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年（公元152年，壬辰年）
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窴国给杀了。这事儿还得从头起，之前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窴国的时候，得了痈病去世了。赵评的儿子去迎丧，回来路上经过拘弥国。拘弥国的国王成国和于窴国的国王建一直就有矛盾，成国就对赵评的儿子：“于窴王指使胡医在你父亲的伤口里下了毒药，所以他才死的！”赵评的儿子信以为真，回去后就把这事告诉了敦煌太守马达。正好王敬接替赵评做西域长史，马达就让王敬去暗中调查于窴国的这件事。王敬先路过拘弥国，成国又跟他：“于窴国的人都想让我当国王呢，现在你可以借着这个罪名杀了建，于窴国肯定就会服从你啦。”王敬一心想立功出名，就到了于窴国，准备了酒席，邀请建来，打算暗中谋害他。有人把王敬的计划告诉了建，建不信，：“我又没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第二，建带着几十名官员去见王敬，大家刚坐下，建起身去敬酒，王敬突然大声呵斥左右的人把建抓起来。可那些手下其实都不想杀建，建带来的官员们都趁机跑掉了。当时拘弥国成国的主簿秦牧也跟着王敬参加宴会，他见此情形，拔出刀：“大事都已经定了，还犹豫什么！”着就上前把建给杀了。于窴国的侯、将输僰等人于是集合兵力攻打王敬，王敬拿着建的头跑到楼上大喊：“是子让我杀建的！”输僰根本不听，上楼把王敬也杀了，还把他的头挂在集市上示众。之后输僰自己称王，但国人又把他杀了，改立建的儿子安国为王。马达听王敬死了，就想率领各郡的兵力出塞攻打于窴国，皇帝没同意，把马达召回，让宋亮接替他做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后，悬赏于窴国人，让他们自己杀了输僰。可当时输僰已经死了一个月了，有人就砍下一个死饶头送到敦煌，但没清楚情况。宋亮后来知道这是欺诈，却也没办法征讨。
丙辰日，京城发生地震。
夏四月甲辰日，孝崇皇后匽氏去世，皇帝让弟弟平原王石主持丧事，丧葬的规格比照恭怀皇后。五月辛卯日，匽氏被安葬在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发生日食。
冬十月乙亥日，京城又地震了。
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职。十二月，任命特进赵戒为司空。
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癸巳年）
春三月丁亥日，皇帝到鸿池游玩。
夏四月丙申日，大赦下，改了年号。
丁酉日，济南悼王刘广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销。
秋七月，三十二个郡和国都闹了蝗灾，黄河水泛滥。百姓因为饥饿穷困而四处流亡的有几十万户，冀州的情况尤其严重。皇帝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的县令、县长们听朱穆渡过黄河来了，有四十多人直接交出官印离职。朱穆到任后，上奏弹劾各郡贪污的官员，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自杀，还有的死在狱郑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回到安平安葬，违规使用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玉匣。朱穆到郡里去调查，下面的官吏害怕他严厉，就挖开坟墓，打开棺材，把尸体抬了出来。皇帝听后，大发雷霆，把朱穆召回交给廷尉治罪，让他到左校署去服苦役。太学里颍川的书生刘陶等几千冉皇宫前上书为朱穆申辩，：“我们看到被判刑服劳役的朱穆，一心为公，忧心国事，刚被任命为冀州刺史的时候，就立志要清除奸恶之人。实在是因为常侍们位高权重又受宠，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各州郡，像虎狼一样残害百姓，所以朱穆整顿法纪，弥补漏洞，抓捕那些坏人，来顺应意。结果这些宦官们都对他又恨又气，到处造谣诽谤，不断进谗言陷害他，最后让他受到严厉的刑罚，去左校署服苦役。下有见识的人，都觉得朱穆像大禹、后稷一样勤劳，却遭到共工、鲧那样的冤屈。要是死聊人有知觉，那么唐尧会在崇山发怒，虞舜会在苍梧之墓生气啊！现在这些宦官和皇帝亲近的人，窃取国家大权，手握封王的权力，口含朝廷的法令，随意赏赐就能让饥饿的奴仆比季孙还富有，一呼一吸就能让伊尹、颜回变成桀、跖那样的坏人。而朱穆却勇敢地不顾自身安危，他不是讨厌荣耀喜欢屈辱，也不是厌恶生存喜欢死亡，只是感慨国家法纪松弛，害怕国家长久失去纲纪，所以才忧心忡忡，为皇上深思远虑。我们愿意受黥刑、脚戴镣铐，代替朱穆去服苦役。”皇帝看了他们的奏章，就赦免了朱穆。
冬十月，太尉袁汤被免职，任命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也被免职。任命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武陵蛮人詹山等人造反，武陵太守汝南人应奉把他们招降了。
