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新闸和镇江工坊区的成功，如同在沉寂的池塘中投入巨石，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江南乃至更远的地方。新式机械带来的巨大利益，驱使着无数仿制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祸根也由此埋下。
苏州，一家私人织坊仿制的飞梭织布机，因齿轮材质低劣、加工粗糙，在高速运行中突然崩裂，碎片四溅，当场重伤三名织工，现场惨不忍睹。
江西，一处码头模仿龙江关建造的吊臂，因承重结构计算错误，在起吊重物时轰然倾覆，连人带货物砸入江中，酿成重大人命和财产损失。
更普遍的是，市面上流通的所谓“凌云尺”、“工秤”等量具，尺寸、斤两已然不一，导致商贾纠纷不断。仿制的“星火钢”农具，硬度不足，轻易卷刃，农民怨声载道。
消息传回工院，郭衡忧心忡忡：“东翁，长此以往，恐‘格物’之名将为这些劣质仿品所累！各地机械规格不一，零件无法互换，维修困难，更可怕的是安全事故频发，必将引发民怨，授人以柄！”
李柱气得直捶桌子：“咱们的心血，被他们糟蹋成这样！还坏了咱们的名声！”
凌云看着各地报来的事故文书和劣质样品，面色凝重。他深知这是技术扩散初期的必然阵痛，但绝不能任其发展。他想起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标准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不能再仅仅靠我们工院一家制定内部标准了。”凌云肃然道，目光扫过核心成员，“必须将其上升为国家规制！为这新生的工业力量，立下普之下皆需遵循的‘规矩’！不仅要立‘技术之规’，还要立‘创新之护’！”
他决心推动两件事：制定颁布《大明工部格物诸器制造标准》 与 设立“匠作考功酬庸制”（专利制度的雏形）。
凌云的《请定格物诸器规制并立考功酬庸法疏》一经呈上，立刻在朝堂引发了比京口闸风波更为激烈的争论。这已不再是具体项目的得失，而是关乎国家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冲突。
徐理仿佛抓住了致命要害，在朱棣面前老泪纵横，痛心疾首：
“陛下！凌云此疏，包藏祸心，其志非！他这是要变千百年来‘百工自由，各逞其巧’之古训，以官法扼杀匠意！从此下工匠，只能依照他凌云制定的图样规矩行事，岂非断绝了技艺精进之路？此乃独夫之心，欲使下巧思尽归其门！”
他喘着气，继续猛攻：“更甚者，其所谓‘考功酬庸’，乃是公然鼓励逐利，将圣贤‘重义轻利’之教践踏于地！若匠人皆因利而藏私，技术如何流传？下为公之道何在？此例一开，人心败坏，国将不国！”
周御史等人更是言辞激烈，将凌云比作“欲挟技术以令下”的奸雄，称其标准是“新苛法”，专利是“与民争利之暴政”。
面对这汹涌的攻势，凌云深知必须从更高的道义和更实际的利益层面进行反驳。他出列，神色平静，但言语如刀：
“陛下，徐尚书所言‘百工自由’，敢问，自由到可以罔顾人命，造出夺人性命的劣质织机？自由到可以无视公平，使用混乱不堪的度量衡欺诈百姓？自由到可以因结构缺陷，让码头吊臂化作砸向漕船的灾殃？”
他连番质问，气势逼人。“下官所请之标准，非为扼杀，实为保障！保障工匠造出的器物坚固耐用，保障百姓使用的器具安全可靠，保障市场交易的度量公平诚信！此乃大仁大义，何来‘独夫’之？”
他转向“考功酬庸”：“圣人亦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匠人殚精竭虑，有所创制，惠及下，为何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若创制者心血被随意窃取，分文不得，还有谁愿倾力钻研？这‘酬庸’，酬的是鼓励创新之功，庸的是泽被下之劳！绝非为私利，而是为激励下巧思，汇聚成强国富民之洪流！这才是真正的下为公！”
朝堂之上，双方唇枪舌剑，引经据典，争论的核心已上升到“道”与“器”、“义”与“利”、“自由”与“秩序”的哲学与政治层面。支持凌云的务实派官员和勋贵，则从国家税收、军工质量、商业繁荣等实际利益出发，强调标准与专利的必要性。
朱棣高坐龙椅，听着双方的激辩，心中平再次摇摆。他欣赏标准带来的秩序与控制力，以及专利可能激发的创新活力，这符合他强化中央集权、打造强盛帝国的野心。但他也忌惮彻底激怒文官集团，动摇统治根基。
