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那张站台票，我回到了清河剩
这是一座因纺织业而兴起的城市，空气中常年飘浮着细微的棉絮和一种淡淡的纺织厂特有的浆纱味道。城市不大，骑自行车一个时就能从东头到西头。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灰扑颇，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鲜明烙印。
我的家，在父母所在的那家国营纺织厂的家属院里。一排排红砖砌成的三层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充斥着饭材混合气味。
到文化局报到那，我特意穿上了那套为毕业分配面试准备的衣服，也是我唯一一套像样的深蓝色中山装。文化局在一栋苏式风格的老楼里，走廊幽深，光线昏暗，墙壁下半部刷着墨绿色的油漆，上半部是斑驳的白色。走路时，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产生回响。
我的工作岗位在文艺科，一间摆了四张办公桌的屋子。科长是一位姓马的和善中年人，头发稀疏，戴着厚厚的眼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位同事：一位是即将退休的老前辈。老前辈姓赵，他总是端着印影先进工作者”字样的搪瓷缸喝茶看报纸；另一位是比我早来几年的张姐，主要负责群众文艺活动。
“刘啊，欢迎欢迎，啊呀，来的正好。咱们科正好缺你这样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马科长拍着我的肩膀，“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帮着整理整理文件，写写简报。慢慢来，不着急。”
我的日常工作，确实如马科长所，平淡得像一杯被反复冲泡却早已没了颜色的茶。写各种会议通知、活动简报、工作总结；整理上级下发的文件和下面单位报送的材料；跟着科长或张姐去参加一些不痛不痒的文艺座谈会、民间艺洒研；偶尔，也会被抽调去帮忙布置书画展、或者维持群众歌咏比赛的秩序。
办公室里的时光缓慢而静谧。老赵的茶杯永远冒着热气，看报纸时偶尔会发出轻微的鼾声。张姐则热衷于织毛衣，以及和隔壁办公室的女同事交流菜市场和孩子的信息。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周而复始。日子就在喝茶、看报、写材料、听同事闲聊中，悄无声息地滑过。
我开始逐渐理解，父亲常的那句“平平安安就是福”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稳定生活的深刻依赖与满足。但这种波澜不惊的安稳，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满脑子还是尼采、萨特和《百年孤独》的二十二岁青年来，却带来一种近乎窒息的恐慌和无力福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养在温水里的青蛙，慢慢地却无可挽回地失去跳跃的能力。
父母对我的状态是满意，甚至可以是欣慰的。他们在厂办子弟中学教了一辈子书，觉得儿子能一毕业就坐在窗明几净的机关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是走了大运，是祖上积德。饭桌上，他们的话题开始从我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的个人问题。
“远啊，你张阿姨家的侄女，也是师范毕业的，现在在实验学教书，模样周正，性格也温顺……”母亲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状似无意地提起，“你看，这个周末是不是……见个面，认识一下？”
父亲在一旁沉默地扒着饭，偶尔抬起头，用他那种专属于教师的，审视般的目光看我一眼，然后闷闷地插一句：“先立业，后成家。在单位站稳脚跟，跟领导和同事处好关系，比什么都强。”
我试图跟他们谈论我最近读到的某本书，或者某个触动我的哲学观点，他们只是宽容地，甚至带点怜悯地笑笑，然后母亲会继续给我夹一筷子菜，：“别想那些虚头巴脑的，把工作干好，早点成个家，生个孩子，才是正理。”
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一种无人理解的苦闷。我的精神世界，与我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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