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与北宋户籍制度的军事化重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基层控制革命
一、乱世前夜：保甲法推行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动因
北宋中期，“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与社会矛盾交织，形成积贫积弱的困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时期全国禁军数量已达82.6万，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而厢军虽达43万却“多老弱不任战”，边防对西夏、辽朝屡战屡败，内部则“盗贼充斥，州县不能制”。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虽仅持续66，却暴露出地方治安体系的崩溃——州县巡检司兵力分散，乡兵“平时则事稼穑，应募则苦训练”，既无力御敌，又因征调频繁加剧流民问题。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尖锐指出：“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而更严重的危机在于基层控制的松弛：“民不知畏，而奸邪易以妄作”。他认为，唯有将户籍管理与军事组织深度绑定，才能既解决“寇盗充斥”的治安难题，又通过“什伍相保”重构赋税征收的人口基础。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三司使韩绛奏报：“下户口岁增，而垦田日削，赋役不均，盖由版籍不明”，这一现状促使神宗朝变法将户籍整顿作为核心突破口。
二、什伍相维：保甲法的制度设计与户籍编织
（一）三级架构：从“保”到“都保”的户籍军事化编制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乡村户籍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保设保长，大保设大保长，都保设都保正与副保正，均由本地富户或武举人充任。以开封府畿县为例，每保需登记“主户、客户之丁口、畜产、田宅”，并绘制《保甲图》，详细标注每户位置、丁男数量及可充任保丁的人员（年二十至五十的健壮男子）。
这种编制突破了传统乡里制“以地分民”的模式，转向“以人统户”的军事化管理。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保长需“逐保轮差，巡警奸盗”，大保长每月需率保丁“夜聚晓散”进行军事训练，都保正则负责汇总户籍变动与保丁武艺考核。元丰年间，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奏报：“都保之内，凡主户客户，岁时同保，有逃亡、移徙，皆须申官，不申者连坐”，可见户籍流动被严格控制。
（二）连坐之法：治安功能与户籍管理的绑定
保甲法的核心在于“什伍连坐”制度：同保内若发生盗窃、杀人、放火等案件，知而不告者，同保人一并治罪；若能捕获盗贼，则按功赏钱。熙宁五年（1072年），卫州获嘉县保甲捕获“剧盗”李逢，朝廷赏保长绢十匹、钱五十贯，这种激励机制使普通编户成为国家治安网络的神经末梢。
更具革命性的是，保甲将“客户”（无地佃农）纳入户籍管理。此前，客户因流动性强常被排除在赋役体系外，而保甲法规定“客户虽无田产，若系自耕农赁佃，亦许附保”，需与主户共同承担治安责任。这一举措使国家控制的人口基数激增，据《长编》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保甲丁壮达693万，较变法前增加近两倍。
三、寓兵于农：保甲法对征兵制度的重构与实践
（一）保丁训练与正规军体系的衔接
王安石设想通过保甲训练，逐步取代冗弱的厢军，实现“兵农合一”。保甲法规定，每年农闲时，大保长需率保丁“集于县教场，阅试武艺”，由巡检司武官担任教练。训练内容包括弓弩、刀枪，考核优异者可升为“上保丁”，甚至补入禁军。元丰元年（1078年），开封府保丁考核中，1300人因“弓马娴熟”被选入龙卫军，这标志着保甲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体系。
这种“准军事化”管理使户籍档案兼具兵籍功能。都保正需每年造册上报保丁“武艺高低、身材壮弱”，州府据此确定征兵优先级。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苏辙弹劾保甲法时称：“州县乡村，保甲每一都保，簿籍有四：一曰户长，二曰保长，三曰都保正，四曰兵籍”，可见户籍与兵籍已深度融合。
（二）军费节省与财政逻辑的冲突
保甲法的另一目标是削减军费。据王安石计算，若全国保甲皆能胜任治安，可省厢军30万，每年节省军费约300万贯。熙宁七年（1074年），枢密院奏报：“河北、河东、陕西保甲，已能代巡检司捕盗，厢军可减十之三”。然而，保甲训练所需的兵器、粮草开支很快抵消了节省的军费——仅开封府每年训练保丁的费用就达20万贯，且保丁因训练耽误农时，导致“稼穑失时，田畴多荒”。
四、版籍更张：保甲法实施中的户籍数据重构与矛盾
（一）户籍核查与数据失真的博弈
为推行保甲，朝廷要求州县重新核查户籍，重点统计丁口与资产。熙宁四年（1071年），司农寺颁布《方田均税法》，与保甲法配套实施：以保为单位丈量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结合保甲户籍确定赋税额度。但地方官员为邀功，常虚报保丁数量与土地亩数，如虢州卢氏县将“客户虚作主户，老弱充作壮丁”，导致户籍数据严重失真。
更严重的是，保甲户籍成为地方摊派苛捐的工具。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浙东路州县借保甲之名，按保丁资产征收“保甲税”，甚至“计口敛钱，以供器械”，引发民怨。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奏报：“保甲之法，本以除盗，今乃使民敛钱，农民始苦”。
（二）主客户矛盾与社会控制的张力
保甲法将主户与客户强制编户，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宗族血缘纽带。在江南地区，大族常通过隐匿客户维持势力，而保甲法要求“客户附保，与主户同役”，导致“佃农恃保甲以抗地主，主户畏客户而不敢役”。绍兴年间，知平江府章谊奏称：“自保甲法行，佃户不输租者，主户不得发遣，盖保甲籍中佃户姓名与主户并列，遂敢抗法”，这种户籍身份的平等化动摇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基础。
五、争议与遗产：保甲法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深远影响
（一）新旧党争中的制度博弈
保甲法自推行起就面临激烈反对。司马光抨击：“保甲法使农民弃农桑，习兵器，是驱民为盗”；苏轼则称：“保丁终日训练，不得农作，愁怨叹嗟，流为盗贼”。元佑元年（1086年），高太后摄政后废除保甲法，但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又恢复，这种反复折射出制度本身的双刃剑效应——它虽强化了中央集权，却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后世基层控制的制度模板
尽管北宋灭亡后保甲法一度废弛，但其制度逻辑深刻影响了后世。明朝的里甲制与保甲制并行，“十户一甲，十甲一里”的编制明显继承自宋代保甲；清朝雍正年间推行的保甲制更明确规定：“户给印牌，书姓名丁口，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完全延续了王安石“什伍相保”的控制思路。甚至近代中国的户籍制度，仍能看到保甲法将“治安—赋役—军事”功能合一的影子。
结语：在控制与反抗中嬗变的户籍逻辑
王安石保甲法的本质，是通过户籍军事化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渗透。当编户齐民不再仅是赋税征收的对象，而成为准军事组织的细胞时，传统户籍制度完成了从“版籍登记”到“社会控制”的功能跃升。尽管该制度因执行偏差与时代局限最终未能挽救北宋危局，但其将户籍作为国家治理枢纽的思路，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里程碑——它既标志着中央集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新高度，也预示着户籍制度在近代化转型中必将面临的身份解放与权利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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