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兄弟弑弟一案，因案情骇人听闻，加之凶手“已招供画押”，很快便审理完结，卷宗整理完毕，只需上报州府核准，便可定谳判决。按照《大清律例》，谋杀亲弟，属十恶不赦之重罪，兄弟二人几乎难逃斩决之刑。县城之内，人人议论，皆道林家不幸，出此孽子，亦有人私下对那惨死的新郎官和林老太爷表示同情。
吴县令自觉办了一桩大案，心情颇佳。然而，就在卷宗即将递交之际，却逢上级官府人事变动。原知府调任他处，一位新任姓陈的太守走马上任。
这位陈太守，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目光锐利，为官素有清正谨慎之名。他到任之后，并未急于烧那三把火，而是吩咐属下，将近期积压的重要案卷，尤其是已判死、流的重案卷宗，统统调来，要逐一亲自阅览复核。此乃他多年为官的习惯，深知人命关，不可不慎。
这一日，他便翻阅到了林氏兄弟弑弟一案的卷宗。起初，看到案由是“兄弟争产，谋杀亲弟”，他亦是眉头大皱，心生鄙夷。但随着细读供词、证物清单以及审讯记录，他敏锐的目光渐渐凝聚起来，眉头越锁越紧。
他发现了几处极为不合情理之处：
其一，作案时机。卷宗称兄弟二人趁林叔安大婚之日、宾客众多时下手。陈太守捋须沉吟：若要谋害亲弟，何时不可？为何偏偏要选在其毕婚大喜、亲朋齐集之时？此时府中人员杂乱，固然便于浑水摸鱼，但同样也极易被人察觉，风险极大。这不符合常人对谋杀时机的选择，显得过于仓促和冒险。
其二，作案地点。凶案发生地点竟是在林府后院的柴房？陈太守指尖点着卷宗上的地点描述：兄弟二人若要在自家府中杀人，何处不可？偏要选在一处可能有人经过的柴房？杀人之后，为何不选择更隐蔽的场所藏尸或移尸他处，反而就地将尸体草草掩埋在柴垛之下？这岂不是等着被人发现？此举未免太过蠢笨，不合逻辑。
其三，尸体处理。案卷记载，尸体在柴房藏匿数日后因腐臭被发现。陈太守沉吟：若真是兄弟二人蓄谋杀人，且是在自家熟悉的环境下，有数日时间，为何不趁夜将尸体转移出府，或寻更隐秘处深埋、沉塘，彻底毁灭罪证？反而任由其留在府中，最终败露？这于情于理，都不通。仿佛凶手当时极其匆忙慌乱，根本来不及细致处理后事。
其四，作案动机。卷宗强调兄弟争产为动机。但陈太守深知，大户人家争产常见，但为此便狠下杀手，尤其是采用勒毙这种需要近距离搏斗的方式，风险极高，极易留下痕迹，并非首选。且兄弟二人若真有此心，应谋定而后动，计划周详才是，怎会如此漏洞百出？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审讯过程。卷宗中对于兄弟二人如何被抓、如何审讯，记录颇为简略，只言其“初时狡赖，后用刑乃毡。陈太守为官多年，深知“刑讯逼供”之下，多少冤狱由此而生。再看那供状，细节模糊，语焉不详，多处与现场勘验情况存在难以自圆其之处，更像是受刑不过下的胡乱招认。
“此案大有蹊跷！”陈太守放下卷宗，面色凝重，对身旁的幕僚道，“仅凭父亲首告、平日不睦及刑求得来的口供便定此死罪，未免过于草率。其中疑点甚多，恐有冤情。”
幕僚迟疑道：“大人明鉴。只是此案已审结，凶手亦已画押，若贸然推翻重审，恐惹非议，亦对前任吴县令面上须不好看。”
陈太守正色道：“人命至重，岂可因顾及同僚颜面或惧怕非议，便明知有疑而故作不见？若真有冤屈，我辈为官者，岂非成了帮凶？此案必须重审！”
他当即下令：一、暂缓将此案卷宗上报刑部核准；二、将一干人犯、证热全部重新收监候审，没有他的手令，任何人不得提审；三、调取所有原始证物，他要亲自查验；四、发出告示，征集婚礼当日所有在场宾客、仆役，若有任何线索或可疑见闻，即刻上报官府，不得隐瞒。
太守府的命令迅速下达县衙。吴县令闻听，心中虽有些不快，但上官之命不可违，只得配合。消息传出，全县哗然。本以为已然尘埃落定的惊血案，竟再起波澜！
而仍在监牢中奄奄一息、绝望等死的林伯贤与林仲德，在听闻新任太守要重审此案的消息后，那早已死寂的心田中，终于又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般的希望之光。
真正的凶手张珅与婉娘，本以为已逃过一劫，正在暗自庆幸，闻此消息，则如同惊弓之鸟，刚刚放下的心又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惧与煎熬之郑
一场真相与冤屈的较量，即将在这位新上任的清明太守主持下，重新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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