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癸丑年）
春，正月壬子日，皇上祭祀感生帝。
壬戌日，皇上出行到岐州。二月丙午日，下诏在岐州北面营建仁寿宫，让杨素监督工程。杨素上奏推荐前莱州刺史宇文恺代理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担任土木监。于是铲平山丘、填平山谷来建造宫殿，高台楼阁，连绵相接。工程役使十分严苛急切，很多民夫累死，疲惫不堪的民夫倒地后，就被推进坑洼，再用土石掩埋，就这样筑成了平地。死去的人数以万计。
丁亥日，皇上从岐州返回。
己卯日，封皇孙杨暕为豫章王。杨暕是杨广的儿子。
丁酉日，下令：“私人不得收藏谶纬、图谶之类的书籍。”
秋，七月戊辰日是月底，出现日食。
这一年，皇上命令礼部尚书牛弘等人讨论明堂的建造制度。宇文恺献上明堂的木制模型，皇上让有关部门在安业里规划土地，准备建造明堂；但各位儒生意见不一，讨论了很久也没结果，最后只好作罢。
皇上灭掉陈国后，把陈叔宝的屏风赐给了突厥的大义公主。公主因为自己的国家覆灭，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她在屏风上题诗，借叙述陈国灭亡来抒发自己的感慨。皇上听后很厌恶她，对她的赏赐和礼遇也逐渐减少。彭公刘昶之前娶了北周公主，逃亡在外的杨钦逃到突厥，谎称刘昶想和他的妻子一起作乱攻打隋朝，派杨钦来秘密告知大义公主，让她发兵骚扰边境。都蓝可汗信以为真，就不再履行进贡的职责，给隋朝边境造成不少麻烦。皇上派车骑将军长孙晟出使突厥，暗中观察情况。公主见到长孙晟，言辞傲慢无礼，还派她的心腹胡人安遂迦和杨钦商议，煽动迷惑都蓝可汗。长孙晟回到京城，把情况详细报告给皇上。皇上又派长孙晟去索要杨钦，都蓝可汗不给，：“检查过我的宾客，没有这样的人。”长孙晟就贿赂都蓝可汗的高官，得知了杨钦的藏身之处。夜里，长孙晟带人将杨钦抓获，拿给都蓝可汗看，还趁机揭发了公主的一些私事，突厥人都觉得这是极大的耻辱。都蓝可汗抓住安遂迦等人，一并交给了长孙晟。皇上十分高兴，给长孙晟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派他出使突厥，去废掉大义公主。内史侍郎裴矩请求去劝都蓝可汗，让他杀掉大义公主。当时处罗侯的儿子染干，号称突利可汗，居住在北方，派使者来求婚，皇上让裴矩告诉使者：“只有杀掉大义公主，才答应婚事。”突利可汗又在都蓝可汗面前大义公主的坏话，都蓝可汗因此发怒，杀掉了公主，再次上表请求通婚，朝廷商议准备答应他。长孙晟：“我看雍虞闾（都蓝可汗）这人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只是因为和玷厥有矛盾，所以才想依靠我们国家。就算和他通婚，他最终还是会背叛。现在如果他娶了公主，凭借公主的威望，玷厥、染干肯定会受他驱使。他强大后再反叛，以后恐怕就难以对付了。而染干是处罗侯的儿子，向来对我们真诚，至今已经两代如此。之前他也请求通婚，不如答应他，招他向南迁徙。他兵力少势力弱，容易安抚驯服，可以让他抵御雍虞闾，成为我们边境的屏障。”皇上：“好。”又派长孙晟去慰问开导染干，答应他可以娶公主。
牛弘让协律郎范阳人祖孝孙等人参与修订雅乐，祖孝孙从陈朝阳山太守毛爽那里学习了京房的律学方法，用律管飞灰的方法验证，每个月都能应验。又从每律生出五音，十二律就产生六十音，再乘以六，得到三百六十音，对应一年的数，再配上七音，这样旋相为宫的方法就得以彰显。牛弘等人于是上奏请求重新使用旋宫法，皇上还记得何妥之前的话，在牛弘的奏章上批示，不允许采用旋宫法，只使用黄钟一宫。于是牛弘等人又上奏，迎合皇上的心意，把前代的金石乐器都销毁，以平息不同的意见。牛弘等人还创作了武舞，用来象征隋朝的功德；在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时用一个调，迎接节气时用五个调。原来的乐工渐渐离世，其余的声律，也都没人能精通了。
【内核解读】
开皇十三年的隋朝，在帝王意志与时代洪流的交织中，展现出一幅复杂而矛盾的历史图景。
仁寿宫的营建堪称封建皇权扩张的典型标本。杨素以 “夷山堙谷” 的气魄改造自然，却以 “丁夫多死，推填坑坎” 的残酷代价铺就宫殿地基。这种将人命视作建筑材料的工程模式，暴露了专制皇权下效率优先的治理逻辑 —— 为满足帝王的巡幸需求，数万劳力的生命被轻贱地量化为工程进度。当 “覆以土石” 的操作将死亡痕迹彻底掩埋时，也为隋朝的统治埋下了民怨的隐患。
文化管控的举措呈现出双重面相。“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 的禁令，本质是对民间思想传播的制度化约束。这类预言文献在乱世中常被用作改朝换代的舆论工具，隋朝的禁止令既是对前朝经验的借鉴，也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必然选择。然而明堂制度的议而不决，则暴露了大一统王朝在礼制重建中的困境 —— 儒家学者的分歧不仅是学术争议，更折射出不同政治派系对权力象征体系的争夺。宇文恺的木样最终让位于 “久之不决” 的僵局，暗示着制度创新在保守势力面前的妥协。
对突厥的外交博弈堪称古代地缘政治的经典案例。隋朝巧妙利用突厥内部的权力分化，通过 “杀公主乃许婚” 的条件式联姻，将大义公主的性命转化为外交筹码。长孙晟的策略展现了 “以夷制夷” 的智慧 —— 既利用都蓝可汗的多疑除掉心腹之患，又通过扶持染干可汗形成战略制衡。这种将婚姻、暗杀、间谍活动融为一体的外交手段，虽暂时稳定了北方边境，却也强化了游牧政权对中原王朝的不信任感，为后世的民族冲突埋下伏笔。
乐律改革的波折折射出艺术与政治的复杂纠缠。祖孝孙从毛爽习得的京房律法本可推动音乐体系的科学化，但其 “旋相为宫” 的先进理论却因隋文帝对何妥言论的记忆而被否决。这种因帝王个人偏好而中断的学术进程，揭示了封建时代文化发展的脆弱性 —— 当 “黄钟一宫” 的单一调式成为钦定标准，当 “前代金石并销毁之” 的极端措施被用来压制异议，音乐的艺术价值便彻底让位于政治象征功能。旧工凋零导致声律失传的结局，恰似整个王朝在文化专制下的隐喻：用暴力消除差异的同时，也扼杀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这一年的历史碎片拼凑出的，正是隋朝 “盛世” 表象下的真实肌理 —— 在疆域扩张与制度建设的光鲜背后，是民生的凋敝、思想的禁锢与文化的断裂。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共同指向一个本质问题：当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时，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往往伴随着对个体价值的吞噬，而这种吞噬最终将反噬整个统治体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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