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蹲在院墙角，手里攥着把生锈的螺丝刀，正对着一个拆开的旧收音机捣鼓。阳光斜斜地打在他背上，把影子拉得老长，落在旁边那个掉了漆的铁皮工具箱上。
工具箱敞着盖，里面码着各式工具：扳手、钳子、卷尺，还有几卷不同型号的电线，线头上沾着黑黢黢的油污。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是去年修邻居家电视机时记的线路图。
“王伯，您这收音机还能修好不？”路过的刘婶挎着菜篮问，“我家那台电风扇也转不动了，等您有空给瞅瞅？”
王伯头也没抬，用螺丝刀挑了挑收音机里的线圈：“不好，这零件老得掉渣了。你家风扇先搁着，等我把这玩意儿拆明白，就过去。”他着，从工具箱里摸出个毛刷，仔细扫掉收音机里的灰尘，“你看这焊点，都氧化成黑的了，得重新焊一遍才校”
刘婶放下菜篮，凑过来看了看：“您这工具箱比我家孩子岁数都大吧？”
王伯笑了，眼角堆起皱纹：“可不是，这箱子跟了我三十年，当年在供销社买的，花了我半个月工资。”他摩挲着工具箱的边缘，那里的红漆早就磨没了，露出银灰色的铁皮，边角却依旧厚实，“别看它旧，结实着呢。当年修生产队的拖拉机，全靠它装家伙事儿。”
正着，工具箱里的卷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滚到了墙根。王伯弯腰去捡，手指碰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摸出来一看，是枚生锈的铜顶针——是他老伴生前做针线活时用的，不知啥时候掉进了工具箱。
他捏着顶针看了会儿，又轻轻放回箱底，叹了口气：“老物件就是这样，用着用着就有了念想。”
收音机里突然“滋啦”响了一声，冒出串模糊的人声。王伯眼睛一亮，赶紧调整螺丝刀的角度：“成了！这老骨头还能出声！”
刘婶也乐了：“您这手艺真没的。”
王伯摆摆手，把收音机往工具箱里一放：“走，修风扇去。正好让你看看，我这老伙计（指工具箱）装着多少能耐。”他合上箱盖，拎起工具箱往刘婶家走，铁皮箱子碰撞着工具，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像在哼一首老调子。
晒谷场边的老榆树上，挂着把掉了漆的木尺，尺身上用红漆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最底下那道“0”线磨得快要看不清了，往上数第三道刻痕旁写着个歪歪扭扭的“明”字——那是三十年前，明娃子第一次跟着大人来晒谷，踮着脚在木尺上刻下的，要比一比今年的谷堆能不能高过这道线。
此刻，根叔正踩着木梯，用那把木尺量谷堆的高度。他眯着眼瞅准尺上的刻度，喊底下记漳周：“记好了，今年头茬谷堆，高三尺七寸，比去年多了两寸！”
周在本子上画个歪歪扭扭的谷堆，旁边标上“3.7尺”，忽然指着木尺问：“根叔，这尺上咋有这么多名字？‘兰’‘柱’‘宝’……个个都带个点？”
根叔从梯子上下来，摸了摸木尺上的刻痕，指腹蹭过那些被岁月磨平的字迹：“都是早年在这晒谷场干活的娃子。那年头收了谷，就按家里人头分，娃子们怕分少了，都在尺上刻自己名字，比着谁家庄稼长得高。”
他指着最上面那道刻痕，那里的字迹最深，旁边标着“5尺2”：“这是你柱子叔刻的，那年风调雨顺，谷子堆得跟山似的，他站在谷堆上喊‘明年要刻到6尺’，结果转年就下了场大雨，谷堆塌了半边，他蹲在泥里哭，把木尺往土里插，‘明年还来’。”
周顺着刻痕往下看，忽然发现有道刻痕比旁边的浅很多，名字也模糊：“这是谁的？咋这么浅？”
“是你玲姨的。”根叔声音低了些，“她那会儿害喜，弯不下腰，让我替她刻的，等娃生下来，带着娃一起来量。结果那年她生娃大出血，没挺过来……”他顿了顿，用袖子擦了擦木尺上的灰，“后来每年晒谷，我都替她把刻痕描深点，就当她还在这儿。”
话间，几个半大的娃子背着半篓新收的谷子跑过来，看见木尺就吵着要刻名字。根叔笑着从屋里找出把新凿子：“轻点凿，别把木尺凿穿了。”
最的娃子踮着脚，在“明”字上面一点凿了个浅痕，歪歪扭扭刻下自己的名：“我要超过柱子叔！”
根叔看着木尺上新旧交叠的刻痕，忽然想起年轻时听老人的话——日子就像这谷堆，一年年往上堆，刻痕深的是坎，浅的是甜，只要这木尺还在，就总有新的刻度往上添。
风卷着谷糠从晒谷场跑过，带着新米的清香，木尺在风里轻轻晃，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像一串被时光串起来的星子，亮闪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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