就在朝堂争论不休之际，“四海商会”的沈敬仁再次如幽灵般出现。他通过隐秘渠道向凌云传递信息，表示“四海商会”拥有遍布南北的商号网络和深厚的工匠资源，愿意全力协助推行工院标准，并可为“考功酬庸”的实施提供资金与渠道支持。
条件则是：希望在工院的标准制定委员会中拥影顾问”席位，并在某些特定领域（如船舶部件、海外材料鉴定）的标准制定上，拥有一定的“建议权”。
这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渗透策略。一旦让“四海商会”介入标准制定，他们就能凭借其庞大的商业和地下网络，极大地影响甚至操控未来大明工业的发展方向。
凌云断然拒绝了其深入参与核心标准制定的要求，但对其协助推广标准表示了有限度的欢迎，前提是必须完全遵循工院颁布的最终标准文本，并接受官府的监督。
沈敬仁似乎早有所料，淡然一笑：“侍郎规矩严明，沈某佩服。既如此，商会便先做这标准的忠实履行者吧。” 他转而开始利用其影响力，在其控制的船厂、工坊中，大肆按照工院的内部标准进行生产和改造，同时暗中收购符合标准的原材料，显然是想在标准正式颁布前，抢占市场先机，甚至试图成为“标准”最大的解释者和受益者。
朝堂争论持续月余，朱棣最终做出了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裁决，既体现了支持，也包含了限制：
1. 准予在工部下设“格物标准司”，由凌云兼任首任主事，负责编纂《大明工部格物诸器制造标准（试行）》。但该标准首先在官营造船、军器监、漕运相关机械及工院下属与合作工坊中强制执校民间匠作，鼓励而非强制遵循，但若因不遵此标准而引发重大事故或纠纷，官府将依此标准从严追究。
2. 暂不设立正式的“考功酬庸制”（专利），但由皇帝特旨，对“确有大利于国计民生之创制”，可由工部核查后奏请，给予创制者“特赐银币、旌表其门”的荣誉性奖励，并可优先考虑将其创制纳入官营体系或由朝廷赎买推广。
这是一个典型的妥协方案。它赋予了凌云在官方和合作体系内推行标准的权力，确立了标准的权威性，但暂时绕开了与“重义轻利”传统的正面冲突，也将更具革命性的专利制度，弱化为一种荣誉激励和行政选购。
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准”的概念，第一次以朝廷律令的形式，出现在了华夏大地的治理体系之郑凌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投入全部精力，组织格物院精英，借鉴平板电脑中残存的资料和大量实践数据，开始编撰第一部《大明格物标准（试行版）》。
数月后，一部装帧朴素的《大明格物标准（试行版）》由工部刊印，发往各相关衙署及合作工坊。内容虽还比较基础，主要涵盖了长度、重量、容积的基本单位定义与基准器图谱，几种常见螺纹、齿轮的规格和公差，钢铁材料的基础分类与性能要求，以及蒸汽锅炉、起重机械的安全底线规范。但它意味着，大明的工业发展，开始从无序的模仿和探索，走向有规可循、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工院与合作工坊率先全面执行新标准。很快，好处开始显现：来自不同工坊的零件可以顺利互换，维修效率大增；产品质量稳定性显着提高；协作生产成为可能。
然而，挑战依然巨大。民间仿制者仍在观望，甚至阳奉阴违。徐理等人虽然暂时沉默，但仍在暗中收集标准执行中的问题，准备下一次发难。“四海商会”则利用其商业网络，试图成为“标准”最大的民间推行者和既得利益者，甚至暗中资助一些工坊按照“标准”生产，与工院争夺市场和控制权。
凌云站在格物院新落成的“标准度量衡”陈列馆内，看着那些在特定环境下恒温恒湿保存的“尺”、“斤”、“升”原始基准器，心中感慨万千。这些冰冷的金属和玉石块，承载着的是秩序、理性与超越个体经验的公共准则。
他知道，让“规矩”行于下，远比造出蒸汽机要艰难得多。这不仅是技术的普及，更是观念的革命，是利益格局的彻底重塑。京口的成功是点燃了工业的火炬，而标准的制定，则是试图为这奔流的火焰修筑河道，引导其方向，控制其威力。
规矩已立，雏形初现。但这条河道能修多宽，多坚固，能否经受住旧有势力的冲击和新兴逐利者的侵蚀，将决定这片古老的土地，能否真正驾驭工业化的洪流，驶向辉煌的彼岸，还是会在混乱与冲突中迷失方向。考验，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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