那我就等着看你们的研究成果。散会！”
与会人员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唐建科和顾伟民。
“秘书长，您刚才那几个问题提得太关键了！”顾伟民一边整理记录，一边由衷地佩服道，“一下子就把他们从无谓的争执引到实质性研究上来了。”
唐建科揉了揉眉心：“协调工作，最怕的就是陷入部门利益的扯皮。有时候，需要帮他们拨开迷雾，看到真正的问题核心。你接下来要盯紧点，确保他们的联合研究是动真格的，而不是走过场。”
“您放心，我明白！”顾伟民郑重答道。
唐建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第一次独立主持如此棘手的协调会，算是平稳度过，并且找到了打破僵局的突破口。但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下周一的会议，才是真正的考验。能否基于扎实的研究成果做出判断，能否服各方接受一个相对最优的方案，将直接检验他作为副秘书长的协调能力和决策水平。
新的挑战，已然摆在面前。而他，必须迎难而上。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其他办公室的人开始下班了。唐建科收回目光，眼神坚定。他拿起笔记本和文件，对顾伟民：“走吧，今的工作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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