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先祖曹锡远本是明末边将，后归降清廷，入正白旗包衣（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室或贵族的奴仆群体）。康熙朝时，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兼管两淮盐课，一时权倾东南。江宁织造虽为五品官，却因直接承办皇室绸盯采办贡品，成为皇帝在江南的“耳目”。曹寅母孙氏曾为康熙乳母，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帝王出行时停留暂住）曹家，可见恩宠之盛。
彼时的江宁织造府，正如《红楼梦》职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荣国府，是秦淮河边最耀眼的明珠。曹寅工诗善画，广交名士，府中藏书万卷，宴饮不断。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自幼在这“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长大，见惯了“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精致，也识得“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奢华。
然而，富贵终难长久。康熙晚年，曹家因多次接驾耗资巨靡，加上盐课亏空，早已债台高筑。雍正继位后，严查亏空，曹家首当其冲。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父亲曹頫（fu）被革职抄家，“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抄出镀金家伙、绸盯洋货等物”（《雍正朝起居注册》），全家被押解回京。此时曹雪芹年仅十三岁，一夜之间，从锦衣玉食的公子，沦为“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雪芹》）的寒士。
在黄叶村的茅屋里，曹雪芹常对着残灯回忆往昔：“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红楼梦》第一回）这里的“真事”，正是曹家从“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到“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全过程。他笔下的金陵十二钗，多有现实原型：林黛玉的敏感孤高，似曾映照江南才女的影子；薛宝钗的世故圆融，暗合官宦世家女子的生存智慧；而王熙凤的精明狠辣，更让人想起那些在家族兴衰中挣扎的管家妇。
《红楼梦》的创作，是曹雪芹对苦难的反抗。从乾隆初年开始，他在北京西郊“蓬牖茅椽（péng you máo chuán，用蓬草编的窗户，用茅草做的椽子，形容住所简陋），绳床瓦灶”的环境中，开始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着书生涯。
他常与好友敦敏、敦诚兄弟往来。敦敏在《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中写道：“不如着书黄叶村，日煮希夷（指清淡的饮食）饭一盂。”可见其生活清贫，却始终未辍笔耕。相传他创作时，常与一位被称为“脂砚斋”的评者互动——此人或为其亲友，熟悉曹家旧事，在批语中屡屡点出“真有是事”“此语犹在耳”。脂砚斋的评语，不仅是对文本的注解，更成了曹雪芹修改的重要参考。如庚辰本第二十二回，脂砚斋批曰：“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可知曹雪芹临终前仍在修改，全书并未完稿。
乾隆朝文字狱之酷，远超康雍。吕留良案（见第三十四章）后，“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成了文人常态。曹雪芹却偏要“借儿女之真情，发政治之感慨”，其勇气可想而知。他将官场腐败藏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将家族内斗隐于“抄检大观园”，将礼教虚伪写进“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字字皆有深意，却又“假语村言”，让人抓不住把柄。
这种“藏”与“露”的平衡，成就了《红楼梦》的独特魅力。正如戚蓼生（清代官员，《红楼梦》早期评点者）在序中所言：“吾闻绛树（古代传中的善歌女子）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即菊花）二牍，一咏史，一抒怀。其声其情，读者静言思之，俱可通也。”
《红楼梦》之所以不朽，在于它以一家写下，以人情映世情。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串联起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铺开了一幅乾隆盛世下的社会全景图。
在政治维度，它揭露了官僚体系的腐朽。贾雨村靠贾府势力复官，明知甄英莲（香菱）是恩人之女，却为讨好“四大家族”而“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第四回）。这种“护官符”现象，正是乾隆朝官场“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缩影。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曾奏报：“地方官往往瞻顾情面，畏避权势，以致案件拖延，冤屈难伸。”（《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一）与书中描写如出一辙。
在社会层面，它展现了阶级压迫的残酷。金陵十二钗中，晴雯“心比高，身为下贱”，最终被诬陷逐出贾府，含恨而死；香菱被拐卖为妾，受尽折磨，“平生遭际实堪伤”。这些丫鬟的命运，映照着清代奴婢制度的黑暗。据《大清律例》，奴婢“身家系于主家”，主人可随意买卖、责罚，甚至“过失杀奴婢，勿论”。曹雪芹对她们的同情，远超同时代文饶局限。
更深刻的是对人性的洞察。薛宝钗深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规范，却在诗社中展露才华；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却也影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正如王希廉（清代红学家）所言：“《红楼梦》写人，无一正派，无一反派，皆不过是平常人耳。”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让百年后的读者仍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名为《石头记》，每部售价数十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京城士大夫家中多有传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
但因其“大旨谈情”，又暗含对礼教的批判，很快引起官方警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西巡抚海成奏请禁毁“淫词”，虽未明提《红楼梦》，但此后抄本流传渐趋隐蔽。有记载称，某官宦家藏抄本，“阅至数卷，怒曰：‘此诲淫之书也！’遂付之火”（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尽管屡遭禁毁，《红楼梦》的传播却从未停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书商程伟元与文人高鹗将抄本整理刊刻，补写后四十回，定名《红楼梦》，是为“程甲本”；次年又修订刊邪程乙本”。这两个刻本的问世，让《红楼梦》从文人圈层走向民间，甚至传入宫郑据《清稗类钞》记载，慈禧太后“尤爱读之，累谕南书房供奉代为评点”。
而民间对《红楼梦》的痴迷，更催生出各种“红学”雏形。道光年间，张新之评点《红楼梦》，认为其“隐写《大学》《中庸》之道”；光绪年间，王梦阮提出“顺治帝与董鄂妃”。这些解读虽多穿凿，却足见此书影响之深。
曹雪芹离世，大约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年仅四十余岁。他未能看到自己的着作如何传遍下，更未料到它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问世的时代，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的拐点。表面上“康乾盛世”仍在延续，国库充盈，疆域辽阔；实则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思想禁锢。而书职盛筵必散”的感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恰似对这个王朝命阅预言。
百余年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价值，在其示人生之真相。”这种“真相”，既是曹家的兴衰史，也是乾隆盛世的另一面镜子——它照见了礼教的虚伪，照见了人性的挣扎，照见了所有繁华终将归于虚无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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