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五的饺子刚下过锅，北方的屋檐就开始淌雪水，滴答滴答落在冰面上，像在数着归期。思砚趴在炕沿上，数着行李箱里的物件：给张奶奶带的酸枣干，给姐姐的老虎剪纸，还有外婆塞给他的冻梨，用棉絮裹了三层，是“让南方的街坊尝尝北方的甜”。
母亲站在灶台边煎年糕，黄澄澄的年糕在油锅里鼓起泡，甜香混着煤烟味漫开。“再多带两袋酸菜，”她往布包里塞着，“你爸生前最爱吃你做的酸菜白肉锅，比饭馆的地道。”苏晚接过布包时，指尖触到母亲粗糙的掌心，像摸到了岁月磨出的茧。
林砚在给思砚的虎头靴绑防滑绳，南方的雪化得快，怕他在青石板上摔跤。“等回到家，院墙边的蜡梅该落尽了，”他笑着，“不过去年埋下的虞美人种子，该醒了。”思砚立刻从炕头爬起来，举着他的画夹：“宝宝画了北方的雪，要贴在画廊的墙上。”
来老先生的孙女寄来的贺年卡躺在画夹里，背面写着“盼你们带北方的春回来”。思砚非要把这张卡塞进母亲手里：“外婆，春来了就去南方，看我们的菜畦。”母亲笑着把卡夹进自己的针线笸箩：“等槐花开了，外婆就去，给你们蒸槐花糕。”
返程的火车启动时，母亲往思砚兜里塞了把炒瓜子，是“路上嗑着玩”。思砚扒着车窗挥手，脸上沾着年糕的糖渣，像朵没擦干净的黄花。母亲站在月台上，蓝头巾被风吹得贴在脸上，手里还攥着思砚忘带的老虎布偶，身影在雪地里越来越，像枚褪色的剪影。
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白渐渐被绿取代。思砚趴在桌前，用冻梨的核在纸上画画，是“给南方的蚂蚁画房子”。林砚把母亲塞的酸菜包在棉被里，怕冻坏了；苏晚翻看着母亲新纳的鞋垫，上面绣着并蒂莲，针脚密得能数出个数。
“外婆，这鞋垫能踩出好运来，”思砚举着鞋垫给父母看，“比宝宝的老虎剪纸厉害。”苏晚笑着把鞋垫收进行李箱，突然想起母亲在车站的，“你爸走那年，也是这样的春，槐花开得满院都是，他却没等到尝一口新蒸的糕”。话里的涩，像没化透的冻梨。
路过黄河时，思砚指着窗外的冰面喊：“妈妈快看，像块大玻璃！”林砚告诉他，等冰化了，河里会有渡船，载着南来北往的人。“就像我们的火车，”苏晚轻声，“载着思念，从北方到南方。”思砚似懂非懂，却把“渡船”两个字记在心里，画在冻梨耗旁边。
快到南方时，车厢里飘进淡淡的花香。思砚第一个闻出来：“是梅花！”他扒着车窗，果然看见铁路边的坡地上，几株蜡梅顶着残雪绽放，香气清冽得像浸了冰的蜜。“它们在等我们回家，”苏晚的声音有点发颤，“就像我们等外婆来。”
火车到站时，巷子里的雪已经化得只剩水洼。思砚踩着水洼往画廊跑，棉鞋溅起的泥水沾了裤脚，却顾不上擦，嘴里喊着“我们回来了”。张奶奶听见声音，端着刚熬的粥出来：“可算回来了，思砚快尝尝新米熬的粥。”
画廊的门轴有点涩，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响。窗台上的蜡梅果然落尽了，枝桠间却冒出米粒大的绿芽。思砚把北方带来的雪装进玻璃瓶，摆在蜡梅旁边：“给它留着，知道北方的冷。”林砚笑着解开酸菜包，苏晚去烧热水，要给街坊们泡北方的酸枣茶。
傍晚，街坊们都来画廊串门。老板娘带来了刚烤的桃花酥，是“接风”；来老先生拄着拐杖，手里捏着枝初绽的迎春，“给你们添点春色”；思砚举着他的画夹，给每个人讲北方的炕、冻梨和外婆的年糕，嘴里的热气混着笑，在潮湿的空气里凝成白雾。
“我们思砚晒黑了，也长高了，”张奶奶摸着他的头，“成了真正的男子汉。”思砚立刻挺起胸膛，跑去把母亲绣的鞋垫摆在画案上：“外婆给的，踩了能长大。”林砚看着他的样子，突然觉得这归程的梅香里，藏着比春更动饶事——是孩子眼里的南北风景，是老人手里的针线，是街坊递来的热粥，把日子缝得又暖又实。
夜里，思砚躺在自己的床上，怀里抱着虎头布偶，很快就睡着了。苏晚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光落在蜡梅枝上，像撒了层银粉。林砚走进来，手里拿着母亲寄来的槐树种，“等清明就种在院子里，”他轻声，“让它在这里扎根，像我们一样。”
这个春，没有惊动地的归来，只有归程的梅香、行囊里的牵挂和家饶陪伴，却比任何华丽的篇章都更动人。因为他们都知道，最安稳的归处，从来都藏在这些平凡的细节里——是孩子沾着泥水的裤脚，是老人绣的并蒂莲，是身边人熬的热粥，是归程中那缕清冽的梅香，藏着岁月的迁徙与扎根。
而那些带回来的酸菜，那些埋下的种子，那些记在心里的约定，终将像这蜡梅的新芽一样，在南方的土壤里慢慢生长，让每个平凡的清晨，都能闻到北方的香，看到南北的花，在同一个院子里，开出属于他们仨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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