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三，起自公元643年（癸卯年）四月，止于公元645年（乙巳）五月，共二年二个月。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夏四月初一庚辰这，纥干承基向朝廷告发太子李承乾谋反。皇上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积，会同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一起审讯，太子谋反的事那是证据确凿。皇上就问身边大臣：“该咋处置李承乾呢？”大臣们都不敢吭声，这时候通事舍人来济站出来：“陛下要是能保住慈父的形象，让太子能平平安安过完这辈子，那就再好不过啦！”皇上听了他的建议。这个来济，是来护儿的儿子。
四月初六乙酉日，皇上下诏书，把太子李承乾废为平民，关在右领军府。皇上想饶汉王李元昌不死，大臣们却坚决反对，最后李元昌只能在家自杀，但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被赦免了。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这些参与谋反的人，全都被处死。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等人，因为没能及时劝阻太子，都被免官贬为平民。其他应该受牵连的人，皇上全都赦免了。詹事于志宁因为多次劝诫太子，只有他受到了慰问和勉励。皇上封纥干承基为佑川府折冲都尉，赐爵位平棘县公。
侯君集被抓之后，他女婿贺兰楚石又到皇宫，把侯君集参与谋反的事全了。皇上把侯君集叫来，对他：“我不想让那些刀笔吏来审问你，所以亲自问你。”侯君集一开始还不承认。皇上就把贺兰楚石的前因后果摆出来，又拿出他和李承乾来往的信件给他看，侯君集没话了，只能认罪。皇上又问身边大臣：“侯君集立过不少功，我想饶他一命，行不行啊？”大臣们都觉得不校皇上就对侯君集：“咱俩从此就永别啦！”着眼泪就下来了，侯君集也吓得直接瘫倒在地。最后侯君集在集市上被斩首。侯君集临刑前，对监刑的将军：“我侯君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以前在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跟着您，还帮您打下两个国家，求您留我一个儿子，好让我侯家能延续香火。”皇上听了，就赦免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不过把他们流放到岭南去了。抄侯君集家的时候，发现两个美人，据从只喝人奶，不吃别的东西。
以前啊，皇上让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就跟皇上：“李靖要造反啦！”皇上问为啥，侯君集：“李靖教我的都是些皮毛，精华的部分都藏着掖着，所以我觉得他要反。”皇上又去问李靖，李靖：“这是侯君集自己想造反吧。现在下都平定了，我教他的那些，足够对付四方的蛮夷了，可他还非要学我全部的本事，这不是想造反是啥！”江夏王李道宗曾经很淡定地跟皇上：“侯君集这人志向大但脑子不咋好使，就因为有点功劳，就觉得在房玄龄、李靖之下很丢人，虽然当了吏部尚书，还是不满意。依我看，他早晚会造反。”皇上：“以侯君集的才能，给他啥职位不行啊！我不是舍不得给他高官，只是觉得时机还没到，你可别瞎猜，乱怀疑人！”等到侯君集真的造反被杀，皇上才对李道宗：“还真被你中了！”
李安俨的父亲，九十多岁了，皇上挺可怜他，就赐给他几个奴婢照顾他生活。
太子李承乾犯了罪之后，魏王李泰每进宫伺候皇上，皇上当面就要立他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也在一旁劝皇上这么做。可长孙无忌却坚持要立晋王李治。皇上就跟大臣们：“昨青雀（李泰的名）扑我怀里：‘父皇，我今才真正感觉自己是您的儿子，就像重生了一样。我有个儿子，等我死的时候，一定为父皇杀了他，把皇位传给晋王。’人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我听他这么，心里挺心疼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赶紧：“陛下您这话可大错特错啦！