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州城的科举考场外，23岁的洪秀全看着榜单，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落榜。这位来自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农家子弟，自16岁起便投身科举，却连最低阶的秀才都未曾考取。当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头，一位身着长衫的传教士递来一本薄薄的册子——《劝世良言》。彼时的洪秀全不会想到，这本由英国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基督教布道书，将彻底改写他的人生，更掀起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惊巨浪。
洪秀全（1814—1864）本名洪火秀，出生于花县福源水村一个客家农民家庭。客家先民因战乱南迁，在岭南形成独特社群，既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因身份特殊而多有抗争意识。洪秀全自幼“聪慧异常，七岁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太平国起义记》），家人对他寄予厚望，盼其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改变家境”。
然而，科举之路对洪秀全而言，是一场漫长的折磨。从16岁到31岁，他四次赴广州应试，均名落孙山。道光十七年（1837年）第三次落榜后，洪秀全“悲愤交加，一病不起”，高烧中竟出现离奇幻觉：他看见“一位金发皂袍的老者”赐他一把“斩妖剑”，命他“下凡除妖，拯救世人”；又有一中年男子与他并肩作战，自称是他的“兄长”。这场持续40多的“异梦”，成为他日后神化自我的重要依据。
病愈后，洪秀全依旧重拾书本，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第四次赴考，结果再次落第。这次失败彻底击碎了他的科举梦。回到家中，他偶然翻出七年前那本被束之高阁的《劝世良言》，“潜心研读，恍然大悟”：书中所讲的“上帝”，不正是梦中那位金发老者？“耶稣基督”便是梦中的“兄长”；而世间的贪官污吏、地主劣绅，皆是“妖魔”。他据此认定，自己是“上帝次子，耶稣之弟，受命下凡诛妖”。
这种认知的转变，本质上是传统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绝望后的思想突围。洪秀全将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农民“均贫富”的诉求与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教义杂糅，创造出一套独特的信仰体系。他砸毁家中的孔子牌位，宣称“孔孟之书，皆为妖言”，与传统儒学彻底决裂。
单凭个人感悟，难以成势。洪秀全的同乡冯云山（1815—1852），成为将信仰转化为组织力量的关键人物。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窗契友”，“自幼饱读诗书，却不屑科举，性喜结交下豪杰”（《桂平县志》）。他最早接受洪秀全的“拜上帝”之，两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结伴前往广西传教。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林密，民族杂居，向来是清廷统治的薄弱地区。当地“土客矛盾”尖锐（土着与客家争夺资源），加上官府盘剥、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洪秀全与冯云山先到贵县，后因“收效甚微”分道扬镳——洪秀全返回花县着书立，冯云山则深入桂平县紫荆山。
紫荆山是“万山丛薄，林菁茂密”的山区（《浔州府志》），聚居着大量以烧炭、耕山为生的贫苦农民。冯云山“脱下长衫，换上短褂，与烧炭工同吃同住”，白劳作，夜晚“以歌代言，宣讲拜上帝教义”。他编唱通俗易懂的歌谣：“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人亦世人”（《太平国歌谣集》），将抽象的信仰转化为底层民众能理解的语言。
在冯云山的努力下，紫荆山逐渐形成以烧炭工杨秀清、贫农萧朝贵为核心的信徒群体。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拜上帝会成员已达数千人。当洪秀全重返紫荆山时，看到“信徒云集，皆呼其为‘洪先生’”，才真正意识到冯云山已为他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洪秀全在花县期间，完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核心着作，系统阐述拜上帝教的教义：
- 上帝唯一论：宣称“皇上帝是唯一真神，耶稣是其长子，洪秀全是次子”，否定佛、道、儒及民间诸神，“凡不信上帝者，皆为妖魔”。
- 平等思想：提出“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抨击“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现实，主张建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大同社会。
- 诛妖使命：将清朝统治者称为“阎罗妖”，官吏、地主为“妖徒鬼卒”，号召信徒“奉诛妖，廓清中原”。
这些教义精准的反应底层民众的诉求，因疵到广泛响应。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率信徒捣毁紫荆山附近的“甘王庙”（当地供奉的邪神），引发与地方团练的冲突。冯云山被官府逮捕，关押于桂平监狱。
危机时刻，杨秀清（约1823—1856）挺身而出。这位“自幼失怙，以烧炭为业”的信徒，突然“跌坐于地，口吐白沫，作上帝附体状”，宣称“父下凡，教导众生”（《太平国野史》）。他以“父”名义稳定人心，筹措银两营救冯云山，成功化解危机。不久后，萧朝贵（约1820—1852）效仿杨秀清，自称“兄耶稣下凡”。
“父兄下凡”虽是应急之举，却意外强化了教会的神权结构：洪秀全为“上帝次子”，杨秀清代“父”发言，萧朝贵代“兄”发言，冯云山、韦昌辉（地主出身，捐钱助教）、石达开（客家富豪，文武双全）则为核心骨干。这种“神权+人事”的架构，既满足了信徒对“神迹”的崇拜，又整合了不同背景的力量，为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冯云山出狱后，拜上帝会与官府、团练的矛盾日益激化。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广西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野”，而官府“催租逼税，变本加厉”。洪秀全在紫荆山发布“团营”令，号召各地信徒“变卖田产，携家带口，齐聚金田”，准备起义。
各地信徒响应热烈：紫荆山的烧炭工“将多年积蓄悉数交出”，桂平的农民“扛着锄头扁担前来”，甚至有地会成员（如罗大纲）率部投奔。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金田村已聚集万余信徒，“编为男营、女营，日夜操练”，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武装力量。
清廷察觉后，派广西巡抚郑祖琛派兵镇压，却被“团营”武装击败。咸丰元年正月十一日（1851年2月11日），恰逢洪秀全38岁生日，他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国号“太平国”，自称“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起义爆发后，太平军“蓄发易服”（恢复汉家衣冠，不留辫子），以“奉诛妖”为旗帜，转战于桂平、武宣等地。他们发布《奉讨胡檄布四方谕》，历数清廷“剃发易服”“残害汉人”“搜刮民脂”三大罪状，呼吁“士农工商，各有生业，暂为妖官所迫，终难久居”（《太平国文书汇编》），得到更多民众响应。
从广州街头的失意秀才，到金田村的起义领袖，洪秀全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蜕变。拜上帝教既是他个饶精神信仰，也是晚清社会矛盾总爆发的产物。这场由信仰点燃的烈火，将沿着珠江、长江一路北上，烧毁腐朽的清王朝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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