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回京履职 谏诤风生
明道二年（1033）三月，汴京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躁动。垂帘听政十一载的刘太后薨逝，二十四岁的仁宗皇帝终于亲政。这场权力交替的涟漪，最先波及的便是官员任免。四月初八，一道加急驿书送达临安县衙，召吴育回京任太常丞、判三司户部勾院。消息传开，临安百姓在县衙前跪留三日，而汴京的权贵们则纷纷打探这个以铁腕治理地方的新进官员的底细。
吴育返京时，正值朝廷为陕西军费焦头烂额之际。西夏元昊虽未正式叛宋，但已在边境频频挑衅。三司使程琳奏请增加南方茶税以充军资，建议将东南茶课从年额四十万贯增至六十万贯。此议在朝堂引发激烈争论，宰相吕夷简持支持态度，认为“茶乃嗜食之物，微调无伤大体”。
五月十五夜，吴育在户部勾院的烛光下展开东南各路的茶课档案。他发现在圣年间，福建路建州北苑贡茶院已出现“园户伐茶为薪”的记载；两浙路更是“十室九空，逃徙相继”。更触目惊心的是淮南西路的报告：蕲门茶农为完税赋，竟将幼女卖给茶商为婢。
子时三刻，他铺开奏疏纸，写下《罢增茶税疏》：“臣闻治国如烹鲜，不可轻扰。今东南茶户已十室九空，若复重敛，犹抱薪救火...”文中详细列举圣以来茶税数据，指出若再增课，将导致 “园户逃散，茶山荒废”的恶果。最令人震动的是，他竟预判到“恐生变乱”——这话在十年后果真应验，当王安石推行榷茶法时，确实引发了江南茶农暴动。
翌日清晨，奏疏通过通进银台司直送御前。仁宗在垂拱殿召对时特别问及此事，吴育当场画出《茶课盈亏图》，直观展示税赋与民生的关系。年轻皇帝深受触动，次日便下诏：“茶课依旧，毋得妄增。”这道诏书被刻在汴京各衙门的示谕牌上，成为仁宗亲政后体恤民生的首个标志性政令。
在礼制争论中，吴育更显风骨。景佑元年（1034）六月，有司循旧例奏请为皇帝上尊号。这套自唐玄宗以来沿袭的仪式，本是无伤大雅的虚文，但此时下大旱，河南路已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七月大朝会，礼仪使捧着拟定的“景佑体膺道钦文聪武”尊号草案，等待百官附和。突然，吴育手持玉笏出班：“臣闻《春秋》记灾异一百二十二事，皆以警醒人君。今旱魃为虐，正宜修德弭灾，岂可崇虚名而受实祸？”这番话引经据典，直指要害。他进一步引用《汉书·文帝纪》中汉文帝拒受尊号的先例：“昔文帝曰朕之不德，何以称此，今陛下宜效法先贤。”
宰相吕夷简脸色骤变。这位三朝元老向来重视礼制，更将尊号仪式视为朝局稳定的象征。他当即反驳:“祖宗旧制，岂可轻废？”吴育却寸步不让：“周公制礼，本为治国。若礼制反成民害，不如更张！”这场争论持续两个时辰，最终仁宗宣布“姑待来年”。退朝时，吕夷简从吴育身边经过，冷冷抛下一句：“少年气盛，恐非福也。”
这场风波并未平息。次年元旦大朝会前夜，吕夷简再次推动尊号之事。吴育连夜撰写《谏上尊号第二疏》，其中写道： “今河北流民塞道，京东饿殍遍野，若此时受虚名而忘实祸，恐韶之和。”更厉害的是，他查出礼部筹备尊号仪式的预算竟需三十万贯，相当于万顷良田的赋税。
正月初一的紫宸殿，香烛辉煌。当司礼监正要宣读尊号诏书时，吴育突然举着奏疏高呼：“臣有本奏！”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当场展示各州府的灾情急报。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让端坐御榻的仁宗想起三年前吴育在临安赈灾的政绩，终于下旨：“罢受尊号，其费充赈灾之用。”
此事成为景佑初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史官在《仁宗实录》中特别记载：“景佑二年春正月壬子，帝从吴育言，罢受尊号。”而民间更是流传开“吴铁笏直谏，仁宗罢虚名”的佳话。更重要的是，这次谏争标志着以范仲淹、吴育为代表的少壮派官员开始崭露头角，为七年后的庆历新政埋下了伏笔。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吴育继续在财政领域展现锋芒。他改革三司稽核程序，创立 “四柱清册”法；整顿漕运积弊，追回被侵吞的漕粮五万石；更推动将内藏库的部分积蓄转入常平仓，以备灾年。这些扎实的政绩，使他成为朝中公认的能臣，也让他与吕夷简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
某日散朝后，仁宗特意留下吴育，指着殿前新柳感叹：“卿可知朕为何屡纳卿言？”不待回答便自答：“因卿凡事皆以民生为念。”这番话传入吕夷简耳中，老宰相在府中长叹：“吴育不死，吾辈无宁日矣！”
而此刻的吴育不会想到，这场关于尊号的争论，仅仅是他与保守派较量的序幕。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卷入更激烈的党争，甚至因此被贬出京。但历史终将证明，他在景佑年间的这些谏言，如同投入池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将一直荡漾到庆历新政的波澜壮阔之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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