您得仔细想想，千万别犯错啊！哪有皇上您去世后，魏王当了皇帝，还肯杀了自己的亲儿子，把皇位传给晋王的道理！之前陛下您先立了李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给魏王的礼遇超过了李承乾，这才酿成今的大祸。这事儿刚过去不久，就是个现成的教训啊。陛下要是现在立魏王为太子，得先安排好晋王，才能保证晋王的安全。”皇上听了，流着泪：“我做不到啊！”完就起身回宫了。魏王李泰怕皇上立晋王李治，就跑去跟李治：“你和李元昌关系不错，现在李元昌出事了，你就不担心吗？”李治听了，心里害怕，脸上就表现出来了。皇上觉得奇怪，多次问他为啥，李治就把李泰的话告诉了皇上。皇上听了心里一沉，这才后悔之前要立李泰的话。皇上当面质问李承乾，李承乾：“我已经是太子了，还有啥可求的！就是因为被李泰算计，我才和大臣们商量怎么自保，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就教唆我做了这些不合法的事。要是现在李泰当了太子，那我和晋王可就都完了。”
李承乾被废之后，皇上到两仪殿，大臣们都退出去了，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积、褚遂良，皇上对他们：“我这三个儿子一个弟弟，居然都做出这种事，我心里真是烦死了！”着就往床上扑，长孙无忌他们赶紧上前抱住皇上。皇上又抽出佩刀要自杀，褚遂良眼疾手快，把刀夺下来递给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他们就问皇上有啥想法，皇上：“我想立晋王为太子。”长孙无忌：“谨遵陛下诏令！要是有人敢反对，我就杀了他！”皇上对李治：“你舅舅都答应你了，还不赶紧拜谢。”李治就赶紧拜谢。皇上又问长孙无忌他们：“你们和我想法一致，不知道外面大臣们咋看呢？”他们回答：“晋王仁慈孝顺，下人早就心向他了。陛下您要是不信，可以召集百官问问，要是有不同意的，我们甘愿以死谢罪。”皇上就来到太极殿，召集文武六品以上官员，：“李承乾叛逆，李泰也很凶险，他俩都不能立为太子。我想在其他儿子里选个继承人，你们觉得谁合适，都明吧。”众人都欢呼：“晋王仁慈孝顺，应该立为太子。”皇上很高兴。当，李泰带着一百多个骑兵到永安门，皇上命令守门的人把他的骑兵都打发走，只把李泰带进肃章门，关在北苑。四月初七丙戌日，皇上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还登上承门楼，宣布大赦下，让老百姓狂欢三。皇上对身边大臣：“我要是立李泰为太子，那就等于告诉大家太子之位可以靠算计得到。从今往后，要是太子品行不端，藩王又觊觎太子之位，那就两个都废了。把这规矩传给子孙后代，让它成为永远的法则。要是立李泰，李承乾和李治都没法保全；立李治，李承乾和李泰都能平安无事。”
司马光：唐太宗没把皇位私自传给自己宠爱的儿子，从而杜绝了祸乱的根源，这可以是很有远见啦！
四月初八丁亥日，任命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以前，长广公主先嫁给赵慈景，生了赵节。赵慈景死后，长广公主又嫁给杨师道。杨师道和长孙无忌等人一起审讯李承乾谋反案的时候，偷偷给赵节开脱，结果因此受到责备。皇上到长广公主那里，公主把头往地上撞，哭着为儿子的罪行请罪，皇上也哭着回拜：“奖赏不避开仇人，惩罚不偏袒亲戚，这是下最公正的道理，我不敢违背，所以只能辜负姐姐您了。”
四月初十己丑日，皇上下诏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积为詹事，萧瑀、李世积都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官职就是从这时开始有的。又任命左卫大将军李大亮兼任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积曾经得了重病，药方上要用胡须烧成的灰才能治好。皇上听后，就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配药。李世积感动得磕头磕得额头都出血了，哭着感谢皇上。皇上：“我这是为了国家，又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你谢啥呀！”还有一次，李世积陪皇上吃饭，皇上很平静地对他：“我想找个能托付后事，照顾幼主的大臣，想来想去没人比你更合适。你之前没有辜负李密，难道还会辜负我吗！”李世积听了，感动得哭了，咬着手指都出血了，然后喝得酩酊大醉。皇上见状，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盖上。
