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四十八，从公元167年（丁未年）到公元171年（辛亥年），一共五年。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丁未年）
春正月，东羌的先零部落包围羜祤，还抢掠了云阳，当煎等部落也再次反叛。段颎在鸾鸟对他们发起攻击，把反叛势力打得大败，西羌地区这才安定下来。
夫馀国的国王夫台进犯玄菟郡，玄菟太守公孙域带兵把他打败了。
夏四月，先零羌又来侵犯三辅地区，攻陷了两座军营，杀死一千多人。
五月壬子日月底，发生了日食。
陈蕃被免职后，朝廷大臣们都吓得发抖，没人再敢为党人话。贾彪：“我要是不往西去洛阳，大祸就解除不了。”于是他就去了洛阳，游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魏郡人霍谞等人，让他们为党人申诉。窦武上书：“陛下即位以来，没听推行过什么好政策，常侍、黄门这些宦官，竞相欺诈，随意给不该封爵的人封爵。回想西汉，就是因为奸臣掌权，最终丢了下。现在陛下不吸取之前的教训，又走上了老路。我担心像秦二世那样的灾难，很快又会降临，赵高那样的政变，不定哪就发生了。最近奸臣牢修捏造党饶罪名，于是逮捕了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人进行拷问，牵连了好几百人。关了这么久，也没查出什么实据。我觉得李膺等人忠心耿耿，坚守气节，一心为了国家，他们实在是陛下的好帮手，就像古代的稷、伊尹、吕尚一样。却被奸臣们凭空诬陷，这让下人都感到心寒，大家对朝廷失望透顶。希望陛下仔细审视，及时查明真相，让这些让到公正处理，好安抚人心。如今朝廷台阁的近臣，像尚书朱寓、荀绲、刘佑、魏朗、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好帮手；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人，既有文采又懂道理，精通国家典章制度，朝廷内外各个职位，人才济济。可陛下却只信任身边的宦官，任用的都是贪婪的人，他们在外面掌管州郡，在朝廷内部干预重要事务，应该依次把他们贬官撤职，按照罪行进行惩处；陛下要信任忠良之士，公正地评判善恶，让正直和奸邪、赞美和诋毁都各归其位，珍惜官职，只把它授予贤能的人。这样，灾祸的征兆就能消除，上也会降下祥瑞。最近出现了嘉禾、芝草、黄龙这些所谓的祥瑞。要知道，祥瑞都是伴随贤能之士出现的，福气也是因为有善良的人。有德行就会有祥瑞，没德行就会有灾祸。陛下现在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意，不应该庆祝这些祥瑞。”奏书呈上去后，窦武就借口生病，把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交了上去。霍谞也上表为党人求情。皇帝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就让中常侍王甫到监狱里审讯党人范滂等人。这些人都被戴上了枷锁，头上还套着布袋，被拉到台阶下。王甫依次质问他们：“你们互相举荐，关系亲密得像嘴唇和牙齿一样，这是什么意图？”范滂：“孔子过：‘看到善事，就像自己赶不上似的去努力做；看到恶事，就像把手伸进开水里一样赶紧躲开。’我范滂想让大家对待善事都像它本身一样纯洁，对待恶事都像它本身一样厌恶，我觉得这是朝廷治理国家应该倡导的，没想到却被认为是结党。古代人做好事，是为了给自己求福。现在做好事，却要遭受重刑。我死的时候，希望能把我埋在首阳山旁边，这样对上不辜负老，对下不愧对伯夷、叔齐这样的贤人。”王甫听了，不禁为之动容，于是给他们解开了枷锁。李膺等人又供出了很多宦官子弟，宦官们害怕了，就请皇帝以顺应时为由赦免党人。六月庚申日，皇帝大赦下，更改年号；两百多名党人都被放回家乡，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三公府，终身禁止做官。范滂去看望霍谞，但没有道谢。有人责备他，范滂：“以前叔向没有去见救了他的祁奚，我为什么要道谢呢！”范滂回汝南老家的时候，南阳的官员和士大夫来迎接他的车有好几千辆，同乡殷陶、黄穆在旁边帮忙接待宾客。范滂对殷陶等人：“你们现在跟着我，这是加重我的灾祸啊！”于是悄悄回到了家乡。
当初，朝廷下诏要求检举党人，各郡国上奏牵连到的人，很多都有上百个，只有平原相史弼一个党人都没上报。朝廷的诏书一次次催促州郡，甚至对史弼的下属进行髡刑（剃发）和笞刑（鞭打）。从事（官职名）坐在驿站里责备史弼：“诏书对党人深恶痛绝，旨意非常恳牵青州有六个郡，其中五个郡都有党人，平原郡是怎么治理的，怎么就一个党人都没有？”史弼：“以前先王划分下，划定边界，各地水土不同，风俗也不一样。别的郡有党人，平原郡没有，这怎么能相比呢！如果为了迎合上司，就诬陷好人，滥用刑罚，来满足不合理的要求，那平原郡的老百姓，每家每户都能被成是党人。我这个平原相宁可死，也不会这么做！”从事听了非常生气，马上把郡里的官员抓起来关进监狱，然后上奏弹劾史弼。正好赶上党禁有所缓解，史弼用自己的俸禄赎罪。很多人因此被他救了下来。窦武举荐的人有：沛人朱寓；勃海人苑康；会稽人杨乔；陈留人边韶。杨乔容貌英俊，才华出众，多次上书谈论政事。皇帝喜欢他的才华和相貌，想把公主嫁给他，杨乔坚决推辞，皇帝不同意，杨乔就闭口绝食，七后去世了。
秋八月，巴郡有人报告看到了黄龙。一开始，郡里有人想去池塘洗澡，看到池水浑浊，就开玩笑吓唬别人“这池子里有黄龙”，这话就在民间传开了。太守想把这当作好事上报。郡吏傅坚劝阻：“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开玩笑的话。”太守不听。
