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二十七年的初夏，南京城仿佛被置于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闷热难当。然而，比气更为沉闷压抑的，是紫禁城与议会大厦之间那无形却日益紧张的气氛。青山之讼血脉疑云所带来的纷扰尚未完全平息，一场更为根本、直指权力合法性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风暴，已在启帝朱由校的心中酝酿成形。
这场风暴的源头，并非某项具体的新政，而是一本薄薄的册子——由礼部下属、几位深受顾炎成等年轻官员影响的编修们撰写的《华夷新辨论》。此书旨在为日益频繁的海外通商、交流乃至未来的可能的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其中大胆提出：华夷之辨，在文明之高低，非血统之纯杂。习我华夏礼仪、制度、技艺者，虽金发碧眼，亦可渐化为华；固步自封、抗拒王化者，虽同宗同种，亦与蛮夷无异。 更引人侧目的是，书中隐约流露出一种观点：大明的优越性，并非来自虚无缥缈的，而是源于其不断进化的本身。
这本只在少数士大夫圈子流传的册子，被魏忠贤手下的东厂番子呈送到了御前。魏忠贤在旁看似无意地点评了一句：皇爷，如今这世道，有些读书饶心思，是越来越活络了。连祖宗传下来的都觉得不甚要紧，只怕…只怕将来眼里就更没有了。
这句话，如同毒刺，精准地扎进了启帝内心最敏涪最脆弱的地方。自登基以来，他虽享受着九五之尊的威严，却也深切地感受到权力正以一种他无法完全掌控的方式，悄然流向他处——流向那个吵吵嚷嚷的议会，流向那些手握新军兵权的将领，流向那些富可敌国的商贾，甚至流向格物院里那些摆弄奇技淫巧的。如今，连维系皇权神圣性的观，竟也受到了质疑？
数日后的大朝会，启帝一改往日略显倦怠的姿态，面色肃穆地抛出了一项震惊朝野的动议：为感念上眷顾，护佑大明国泰民安，他欲效仿上古圣王，在明年春季，于北京坛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祭大典。
陛下圣明！以魏忠贤为首的内侍集团及一众守旧派官员立刻山呼万岁，盛赞此乃尊崇道，稳固国本的英明之举。
然而，林川、徐承烈等人却从中嗅到了非同寻常的气息。如此规模的大典，势必耗费巨万，且仪式本身强调的正是皇帝作为与上沟通的独一无二的神圣角色，这无疑是对正在形成的、基于议会和法律的世俗权力体系的一次强力对冲。
陛下，林川出列，言辞恳切却立场坚定，祭以感念自然，反省自身，固是美德。然如今南北直道、新式学堂、边防守备在在需款，国库虽较前充盈，仍宜量入为出。且《礼记》有云，‘礼，与其奢也，宁俭’。臣以为，大典规模或可斟酌，心意到了即可。
林爱卿此言差矣！启帝罕见地直接打断了林川，语气带着一丝冷意，祭祀地，乃子职责所在，关乎国运民心，岂是银钱可以衡量？莫非在尔等心中，这煌煌命，还比不上一里之路，一间之学？
皇帝直接将问题拔高到了与孰轻孰重的高度，朝堂之上顿时鸦雀无声。
更激烈的冲突发生在预算审议上。当户部依据《预算法》将皇帝要求的大典预算草案提交议会审核时，遭到了经济委员会诸多议员的强烈质疑。议员们拿着沈万三提供的详细开支清单，逐项质询：为何需要铸造如此多的金银礼器？为何需要征发数万民夫修缮道路与祭坛？这笔巨额花销，对缓解江南工潮、改善流民安置有何助益？
消息传回宫内，启帝勃然大怒，将手中的玉镇尺摔得粉碎：他们竟敢…竟敢如此算计于朕！朕乃子！祭乃是朕与上之事，何须他们来指手画脚，锱铢必较！
皇爷息怒。魏忠贤心翼翼地拾起碎片，低声道，如今这议会，权势确是太大了些。连祭这样的大事都想揽过去，长此以往，只怕…只怕这大明，只知有议会，不知有陛下了。
与此同时，在民间和士林，关于与的争论也悄然兴起。支持议会者引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言，强调政府应以实务民生为重；守旧派则高举君权神授的旗帜，斥责对方数典忘祖，动摇国本。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士子聚集，辩论国之正统，在君还是在民的激烈场面。
面对皇帝近乎摊牌式的举动，林川深知此事已无法简单妥协。他在议会核心层会议上沉声道：此次争的，并非一场祭祀，而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是退回到依赖个人与意的旧路，还是坚持走在依靠制度与民力的新途。此乃原则之争，退让一步，则前功尽弃。
他定下策略：一方面，在预算上绝不松口，坚持审计与合理规模，以此向皇帝和下表明，即便皇权，也需在制度与财政纪律的约束之下；另一方面，则授意顾炎成等人，加大在舆论上对思想的宣扬，从学理上解构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
一时间，大明朝野上下，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祭大典，陷入了立国以来最深层次的思想与权力纷争。南京城的闷热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硝烟。这场与、与的正面碰撞，其结局将远远超越一场典礼的本身，它关乎着帝国的灵魂，将决定大明这艘巨轮，最终驶向何方。紫禁城的飞檐与议会大厦的穹顶，在夏日刺眼的阳光下，默默对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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