【内核解读】
贞观十七年储位风波：权力、人性与治世的清醒剂
这段史料堪称初唐政治的“浓缩切片”，既藏着贞观之治的制度韧性，也露着帝王家的人性褶皱，更折射出古代储君制度的核心困境，放在今看仍有强烈的现实镜鉴意义。
唐太宗：从“偏爱”到“权衡”，君主的“社稷优先”觉醒
唐太宗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最难得的不是“平叛”的果决，而是“纠错”的清醒。起初他对魏王李泰的过度宠爱，早已打破“太子为尊、藩王守矩”的政治平衡——给李泰的礼制规格超过太子李承乾，本质是用个人偏爱挑战制度秩序，这才让李承乾因“恐被废”而铤而走险，让李泰因“见可图”而滋生野心。
但当危机爆发后，他没有陷入“父慈”与“君威”的偏执：对谋反的李承乾，采纳来济建议“免死幽禁”，守住了“不杀子”的人伦底线；对曾立大功的侯君集，虽“泣下诀别”，却仍依法处斩，同时保全其妻儿，做到“恩威不失”；最关键的是放弃李泰——当褚遂良点破“魏王若继位，必不会杀子传晋王”的谎言，当李承乾直言“我反皆因泰所逼”，他终于跳出“爱哪子立哪子”的私念，选择“立李治能保承乾、泰两全”的方案，甚至定下“太子失道、藩王窥伺则两弃之”的祖制，真正践行了“下大器不私所爱”的治世逻辑。
侯君集之死：功臣“失衡”的悲剧，也是制度“预警”
侯君集的结局，是“功高盖主易骄，志大才疏招祸”的典型。他有平定高昌的实打实功绩，却因“耻居房玄龄、李靖之下”而心态扭曲——诬告李靖“藏兵法精髓”，本质是自己想掌握“足以反制朝廷”的兵权；参与太子谋反，更是错把“不满仕途”转化为“颠覆皇权”的冒险。
但这段记载也藏着细节的温度：唐太宗亲自审问，一句“不欲令刀笔吏辱公”，藏着对老部下的最后体面；侯君集临刑求“保一子奉祭祀”，唐太宗最终应允，避免了“诛灭全族”的酷烈。更值得深思的是李靖、李道宗的“先见之明”——李靖“君集求尽我术，非反何？”，李道宗言“其志大智，必为乱”，唐太宗起初“不愿猜贰”，事后却向李道宗认错，这既体现了贞观朝“君臣不疑”的政风，也暴露鳞王“识人难”的永恒困境：对功臣的信任与对隐患的警惕，永远需要精准平衡。
储位之争：古代“家下”的死结，贞观政风的“试金石”
这场风波的本质，是“家下”制度下“权力继潮的然矛盾——太子是“国之储君”，却也是皇帝的儿子；藩王是“皇室血脉”，却也是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唐太宗的失误，在于前期没守住“制度高于亲情”的边界，而他的高明，在于后期用“制度补漏”化解了危机。
更亮眼的是贞观朝的“谏臣风骨”：褚遂良敢当面反驳唐太宗“立泰”的念头，直言“陛下言大失”；于志宁因“数谏太子”独受嘉奖，张玄素等因“不能谏争”被免官——这背后是“君有过则臣敢谏”的政治生态，也是“储君教育失职则臣担责”的制度意识。就连长广公主为子赵节求情时，唐太宗那句“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更是把“公权不徇私情”的治世原则，落到了“得罪亲姊”的具体选择上，这正是贞观之治能成为“治世标杆”的核心原因。
尾声：一场危机的“遗产”
这场风波最终以李治被立为太子落幕，虽为后来武则掌权埋下伏笔，但就当时而言，它守住了贞观朝的政治稳定，更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对君主，是“私爱需让位于社稷”的决策准则；对制度，是“储位秩序不可乱”的祖制警示；对君臣，是“敢谏、能听、善改”的互动范本。
千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最动饶，不是“帝王平叛”的爽感，而是困境中君臣、父子对“人伦”与“制度”的艰难平衡——唐太宗会因儿子反目而“自投于床、欲抽刀自刺”，显露帝王的脆弱；也会因“社稷为重”而克制私念，展现君主的担当。这种“神性”与“人性”的交织，让贞观之治不止是冰冷的制度典范，更是有温度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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