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博弈的硝烟尚未散去，一桩看似寻常的命案，却在南京城掀起了关乎“司法权”归属的滔巨浪，将“旧势力反扑”与“宪法博弈”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战场。
案发于秦淮河畔一家新式纺织工坊。坊主赵德顺，是沈万三商会中的一名股东，凭借新式织机和严格管理，工坊效益颇佳。这日，工坊内一名唤作李老四的织工，因操作不慎，被飞梭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命案发生，按《大明律》，本应由所在地的江宁县衙受理。然而，李老四的堂兄，一位在县衙做书办的吏，却暗中怂恿李老四的寡妻幼子，绕过县衙，直接前往南京刑部衙门，状告坊主赵德顺“以利器杀人”，并暗中递上了一份捏造的“赵德顺平日苛待工人、草菅人命”的证词。
此案本不复杂，但背后却隐藏着玄机。指使书办之人，正是与旧式织造行会关系密洽且对新兴工坊抢走生意怀恨在心的一位地方豪绅。他们的目的，并非真要赵德顺偿命，而是要借刑部之手，重判赵德顺，杀鸡儆猴，打击新兴工商业主的气焰，并顺势将“工坊管理不善、危及人命”的罪名坐实，为日后攻击所有新式工坊埋下伏笔。
果然，刑部接手此案后，主审的郎中乃是李守俊的门生，素以“恪守礼法”、“厌恶奇技”着称。升堂问案时，他完全无视工坊管事关于“操作规章”、“安全培训”的辩解，也不细查飞梭伤人是否意外，只抓住那份伪造的“苛待工人”证词和“利器杀人”的结果，便欲以“过失杀人”重判赵德顺流放，并拟查封工坊。
消息传出，沈万三及一众工商业主又惊又怒。他们深知，此案若成判例，将来工坊主将动辄得咎，新兴工业必将步履维艰。沈万三第一时间找到林川和陈子龙等议员陈情。
“林大人！此案分明是有人构陷，欲借司法之名，行打压新政之实！”沈万三急道，“刑部如此断案，毫无公正可言！长此以往，谁敢再兴办实业？”
林川意识到，这已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旧势力试图牢牢抓住“司法权”这柄利剑，用以绞杀新生经济力量和政治对手。他必须反击。
在议会的紧急会议上，顾炎成等人抓住《大明约法（草案）》职法司独立审判，不受行政干涉”的原则，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动议：“此案涉及新兴工坊管理与意外界定，案情复杂，非传统刑名所能涵盖。且刑部初审已显偏颇。臣等建议，依据《约法》精神，由议会、刑部、大理寺及格物院，四方共组‘特别仲裁庭’，重新审理此案！以确保司法公正，顺应时势！”
“荒谬！”李守俊在朝会上闻讯，勃然大怒，指着顾炎成的鼻子斥道，“司法审判，乃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专权！千古不易！尔等议会，有何资格插手刑名？此乃僭越！是乱政！”
他的支持者们也纷纷附和，高喊“祖宗之法不可变”，“司法权柄岂容旁落”。
皇帝朱由校对此也深感棘手。他既不愿看到司法权被议会分走，但也清楚刑部此次审案确有瑕疵，若强行压制议会，恐激化矛盾。他再次采取了拖延策略，将议会的动议留中不发。
然而，议会此次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林川的授意下，陈子龙联合数十名议员，联名在《大明公报》上发表《司法公正与时代之辩》长文，系统阐述为何在新时代，涉及新产业、新技术的案件，需要更专业、更多元的审判视角，并尖锐质问：“若司法固守旧章，无视新生事物，其判决如何服众？司法之公正，又如何保障？”
同时，王贞仪带领格物院机械、力学的学士，出具了一份详细的“飞梭伤人事故技术分析报告”，用数据和图纸清晰地证明了此次事件纯属意外，并指出了工坊安全防护存在的可改进之处，但这与坊主是否“草菅人命”完全无关。
这份专业报告，经由《大明公报》刊发，在士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融一次意识到，审案原来还可以借助“格物”之学，这比单凭口供和道德推断，似乎更为可靠。
舆论开始转向。就连一些原本反对议会插手司法的清流，也开始思考，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传统的司法体系是否真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议会毫不退让的姿态下，皇帝和刑部最终做出了妥协。一道特旨下达：此案由刑部、大理寺主审，但需聘请格物院两位学士作为“技术咨议”旁听，并就专业问题提供意见；同时，允许议会派遣三名议员作为“观察员”列席，监督审判过程，但无表决权。
这并非议会想要的“特别仲裁庭”，但毕竟打破了司法审判由刑部一家垄断的局面，引入了专业知识和外部监督。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
最终，在格物院学士对飞梭机理的清晰阐述和议会观察员的注视下，刑部不得不采纳了“意外事件”的认定，赵德顺被判无罪，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和工坊安全整改责任。那份伪造的证词也被当庭戳穿，相关热受到了惩处。
赵德顺案了结了，但它所引发的“法司之争”却远未结束。旧势力虽然未能借此案达到目的，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对司法权的掌控。而议会，则通过这次博弈，成功地将触角伸入了司法领域，为将来更深入的司法制度改革，撕开了一道细微却至关重要的裂缝。新制度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次次对传统权力堡垒的叩击中，顽强地拓展着自己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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