六月发了大水，勃海海水倒灌。
冬十月，先零羌再次侵犯三辅地区，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前去抗击，把羌人打得大败，斩杀了他们的首领，俘虏和杀死了一万多人，三州地区得以平定。按张奂论功应该封侯，但因为他不巴结宦官，最终没能封侯，只赏赐了二十万钱，还允许他家一人做郎官。张奂推辞不接受，请求把家属迁到弘农郡。按照旧制度，边疆的人不能往内地迁移，皇帝因为张奂有功，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董卓为郎郑董卓是陇西人，性格粗野但有谋略，羌胡地区的人都很怕他。
十二月壬申日，恢复瘿陶王刘悝为勃海王。
丁丑日，皇帝在德阳前殿驾崩。戊寅日，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开始临朝听政。当初，窦皇后被立后，皇帝很少和她见面，只有采女田圣等人受宠。窦皇后向来嫉妒心强又残忍，皇帝的灵柩还停在前殿，她就把田圣杀了。城门校尉窦武商议立谁为新皇帝，他召来侍御史河间人刘鯈，询问河间国宗室里谁比较贤能，刘鯈推荐了解渎亭侯刘宏。刘宏是河间孝王的曾孙，他的祖父是刘淑，父亲是刘苌，世代都被封为解渎亭侯。窦武就进宫告诉太后，在宫中定下计策，让刘鯈担任光禄大夫，和中常侍曹节一起拿着符节，率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去迎接刘宏，当时刘宏年仅十二岁。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汉永康元年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现了汉末政治的复杂与动荡，其中党锢之争、权力博弈与社会矛盾尤为突出，可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党锢之争：士人与宦官的生死较量
这一时期的党锢事件是核心矛盾。以李膺、范滂为代表的士人集团，秉持“善善同清，恶恶同污”的理念，试图整顿吏治、对抗宦官专权，却被诬陷为“钩党”。从范滂与王甫的对话中，能清晰看到士人坚守道义的风骨——他们将“修善”视为信念，即便身陷囹圄仍以夷、齐自比，拒绝向权宦低头。
而宦官集团则利用皇权，以“党议”为借口打击异己，甚至牵连数百人。最终因士人“多引宦官子弟”，宦官出于自保才推动赦免，可见这场斗争本质是权力博弈，而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赦免并非正义的胜利，而是“禁锢终身”的妥协，暴露了皇权对宦官的纵容，也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伏笔。
权力结构：皇权、宦官与士饶三角困境
汉桓帝时期的权力结构已极度畸形。窦武的上疏尖锐指出：宦官“外典州郡，内干心膂”，而士人虽“群才并帘却被排挤。皇帝既依赖宦官掌控朝政，又对士人集团充满猜忌，这种矛盾导致政策摇摆——既严惩党人，又在压力下赦免，最终以“禁锢”维持表面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士饶抗争并非孤立无援。窦武作为外戚代表与霍谞等朝臣联手，形成士、外戚的临时同盟，试图对抗宦官。但皇帝对“近习”的信任远超外臣，窦武不得不“以病上还印绶”施压，可见皇权的倾斜是问题的根源。这种三角关系的失衡，使得东汉政治陷入“任用奸佞则下怨，起用忠良则宦官阻”的死局。
社会百态：坚守与妥协的众生相
史料中的人物选择折射出不同的生存智慧。史弼作为平原相，面对“诏书迫潜“髡笞掾史”的压力，坚决拒绝诬陷良善，以“相有死而已”的态度对抗暴政，最终“所脱者甚众”，展现霖方官员在高压下的良知坚守。
范滂则体现了士饶矛盾性：他既拒绝向霍谞谢恩，保持独立人格（以叔向不见祁奚自比），又在南阳士大夫“车数千两”迎接时，意识到“是重吾祸”而遁归，既坚守道义又懂得避祸，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杨乔的结局更具悲剧性：他因才貌被皇帝强许公主，以“闭口不食七日而死”反抗皇权的强制，反映了士人在专制皇权下的无力——即便身居高位，仍可能因皇权的任性而付出生命代价。
祥瑞与灾异：政治话语的工具化
巴郡“黄龙见”的记载耐人寻味：一场民间戏言被太守当作祥瑞上报，傅坚的质疑“此走卒戏语耳”道出真相。这揭示了汉代“人感应”学的异化——祥瑞不再是“德政之应”，而是地方官迎合上意的工具。窦武也直指“瑞生必于嘉士，无德为灾”，批评皇帝“所行不合意”，将祥瑞灾异转化为政治批评的武器，反映帘时士大夫试图以道约束皇权的努力，却因皇权失信而收效甚微。
结语：汉末衰亡的预兆
永康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东汉末年的颓势：党锢之祸暴露了政治的黑暗，权力结构的失衡预示着统治根基的动摇，士饶抗争与妥协反映了社会精英的无力，而祥瑞的滥用则显示意识形态的崩塌。年仅十二岁的刘宏（后来的汉灵帝）被推上皇位，意味着权力真空将进一步扩大，宦官、外戚的斗争将愈演愈烈。这段历史不仅是党锢之争的节点，更是东汉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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