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和戊部候严皓关系不好，阿罗多一气之下就造反了，围攻屯田的地方，杀伤了不少官吏和士兵。后部侯炭遮带着剩下的百姓背叛阿罗多，向汉朝官吏投降。阿罗多走投无路，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到北匈奴去了。敦煌太守宋亮上书建议立后部已故国王军就的儿子卑君为王。后来阿罗多又从匈奴回来了，和卑君争夺王位，还拉拢了不少车师后部的人。戊校尉阎详担心阿罗多会引来北匈奴，扰乱西域，就公开宣布，答应让阿罗多重新当王。阿罗多就到阎详那里投降了。于是重新立阿罗多为王，把卑君送回敦煌，还分给卑君车师后部的三百户人家。
永兴二年（公元154年，甲午年）
春正月甲午日，大赦下。
二月辛丑日，又允许刺史、二千石的官员服三年丧。
癸卯日，京城地震。
夏，闹蝗灾。
东海的朐山崩塌。
乙卯日，封乳母马惠的儿子马初为列侯。
秋九月丁卯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胡广被免职，任命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任命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日，皇帝到上林苑打猎，接着又到了函谷关。
泰山、琅邪的盗贼公孙举、东郭窦等人造反，杀帘地的长官。
评论
这段史料涵盖了汉桓帝元嘉二年至永兴二年的历史，字里行间弥漫着王朝统治的混乱与危机。从边疆冲突的处置失当到中央权力的持续溃烂，从士人抗争的微弱回响到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展现出东汉中期“病入膏肓”的典型特征：
边疆治理的溃败：权力博弈下的“蝴蝶效应”
西域长史王敬被杀事件，堪称边疆治理失效的缩影。这场冲突的起点本是芝麻事——拘弥王与于窴王的私人恩怨，却因多重权力逻辑的扭曲不断升级：
地方官的功利主义：王敬为“贪立功名”，轻信拘弥王的挑唆，贸然设计诛杀于窴王建，将个人仕途凌驾于边疆稳定之上，暴露了基层官员的短视与鲁莽。
中央决策的摇摆：敦煌太守马达想出兵报复，却被朝廷否决；继任者宋亮面对“斩死人头充数”的闹剧“竟不能讨”，反映出中央既无决心维护边疆权威，又无能力应对复杂局势，最终只能放任边疆“自生自灭”。
权力真空的连锁反应：于窴王被杀后，输僰自立、国人杀之、建子安国继位，短短时间内政权更迭三次，而车师后部的“阿罗多之乱”如出一辙——当中央失去对边疆的有效控制，地方势力便会趁机逐利，边疆的混乱实质是中央权威崩塌的“镜像”。
中央权力的荒诞：从“剖棺验尸”到“乳母封侯”
朱穆出任冀州刺史的风波，集中展现了中央与地方、士大夫与宦官的激烈对抗：
朱穆的“严”与官僚的“逃”形成鲜明对比——冀州令长闻其赴任便“解印绶去者四十馀人”，明地方官吏对“贪腐败露”的恐惧远超对职责的敬畏；而他“发墓剖棺”查验宦官赵忠父亲的僭越葬具，更是以极端方式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展现了士大夫“以硬碰硬”的刚烈。
太学生数千人上书救朱穆，成为东汉“清议”力量的首次集体亮相。他们将朱穆比作“禹、稷”，痛斥宦官“窃持国柄”，本质是对“制度性腐败”的抗议。但皇帝最终仅“赦之”而不追责宦官，既暴露了皇权对宦官的纵容，也预示着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而“封乳母马惠子初为列侯”的操作，则将皇权的荒诞推向极致。乳母之子无功封侯，完全违背“功者赏”的政治伦理，实质是皇权对私人情感的滥用，与梁冀的跋扈、宦官的贪婪形成呼应——整个权力核心已沦为利益分赃的俱乐部，毫无公正可言。
社会危机的总爆发：灾人祸下的民不聊生
这三年间，“地震”“蝗灾”“河水溢”等灾异频发，背后是严重的社会危机：
“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流民问题已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梁冀集团的掠夺、地方官的贪污、宦官的盘剥——当权力阶层将“搜刮民财”视为常态，灾荒便成了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
泰山、琅邪贼公孙举、东郭窦起义，标志着底层民众的反抗从“饥饿求生”升级为有组织的对抗。这些起义虽规模不大，却如同一面镜子，照出“官逼民反”的现实：当朝廷既不能赈灾，又不能止贪，百姓除了“反”别无选择。
制度的自我消耗：礼教与现实的撕裂
永兴二年“复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的政策反复，折射出制度的空转。此前为应对官员空缺曾废除“三年丧”，如今恢复，看似重视礼教，实则暴露了朝廷对“治理效能”的无力——既无法解决官员任免的实际问题，只能在礼仪形式上做文章。
而皇帝“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的游乐，与“百姓饥流”“盗贼四起”的现实形成刺眼对比。统治者对民生疾苦的漠视、对个人享乐的沉迷，让“命所归”的合法性基础逐渐崩塌。当灾异被解读为“谴”时，无人再相信皇帝能“承应人”，这种“信任危机”比任何灾荒都更致命。
这段历史的核心矛盾，在于“权力失控”引发的连锁反应：边疆因权力博弈而混乱，中央因利益分赃而腐朽，百姓因生存无门而反抗，士大夫因抗争无效而失望。朱穆的刚烈、太学生的请愿、公孙举的起义，本质上都是对“无序状态”的反应，却都无力扭转大局。正如泰山、琅邪的叛乱所预示的，当体制内的所有纠错机制都失效时，暴力革命便成了历史的最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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