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回到了金陵两江总督衙门。剿捻失败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但他没有时间沉湎于失落。长江上外国轮船的汽笛声，城外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都在提醒他：世道变了，敌人变了。
坐在书房里，他抚摸着那些来自安庆、来自京战场的老旧刀枪，又拿起幕僚呈上的一份关于上海洋炮局近况的禀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与太平军血战的经历，尤其是见识了“洋枪队”（常胜军）和太平军部分装备的西洋火器之威力，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现实：光靠忠勇之心和传统刀矛，已不足以卫道保国。 洋人船坚炮利，不仅是海上之患，更已深入内河，成为必须直面的威胁。
“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这句话，在他心中回响。过去，这只是一个书本上的主张；如今，这是生死存亡的必由之路。这位以扞卫“名教”起家的理学名臣，开始以惊饶务实和魄力，推动一场旨在“自强”的变革。他成了洋务运动最早的、也是最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他的第一步，是从最迫切的军事工业入手。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克安庆后，他就在城内设立 “安庆内军械所” 。这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的军事工厂。它的创办，极具曾国藩特色：没有大张旗鼓，没有洋人指导，全凭一群中国工匠和学者摸索。他招募了两位奇才：徐寿（精于技艺）和华蘅芳（精于算学）。没有图纸，他们就找来一艘外国轮船，反复拆卸研究；没有设备，就用土法锻造。
同治元年（1862年），在曾国藩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徐寿、华蘅芳等人竟然真的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接着，以此为基础，他们又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木壳火轮“黄鹄号”。虽然这艘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它象征意义巨大——中国人自己也能造出“火轮船”了！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兴奋地为之命名，并立刻上奏朝廷报喜。这初步的成功，给了他巨大信心。
安庆内军械所规模，技术原始，但它是星星之火。曾国藩意识到，要真正“师夷长技”，必须更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和设备。于是，在他的策划和推动下，同治四年（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虹口成立。这是与剿捻几乎同步进行的大事。他委托李鸿章具体操办，但顶层设计和朝廷疏通，多赖其力。江南制造局从美国购买机器，聘请洋匠，一开始就能制造枪炮、弹药，后来发展为能修造轮船的大型综合企业，成为洋务派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曾国藩对制造局寄予厚望，他定下方针：“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俟枪炮铸造有成，即当营造火轮，以资巡防。” 他不仅关心产品，更关注人才的培养。在制造局内附设了翻译馆和工艺学堂，前者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后者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工人。
他的眼光，并未局限于造枪造炮。
在与洋人打交道和办理军工的过程中，曾国藩深感不通外情、不明西学是最大障碍。他大力支持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他的支持下，成为清末最重要的西学翻译中心，出版了大量的数学、物理、化学、文、地理着作。他明白，只有了解对方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学习。
他甚至比许多同代人走得更远。同治九年（1870年），在处理津教案的焦头烂额之际，他仍然与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等人筹划一件石破惊的大事：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向他提出了“留学教育计划”，选派聪颖幼童，送往美国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科。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详细阐述了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和长远意义：“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他们计划每年派30人，四年共120人，学习十五年。
奏折中，曾国藩写下了极具远见的话：“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彼西人擅长者，中国既能谙悉，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他已经将学习西方，上升到国家长远自强的战略高度。
这个计划最终获得朝廷批准。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第一批30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幼童，在上海登船远赴美国。虽然曾国藩未能亲眼看到他们启航（他于同年二月逝世），但这一开创性的举措，打破了千年的教育封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如詹佑、唐绍仪等），其影响至为深远。
推动这些事业，曾国藩并非一帆风顺。朝中保守派攻击他“以夷变夏”、“靡费国帑”；地方守旧士绅讥讽制造局“奇技淫巧”。但他顶住了压力。他对反对者：“购置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英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 他试图用“救时”的实用主义，来调和学习西方与扞卫传统之间的矛盾。
他的洋务思想，核心仍是 “中体西用” ——中华的制度伦理是根本（体），西洋的科技器物是工具（用）。他主持翻译西书，但强调“旁收博采，而仍以孔孟程朱之学为归”；他派遣留学生，却规定他们必须定期学习中文和儒家经典。这种矛盾与调和，正是那个时代先行者最真实的写照。
晚年的曾国藩，常常在视察制造局或阅读翻译馆新书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看到“自强”事业萌芽的欣慰，也有对前路漫漫、成效未彰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只是开了一个头，挖了几条水渠，至于未来能否引来活水，浇灌出富强的参大树，已非他所能见。
但无论如何，这位从湖南深山里走出来的书生，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以封疆大吏之尊，亲手为古老帝国推开了一扇面向近代世界的、沉重而刺眼的窗。无论这扇窗最终带来了什么，推开它的那一推，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见识。
客观评价
曾国藩作为“洋务教父”的历史角色，其贡献与局限同样鲜明，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径。
1. 务实开风气的先驱者：在“华夷之辨”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曾国藩作为正统理学名臣和“中兴功臣”，率先将“师夷长技”从理论倡导转化为大规模实践，具有破冰意义。他的身份和威望，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最初的政治合法性和保护伞，使得学习西方技术不再被视为绝对的“叛道”，从而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序幕。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是标志性事件。
2. “中体西用”框架的奠基人：他明确提出并践行了“中体西用”的理念。这既是一种策略（减少改革阻力），也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他认为中国伦常制度优于西方）。这一框架成为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优点在于务实，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环境下为引进西方技术找到了一个能被接受的“安全壳”；其局限性也在于此，它人为地将“体”与“用”割裂，拒绝触动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这个“体”，从而限制了学习西方的深度和广度，注定了洋务运动无法实现真正的富强。
3. 人才培养的远见：他支持翻译西书、创办技术学堂，尤其是力主派遣幼童留美，显示了他超越单纯器物模仿的远见。他意识到，长久之计在于培养精通西学的人才。留学生计划虽然后来因守旧势力反对而中途夭折，但其开创性无可替代，为封闭的中国引入邻一批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种子。
4. 时代的局限与个饶矛盾：曾国藩的洋务活动，根本目的是“制夷”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而非推动社会全面近代化。他的举措集中于军事和与之直接相关的领域，对政治、经济、教育的整体改革缺乏考虑。他自身也深陷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既要维护孔孟之道，又要引入西洋之术，这种内在张力也是那一代洋务派共同的困境。
总的来，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位关键的过渡人物。他站在旧时代的堤坝上，第一个动手挖掘泄洪的通道，试图引入西方技术的“活水”来加固堤坝，却未曾想，这水流最终会冲击乃至瓦解堤坝的根基。他开启了进程，却无法控制方向，这或许正是所有历史开创者的共同命运。
机器在轰鸣，幼童已远航，“自强”的蓝图似乎正在缓缓展开。然而，命运给了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臣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考验。一场由迷拐孩童的谣言引发的民变，在北方通商口岸津爆发，愤怒的百姓打死了外国领事和修女，烧毁了教堂。中外震动，战争阴云密布。朝廷急令威望最高的曾国藩前去处理。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汹涌的民情、狡黠的外交官、猜忌的朝廷和自身那套“忠信笃敬”外交理念的破产。津，将成为他一生名节的“滑铁卢”。他该如何在绝境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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