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紫禁城养心殿的明黄色幔帐缓缓落下，将御座后的区域与外廷隔开。年仅6岁的载淳身着龙袍，端坐在御座之上，神色懵懂地望着阶下叩拜的文武百官。帐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并肩而坐，透过帘隙审视着这场属于新帝的登基大典。随着“万岁”声浪响彻大殿，“同治”纪元正式开启，而“两宫垂帘听政”也由此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载淳作为咸丰帝奕詝的独子，他自出生起便被默认为皇储——咸丰六年（1856年），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诞下此子，咸丰帝喜不自胜，不仅晋封其为贵妃，更在御书房亲书“万年吉庆”四字悬于产房外（《清稗类钞·宫闱类》）。这种独一无二的嫡子身份，让他在咸丰帝驾崩后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继位阻力。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前，御笔朱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将“御赏”“同道堂”二印作为权力信物，奠定了幼主与太后共治的法理基础。即便肃顺等顾命大臣曾试图以“祖制无太后垂帘”为由架空两宫，也始终无法撼动载淳的正统地位。正如《清史稿·穆宗本纪》所载：“帝冲龄践阼，母后摄政，盖有定焉。”
辛酉政变后，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被废除，新帝年号“同治”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欣共同议定。这一年号看似平淡，实则蕴含深意：既可解读为“两宫太后共同治理”，亦可理解为“太后与皇帝同治下”，更暗含“君臣同治”的期许，巧妙平衡了各方权力诉求。
慈禧太后对这一年号的推行尤为上心。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元年正月初一，她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特别强调：“‘同治’二字，取同心同德、共济时艰之意。内外臣工，当体此心。”这番话既是对朝臣的告诫，也是对自身权力的宣示——在“同治”的名义下，她得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朝政。
养心殿东暖阁是垂帘听政的固定场所。据《清会典事例》记载，殿内陈设为：御座居中，铺黄缎坐垫；座后悬挂黄幔，高约丈余，宽数尺，将内外隔开；慈安与慈禧分坐幔后左右，前者居左（东），后者居右（西），与传统“左为尊”的礼制一致；皇帝则由太监引至御座就坐，面对奏事大臣。
听政流程严格而繁琐：每日卯时（清晨5-7点），军机大臣、各部堂官按品级排列于殿外等候；传召后，大臣至御座前跪奏，先叩拜皇帝，再转向幔后叩拜太后；奏事时需高声朗读奏折，重要事项需逐条解释；太后通过帘内太监传话，或直接发问，大臣跪着回应；最终决策以皇帝名义颁布，需加盖“御赏”“同道堂”二印方为有效。
这种模式下，年幼的载淳是象征性存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载：“皇帝常坐不住，有时会伸手去抓帘外的奏折，太后便在帘后轻声呵斥，他便立刻缩回手，茫然地望着大臣。”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两宫手中，其中慈禧因熟悉政务、思路清晰，逐渐成为决策的主导者，慈安则更多扮演“平衡者”角色。
为巩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与奕欣构建了新的权力三角：太后掌最终裁决权，奕欣掌行政执行权（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为核心），地方则倚重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督抚。这种架构既避免了权臣专擅（如肃顺），又吸纳了新兴政治力量，为平定太平国等内忧外患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清廷颁布《垂帘听政章程》，明确“各省奏折，均先呈两宫披览，再发军机大臣拟旨，然后请旨钤印”（《筹办夷务始末》），将太后的权力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奕欣被授予“议政王”头衔，食亲王双俸，其长女被接入宫中抚养，赐称“荣寿固伦公主”，以示恩宠。
这种“太后主政、亲王辅弼”的格局，在初期展现出协同效应。奕欣主导的洋务运动得以启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获得更多粮饷支持，朝廷与地方的配合较咸丰时期显着改善。正如学者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所言：“同治初年之政局，实乃晚清少有的稳定期，垂帘与议政王的配合，功不可没。”
然而，权力的平衡始终脆弱。随着载淳日渐长大，慈禧对奕欣的猜忌渐生，慈安的存在也成为她独揽大权的阻碍。“同治”的和谐表象下，新的权力博弈正在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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